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过街天桥 ，

你是否观察过流浪乞讨的人，

思考过他们的人生？

专业的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工作者面对这样一群人，

他们又是如何理解“他者”的世界？

流民和乞丐，大多是一时落魄沦入社会底层的落难者，或是一蹶不振为生计所迫而长操此业谋生度日之人。关于流浪乞讨现象的形成原因，众多学者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理论。

贫困论

贫困论包括物质贫困论和文化贫困论两种，它认为贫困总是伴随文明而生，不管经济如何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也摆脱不了贫困的阴霾。“贫穷是一种生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收入低，就业不充分，住房破烂，精神压力和外界压力都很大，在社会上他们没有权力，难于接近受人尊敬的地位，贫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情绪不稳定。”

贫困是引发众多社会问题的重要经济诱因，也是引发乞丐现象的初始根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贫困使乞丐得以产生并在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长期延续。

池子华把乞丐分为“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两类，认为乞丐是物质贫困的产儿，物质贫困往往导致精神上的堕落，引发精神贫困。王行健认为乞丐的形成有其经济社会根源，其中，物质贫困是其生成之源，古今中外的乞丐主要来自贫穷的农民。不能通过正常方式获取用来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资料，人只能放下体面和尊严沦为乞丐。当然，精神的贫困——人的懒惰，也是不可忽略的，不愿通过正常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改变贫穷，自甘乞讨的人不在少数。但无论乞丐如何演变，物质贫困始终是乞丐成因的绝对内核，也就决定了乞丐在经济状况上的弱势地位。

社会结构论

徐芳认为社会存在结构性缺陷，如果经济结构内部产生失衡，造成群体间分配的不平等，会使这个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人处于弱势地位，在经济利益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结构性贫困是导致中国农民弱势处境并逐渐被边缘化乃至寻求乞讨这种越轨生存方式的主要社会因素。

周德钧认为，社会结构存在差别与不平等，自然差别使人在实现个人理想、发展个人权利等方面的社会机遇和实现的可能性上各不相同，社会差别使人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数量、质量不同，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同，参与社会交往、政治活动的机遇不同，凡此种种，使人在社会身份、地位上呈现重大差别，但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广大底层民众缺乏达到一些目标的手段，当他们仅仅靠社会所许可的手段达不到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目标时，他们就必须“创造”出新的手段，因为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乞丐营生便是底层贫困民众“创造”的一种谋生手段，尽管这种手段被社会礼俗所排斥，不为社会现存的文化价值体系所接受，但它仍被创造出来，并被后来者所学习和沿用。这是生存的需要。

文化传统论

社会，作为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大系统，其运行发展与变迁进化乃是结构分化、功能整合的过程。按功能主义和文化学派的观点，社会的每一结构要素分别承担着特定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社会系统内各要素的结构分化与功能整合实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也是社会系统的结构要素，承担某种特定的社会职能：一是文化媒介作用，主要通过乞丐的民间艺术活动和民俗表演活动来完成；二是边缘性社会化服务职能，主要通过乞丐所从事的各种贱役、苦役等边缘性劳作所展开。

池子华在《流民的文化现象》一文中以淮北流民为例进行研究，认为淮北流民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淮北流民行乞江湖，与文化因素的促动有关。行乞的“习惯”、“沿以为例”这种文化传统，直到今天还能够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并且发挥它的驱动作用。

乞丐的历史与文明的历史一样漫长。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乞丐便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乞讨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据正传、野史的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曾有多种多样的关于乞丐的传说，如汉代大文豪杨雄的《逐贫赋》、韩愈写的《送贫文》、柳宗元撰的《乞丐文》，等等，都有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国家处在战乱之中，人民生活贫困，一些地区形成了外出乞讨的习俗，且不以乞讨为耻。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重操旧业，将乞讨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和致富的手段。

