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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裂变:当市场力量挺进乡村秩序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国家繁荣之时市场会比较发达,而遇到政治不稳定且社会动乱的时候,市场也会被扼杀掉。市场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市场往往只是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实际上在农村地区,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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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收益低的经济形态,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农民个人与家属一起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属于个体劳动的性质。由于生产范围只限于家庭劳动力,以全家力所能及的耕种面积为限度,一般经营规模较小。乡村的农民除盐铁之外,一般不必外求,生活比较稳定,一辈子不和外界来往也可以生活。安土重迁,知足长乐,所以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与外界交流较少,缺乏竞争意识,思维模式单一。缺乏市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塑造了相对封闭、稳定的市场秩序,而当这种经济形式被改变的时候,乡村社会秩序何去何从就成为一个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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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村是一个坐落在中国东部的小村子,同分散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个村落一样,安村显然具有它们共有的一些时代性的特征:农业经济遭遇困境、市场经济侵蚀农村、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同时又具有自己因为毗邻城市而具有的特点:出现征地拆迁、产业调整等。这种特征既是乡村自身逻辑发展的延续,也是城镇化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而这些特征的交会融合促成了乡村秩序之变。在安村的耕地被征用之后,土地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色与身份参与到了新一轮完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其中所呈现出的个体角色的变化、伦理价值的变化等,都将市场力量的“剥离”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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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角色的变化:人与生产的剥离

在传统的农耕经济生产过程中,人(劳动者)无疑占据着整个舞台的核心位置。一方面,他向国家、向集体承包土地,是自负盈亏的责任主体;另一方面,他要选择合适的农作物种类,播种、施肥、除草、杀虫、收获,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实施者、控制者、评判者和获益者。他忙忙碌碌,不停不歇地在田间地头穿梭;他面朝黄土背朝天,脖子上搭着的擦汗的毛巾和被骄阳炙烤得色彩愈发浓重的影子成为他最显著的标识;即使收获了以后他也不能喘息片刻,还要承担粗加工的工作,然后精打细算地考虑怎样分配收成,怎样把收成换成生活的实惠。劳动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处于核心的位置。同时,也正是劳动者所从事的生产工作构成了个人社会方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如鲍曼所说:“工作是主要的定位点,所有其他的生活追求都可以依据这个点作出计划和安排。”(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正是因为从事农业生产赋予他们“农民”身份,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才得以围绕这个主轴合理地铺陈开来。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传统的农耕经济中人和生产都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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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的土地经济则表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对于它所产出的直接产品——城市空间来讲是没有所谓的劳动者的生产位置的。城市空间的硬件,从铺路到盖楼,都是由专门的工程公司来做;而城市空间的各种功能得以发挥,其作为空间的整体得以运转所依赖的并不是特定的劳动者,而是流动的消费者。他们在街边闲逛、溜达,在商店里休闲、挑选商品,在娱乐场所打发空闲时光。他们可能是附近工厂、企业的员工,或是机关、机构的办事人员,但是当他们在这里通过消费获得自我认同的时候,这些工作质的区别也都被化约为收入的量的区别了。对于新土地经济而言,过去的劳动者在这里更多地是成为一种累赘,一种想要摆脱而不得的包袱:他们的安置工作需要耗费额外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只能是一种消费。

对于新土地经济中土地作为“生产工具”,作为发生在经济开发区另一侧的工厂与企业里真正的生产过程的辅助与附庸,它的运行逻辑依然表现出人与生产的剥离。生产的完成有赖于“弹性劳动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劳动者”或者是“人”。“所谓弹性,指的是更加具有适用性、可塑性,逆来顺受不知反抗,即使看上去有些悖论,但是他们的灵活性与活动性必须被剥夺。”(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这是一种身体政治的观点。如韦伯所说,“每个人都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而且,他一旦意识到这点,就会努力成为一个更大一点的齿轮”,因为“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福柯《规训与惩罚》)。这个生产过程不再需要个体劳动者去精心策划和安排,它需要的只是配合机械化生产的某些机械化的环节;新土地经济土地要素所辅助的这种生产想要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去个性化的人、具有实用性的身体、被商品化的劳动力。在这点上,新土地经济是迥异于传统的土地经济的,从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到被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新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如果要重新投入到原有的土地中去的时候,他则必须是更加规制化的,服从一种更大系统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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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的变化:人与空间的剥离

劳动者与生产过程的剥离也意味着劳动者与空间的剥离。这种表达会显得有些玄妙,大概是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悖论式的表达。从一般意义上看,生产的扩大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也意味着一个地方,或者说某个空间范围内对人口的容纳能力的提高。又怎么能说这是人与空间的剥离呢?大概是因为这里涉及一个看似简单但含义复杂的概念:空间。福柯说,我们的纪元将会是一个空间的纪元。列菲伏尔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

