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持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吸引了社会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经济学家对它的争议也愈发激烈。特别是在2005年后，中国最低工资以年均11%以上的速度在增加，这引起了经济学家对失业、工资差距和经济竞争力恶化的担忧。因此，从工资增长和工资分配等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评估最低工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就尤为重要。

为了准确评估最低工资政策所带来的工资增长影响，我们利用带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方法，从而剔除其他混杂因素并把政策的净效应分离出来。在这一部分，我们把全国还没有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1988年作为初始年份，把之后的2002年、2007年与2009年作为政策实施年。另外，对于拟实验方案的设计，我们以最低工资的强度大小来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划分标准，即把政策实施年最低工资标准较高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超过25%或30%）的样本设定为实验组，而把最低工资标准较低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低于25%或30%）的样本设定为对照组。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带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了回归。

总体促进平均工资增长

最低工资政策对工资增长的净效应显著为正，而且实验组定义的最低工资提高幅度越大，最低工资的强度越大，那么政策的净效应则越高。如果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则会带来工资水平2.1%的提高。

如果最低工资政策确实能显著影响短期的工资增长过程，那么我们也据此推测，在长期内最低工资政策的工资增长效应可能更加显著，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在长期不仅得到持续提高，而且其执行力度也大大加强。通过对1988~2007年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最低工资政策对平均工资增长的影响系数确实有了显著提高。平均来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会带来平均工资3.8%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利用1988~2009年的数据，计算了最低工资的长期效果，发现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会带来长期工资水平5.6%的增长。

最后，从最低工资政策的工资增长效应来看，最低工资规定确实有显著提高工资分布的作用，它不仅增加了低工资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对略高于最低工资线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存在一个显著的拉动作用。而且，这种正向的影响越是在长期，其作用就越是明显。

此时，我们可能仍然担心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重新调整实验方案，从而进一步验证最低工资政策的工资增长效应。特别是，我们重新调整处理组为Kaitz指数低于30%的地区，而把Kaitz指数高于30%的样本定义为控制组，由此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定义进行对换。从结果来看，实验方案变换后，最低工资的工资增长效应的结果与前述基本一致。

另外，除了调整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定义方式外，我们下面继续变换样本的初始年份，把2002年或2007年作为相应的初始年份，并把其之后的年份（如2007年或2009年）作为政策实施年，由此获得最低工资政策的工资增长效应。从结果来看，在2002~2007年、2002~2009年及2007~2009年的所有小样本中，最低工资的平均工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而且这种效应随着时期跨度的延长而扩大，由此表明每一期的最低工资增加都会带来整体工资水平的提升。

对不同行业的不同影响

在获得了最低工资政策对平均工资增长影响的基础上，我们下面进一步分不同行业、职业和所有制来考察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由此来获得最低工资政策在工资分配或工资差距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首先，我们看最低工资在不同行业所产生的影响。最低工资在不同行业的工资增长效应相差较大。具体来说，最低工资政策在零售，水电煤气，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金融中介和房地产业，公共服务，教科文卫体娱，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行业中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正向效应。而一般来说，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在最低工资的推动下，这些本已较高工资行业的工资水平由于政策的溢出效应而进一步提高。

然而，最低工资政策对农林牧矿业，餐饮住宿业和其他行业的影响为负。平均来看，最低工资每提高1%，那么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要下降6.59%。依据Ni等（2011）的观点，这些行业实际上都属于低工资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政策可能对低工资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最低工资不仅没有带来低工资水平的截尾现象，反而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而使得低工资工人的工资水平进一步降低。同时，最低工资政策对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的影响则不太显著。

其次，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太一致。平均来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每提高1%，则会带来私营或控股企业工资水平提高3.934%，同时也会带来社会服务企业工资水平1.436%的提高。另外，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党政机关和其他类型企业工资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综合来看，最低工资政策会在截断效应的影响下，使得部分所有制或行业工资水平上升。当然，在替代效应的作用下，部分低工资行业或所有制企业的工资水平反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且，最低工资政策在长期内会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从而导致部分略高于最低工资线附近工人工资水平的上升。

对不同人群组的不同影响

下面我们则从不同人群组的角度，进一步对最低工资在个体间的分配性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在实验组与政策实施年份做交互项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它与个体的特征做交互项，从而得到不同人群组的政策效应。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比初中以下的工人得到的政策效应要高出1.51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政策不仅可能会影响低工资工人，而且会对高工资或高技术工人的工资状况产生影响，而且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接受中学教育的工人得到的政策效应要比初中以下工人的政策效应低1.2个百分点。

同样，我们区分了最低工资政策在不同劳动合同类型工人中的影响。相对于没有劳务合同的非正式工人，拥有正式合同的劳动工人能获得显著更高的正向影响。平均来看，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有合同工人的政策效应要高出1.1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政策能更有效地保护正规部门的工人，而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保护力度则明显不够，因为大部分拥有劳动合同的工人都聚集在正式职位或正规部门。另外，在区分性别的模型中，男性得到的政策影响要高于女性，这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对男性的工资增长更加有利。

总体来看，最低工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异质性效应，尤其是在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高教育群体和低教育群体、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从数量效应上来看，最低工资制度的异质性效果虽然显著，但在影响数量上看，其差异程度却非常小。

总体来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是保护那些最弱势群体，然而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对所有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略高于最低工资线附近工人的负面影响和对高工资工人的正向影响实际上都是意料之外的作用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慎重使用最低工资的政策工具，更要慎重大规模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它也会对其他群体产生显著影响。最重要的是，虽然最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工资差距，但是缩小的工资差距是以增加最弱势群体的失业为代价的，因为一部分低技术工人因为最低工资的挤出作用而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而且，考虑到最低工资规定对最应该保护群体的正向保护程度并不大，而且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存在使得整体工资分配状况发生了扭曲，更不用说最低工资政策导致了部分脆弱人群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最低工资政策的多元化影响。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最低工资水平应该是源自每个人应该有权利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和无论做何种工作都应该获得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工资，其目的只在于保证每个人能应付基本生活的需要（如衣食住行），而不是保证整个社会的收入公平，它不应成为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政策工具。因此，在最低工资标准究竟为多高才合适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最低工资政策本身有它的必要性，但不宜定得 过高，而且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能作为一个“运动”来推广，而只应集中在最低工资的最低保障方面，不能也不应对最低工资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增加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方面有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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