如果说众多底层民众侧身为丐确系生活困顿、百无一计之举，那么，在乞丐大军中还有相当一批人是在乞丐文化的张力作用下皈依其中的。也就是说，他们厕身为丐并非因为贫困，而是认同乞丐的生活态度、行为取向，追慕乞丐的生存方式与行为方式。乞丐消极颓废、闲散放逸、玩世不恭、苟且无赖、侥幸投机、鄙薄伦常的文化特征为社会中众多的好逸恶劳者、消极无为者、自由散漫者、玩世厌世者、落魄失意者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人生去向，提供了一种感情诉求，也提供了一种精神寄寓。

利益驱动论

乞丐职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很多人凭借这个“职业”脱贫致富，甚至腰缠万贯。

王保庆和徐江善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一切利益向钱看，只重利益结果不重利益实现途径，导致由于利益驱动而行乞的人增多，这种示范作用又吸引了一大批人加入乞讨队伍当中。尤其是一部分有劳动能力却好逸恶劳者，自己乞讨甚至组织他人乞讨，不劳而获，谋取不正当利益。

社会转型论

社会二次分化使得部分人就业难度加大。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户籍制度的松动，城市劳动分配制度中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狭隘的单位制，种种现象给予人们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目前流入城市的原农民群体在城市产业分工体系的影响下已经出现了二次分化，产生了“不正当职业者”，其中就包括“流浪乞讨人员”。

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功能逐渐弱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为乞丐问题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有学者认为，伴随社会转型，家庭危机也在逐步增多，家庭功能的失调乃是乞丐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之一。家庭作为联系个人和社会的中间环节，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乞丐，无论是被家庭遗弃或者是被驱逐出来的，无论是被迫离家出走还是主动为家庭分忧的，都属于家庭危机直接或间接的牺牲品。因此，要“让家庭负起责任”，把家庭的某些功能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大力发展民间中介组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家庭的危机承受力，才能减少乞丐的形成，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提供帮助。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有效供养现存人口，过剩人口又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是目前解决过剩劳动人口的手段。但是，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程推进速度太快，进城农民的工作岗位不足且不稳定，导致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出现。

板块结构论

社会可以被看成由若干开放式板块所组成的整体，其成员在板块上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同心圆状态，经过种种社会选择和不断的流动后总有部分人分布在板块的边缘。几个主要板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但它们并不是社会的全部。社会板块之间并非严密无间，它们彼此的过渡地带和空隙存在一系列的非主流板块，这些板块填补了社会空隙，吸纳了部分为主流板块所排斥出来的成员。乞丐群体就是这样的边缘群体之一。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存在状态就是一个社会模板，和其他板块所代表的社会模板一起分配社会资源。像是生物链条一样，他们依据自身的能力和需要在各自的范围和能力内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社会资源却是有限的，于是非主流群体几乎注定逃脱不了弱肉强食的境地。

综合因素论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乞讨现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政治经济因素，又有文化心理因素；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人性本身的原因 。

这些因素都在发生作用，共同影响流浪乞讨现象的生成。

前面介绍的流浪乞讨形成理论各有千秋，但是，大多数理论都只是从某一个方面、选取一个角度揭示流浪乞讨现象出现的原因，如从社会角度、个人角度、自然角度、历史角度，等等，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综合因素论虽然理论视野比较开阔，但与单一因素论相比，可证伪性比较强。当代中国流浪乞讨现象生成的原因很多，仅仅列举这些原因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找出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阐明它们是如何共同促成流浪乞讨现象形成的。

笔者认为，流浪乞讨现象的出现是典型的社会失范引起的社会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探讨现阶段流浪乞讨现象的形成机制，就是要结合社会的发展状况即社会转型期的特点，从多维度、多方面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结论，为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解决目前沉渣泛起的流浪乞讨问题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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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助力社会治理：基于北京等地的调查

李迎生等 著

2017年8月

本书基于对北京等地实地调研获得的资料、数据，重点探讨了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在应对近年来因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造成的我国复杂的社会治理形势的影响与不足，提出了创新完善之策。本书对转型期城市流浪乞讨问题的分析在决策界、舆论界、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受到关注并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