传统农耕经济的生产作为一种“空间中的生产”,其生产过程与劳动者个人是不可分离的。那么同时作为生产过程的载体,即土地和空间与人也是紧密相联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承包到户从政策层面上在人和土地之间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这种联系还通过一种日常生活实践得以展开,田间地头不是简单的同质化的空间和土地,而是“我家的”,有时甚至可能因为田地的边界问题会引起村民的纠纷;晒谷子的院子和储存粮食的仓库也都是“我家的”,即使是可能被用来晾晒粮食的门前空地,或是往返于家中和田埂的小路也都因为地缘和熟悉的程度被涂上了厚重的个人色彩。这种空间中的生产,其空间是写满了个人的价值与意义的空间,而个人也只有在其熟悉的空间里才能安于生产和生活。

在新土地经济的模式中,土地与空间参与到市场力量中的运作逻辑是一种去个人化的逻辑。身体政治框架中被需求的是同质化的、被商品化的劳动力而非活生生的人。任何的个体化色彩的个性因素都可能成为抵抗和不驯顺的来源,给市场力量的运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于自由贸易规则无限制和不可阻挡的传播,尤其是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地摆脱了政治的控制。劳动力资源需求方的灵活性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向更绿的芳草地进军,把撒满了最后一个营地的垃圾废物统统留给被抛在身后的地方人来清理。它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漠视‘对经济有意义’之外的一切考虑。”(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招商引资所提供的政策性优惠无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拉力,然而当这个拉力被使用殆尽,当这里的市场空间已经变得无利可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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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我们村民是没法受惠的。他要招商引资,给你比如说三年的政策优惠,那很多企业,这三年的政策优惠过完了,没有什么利润了,它会搬走的。(访谈对象16)

以前的(做拆迁的)思想工作就是舍小家为大家,说村里的工业园有税收,以后可以为大家做福利,实际上却是没有。这个企业,土地呢,便宜给他。但我们得不到实际好处,你这里弄好了它会跑到其他地方,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访谈对象15)

鲍曼将流动性看作是当代社会分层的新规,他说:“流动性及其缺失表明了社会状况的晚现代或后现代的新的两极分化。新等级体系的上层是超疆界的;它的下层受到不同程度的空间的约束制约,而最底层事实上是附属于土地的。”资本是流动的,金融是流动的,公司的所有人和股东也是流动的,他们不会受到空间的限制。他们对劳动力资源的渴求也获得了超越空间疆界的自由流动性,而并不是非这些缺乏流动性的当地人不可。空间将其自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链条和市场力量运行逻辑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方式——一种去人格化的运行方式。于是,人和地之间、劳动者和空间之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巨大的裂痕,人与空间的剥离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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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意义的变化:人与价值的剥离

笔者在劳动者角色的变化部分讲到,传统的农耕经济中劳动者所从事的生产工作也构成了个人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个主轴才得以合理地铺陈开来。他们是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的控制者,他们决定种植农作物的种类,安排浇水、施肥、杀虫的工作,他们决定对收成的分配和处理方式,整个生产过程好像是一件艺术品,而艺术家则是他们本人。他们在生产空间里以这种略显温和的姿态创造出一种斯科特所谓的“隐性剧本”来表达弱势群体对于权利不平等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以一种洋洋自得的自主权和控制权完成的自我价值的认同和自我肯定。而这种情感、价值与自我肯定的生成逻辑在新土地经济模式中被彻底地颠覆了。

在新土地经济中,失地农民以及其他被工作岗位所吸引的人被迫(即使是自愿选择的,这种选择的自由也是没有其他选项的“伪自由”)放弃过去已经习以为常的设定自己的工作目标、控制工作进程,从而获得意义的工作方式,“运用技术和劳动能力去执行那些由其他人设定和控制,因此对操作者而言缺乏意义的任务,把自己变成生产系统中的人类部件、复杂及其中没有灵魂的小齿轮。”(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给慕尼黑的一批青年学子所做的演讲中指出,德语中的“业”(Beruf)意思是职业,还有另外一层几乎已经被现代人遗忘的含义,即天职、毕生的任务、劳动的责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正是宗教伦理所赋予世俗职业的合理性与崇高意义才促使人们努力工作、荣耀上帝,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神话。而附着于工作之上的这种伦理、价值和意义随着理性化与除魔的广泛开展已经无从寻觅了(罗牧原、王冰洁,2011)。鲍曼对这种趋势的分析更加直白:“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因而有意义的事情完全割裂;把工作本身和工作过去可能提供的可以感知和理解的目的割裂开。”(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工作的唯一价值和意义可能就在于工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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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住在安村村庄里的居民可以通过传统的村落空间如民间信仰、社戏活动,甚至是相互串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寻回一部分已经丧失的价值、意义和归属感,而居住在安置房中的居民却似乎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个“城市空间”的环境:

搬进拆迁安置房有七年时间了。当时是毛坯房,自己请人装修的。房子不用交物业费的。楼上楼下也有其他村子的人,不都是安村的。现在住楼房了,不太去别人家里串门,只会在楼下聊天了。平时有事情会去村委,有事情的话生产队长会通知我们的。(访谈对象22)

但我们原来自然村,环境很好、风景很好,有水、果园、竹园。现在大家都搬到小区里了。和以前是不同的。以前是平房,现在这个单元,那个单元,看不到人了。走到楼下才看得到。说话肯定少了。原来老自然村的时候,好的方面,相互熟悉,相互协调,现在小区里,纠纷也少的,因为以前是平房晒谷子啊,小孩子吵架啊,家畜乱跑啊,但现在交流少了,跟城市一样。隔壁的人叫什么名字都不晓得。(访谈对象14)

其实现在,即使是已经搬进安置小区的村民,与安村的传统村落空间也没有完全脱离关系,“平时有事情会去村委,有事情的话生产队长会通知我们”,他们和村子还因为行政管理的关系存在着一种精神纽带连接着彼此,而不至于真的被隔离在城市空间中毫无价值与意义可寻。然而,如果有一天真的如村民所愿,拆迁真的得以顺利进行,村民将被分散到这几个小区,甚至其他更远的安置小区。过去的村落社会关系网络已经伴随着空间的迁移与重组被彻底打乱了,过去被赋予浓厚的感情色彩与价值意义的人际关系模式一去不复返,城市空间中人际关系也获得了市场力量的逻辑。卢卡奇说,“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它在人的整个仪式上留下它的印记”,“根据自然规律,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体和心灵的特性发挥作用的任何能力,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往极端了说,这种新的关系会不会被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阴影所吞噬?

从宏观层次讲,村落的终结似乎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安村的故事暗合李培林先生在羊城村故事中所做的总结性分析,过去多数对村落城市化的研究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工业化、非农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上,因为生产和职业的非农化和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会使城市化一路凯歌。然而无论是生产和职业,还是户籍都早已非农化,甚至乡土观念和价值都已经开始动摇的安村村民,他们讲述的故事在和谐的光环下却显示出种种的不安、摩擦与矛盾。在本章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剥离”,对于安村“土地经济”变迁的重要影响。从这个带有浓烈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框架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这个欲拆未拆、将终不终的村庄和村里的居民在市场力量运行的缝隙中,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他们生长的罅隙正是国家力量、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村落的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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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的是市场的“剥离”机制对于农村市场参与者——农民的影响,农民与生产过程分离,与空间分离,与传统价值分离,这些分离进一步导致更深远意义上的农村人员之间互动规则的变化。附着于“乡土之网”上的村民仿佛被系于树桩之上,线绳很短,没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生活着所有的村民,一系列的互动规则就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基于熟悉的最大前提而形成。很少会有算计,因为你没有办法避免被报复的可能性,陌生人社会你可以一走了之,但在这样的乡土之网的社会,你依然生活在这样的地理空间里,不仅仅是你的,你的亲属、人际关系网都是在这个空间里。计算式理性在乡土之网里并不是有效的策略,相反能够让全体村民受益的是互惠式理性,也就是互惠利他主义。互惠式理性是利他主义中的一种,最早是由罗伯特·特里弗斯在1971年提出,被应用在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中。在这样的一种模式里,一个有机体提供了好处给另一个有机体,但不期待任何报答或补偿。表面上看这并不是一种最佳策略,只有付出没有收益的策略肯定存在弊端,只不过互惠式理性还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这样的行为必须要有正收益产生,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行为必须产生合作的盈余。另外,当情况发生逆转的时候,原来的受益人也必须遵守回报的潜规则,给原来的助益人提供相当的或更高的助益,这才体现出互惠的概念。互惠式理性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农村,比如在农忙的时候,最初都是相互提供合作,而且是不计报酬。但市场的“剥离”规则让农民从土地生产中解放出来了,可以从事更多的产业,而不是只能在过密化的农业中谋生存,现在他们可以去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可以去乡镇企业,也可以去大城市里谋业;把农民从空间中“剥离”出来,这样农民获得了更大的生活空间,生活半径加大,以前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村落里,现在和城市里的市民一样,他们也能在城市里谋业谋生。跳出乡土之网,是市场“剥离”规则的作用,而“剥离”又进一步促进了逃脱。从互惠式理性到计算式理性的过程,就是这两种过程或者机制的结果,毫无疑问,这种生活规则的根本变革也将推动农村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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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

本书从浙江绍兴安村展开,以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视角去分析安村社会秩序的变迁过程,揭示不同力量的运作机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安村从典型的传统中国村落演变为区域性经济开发区,既是国家力量治理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而在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推进的这个转变过程中,安村传统的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防卫,乡村秩序从而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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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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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写的乡村人生史故事是一个村庄的总体历史(并超出了村庄边界而涉及乡镇)。它从1949年一直到21世纪,跨度有六十多年,涉及各种人物,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宗族、宗教等全方位的问题。这一切,都使得这种“村庄史”尤其难写。而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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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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