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秦文化研究，大约经历了发端于20世纪初和兴盛于8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从20世纪初王国维、蒙文通和卫聚贤等人对秦都城、秦公簋器铭和秦民族源流的探考，至三四十年代苏秉琦发掘宝鸡斗鸡台周、汉墓葬并从中区分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秦文化，接着陈秀云《秦族考》明确提出秦文化概念，标志着秦文化研究由此开启。此后三四十年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越来越多的秦都城、秦墓葬、秦简牍文献的出土和发现，为秦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新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天水地区以毛家坪、大堡子山为代表的一批秦人早期文化遗址的相继发现，秦文化特别是秦早期文化遂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秦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大堡子山遗址

近30多年来的秦文化研究，主要涉及秦文化的概念、来源、形成和发展特点等问题。其中，除秦文化的概念和特点讨论已基本趋向一致之外，对秦文化来源和形成的讨论争议颇多。如关于秦文化来源就有夏商周说（一源说）、西周与西戎说（二源说）和东夷、西戎与商周文化说（多源说）；关于秦文化的形成则有春秋早期说、西周时期说和商末周初说等不同。上述观点的对立和争议，一方面引发学界对秦文化更多关注与探究，这无疑有助于秦文化研究的深化；但是在另一方面，争议的持续存在不仅是因为研究者各自的视角、方法不同，而关键是由于大家对秦人早期历史的演进脉络和文化生成基础，尚未取得基本共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之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秦人早期历史及其文化发展的独特性所致——即秦人的起源和形成既久远而漫长，又复杂而模糊，其西迁过程既曲折迷离，又时空跨度巨大。因此，我们要寻求对秦文化研究的新突破，还需回归本原，从秦人早期历史曲折复杂发展的本身出发，依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新资料，探幽抉隐，梳理线索，交互印证，方可求得正解。

秦人与秦文化

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有其必具的基本要素。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要素是物（第二自然）、思想、人。其中，人居于首要地位，因为人是文化系统的创造主体和最终载体。三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就是文化结构（周洪宇等，1988）。因此，我们探讨秦文化，秦人的出现是前提，这是我们探究秦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习惯上对秦人起源的追溯往往要从尧舜禹时代的女脩、大业、伯益甚至更早的五帝时代的少昊、颛顼说起，其实，那只是在追寻秦人所在的嬴姓部族及其所在集团，即使嬴姓部族也是一个分支和方国甚多的庞大部族，秦人仅仅是诸多嬴姓国中的一个而已。因此，我们寻找秦人，必然要从嬴姓部族即其“前世”说起，但是要论及秦文化，则只能从其“今生”即秦人、秦族出现之后立论。

伯益

就秦人、秦族的起源而论，嬴姓秦人族出东夷，自夏初起就开始了长达上千年之久的流移、迁徙和动荡起伏，其足迹也由鲁西南而至冀、豫、晋、陕等地，而再至甘肃东部。商末时嬴秦首领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率族来到天水两河流域，并以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为居邑。周初，中潏之子蜚廉逃至嬴姓故地，联合嬴姓诸国反叛，周公东征杀蜚廉，灭熊盈17国并迁商奄之民到天水。由此，中潏之族与商奄之民汇流并世居天水，成为后来秦人秦族的主体。以甘肃礼县西山、大堡子山、甘谷县毛家坪和清水县李崖遗址为代表的一批西周至春秋时期秦人早期城邑、墓葬等文化遗址与重要文物的发现，正是周初前后秦之先民西迁天水的历史见证。从中潏再经7代而至非子，遂有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赐予“秦”之地并建城立邑之举，秦人称秦由此而始。至此，从中潏西迁天水为起点，嬴秦不仅拥有了天水这块长期定居的地域空间，而且，秦人族体也快速形成。而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建立秦邑，则标志着历史上的秦人终于登场亮相。所以，我们探索秦早期文化，只能以秦人族体形成与“秦”之称谓出现的西周时期和定居于天水地区这一时空范围为界限，超越或忽视这一时空界限，讨论秦早期文化便无所依归。

秦文化的远源与近源

既然秦人在族体形成之前的源流演变极为漫长和复杂，且其此后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则我们探讨秦文化就不能无视秦人起源阶段的文化背景。所以，追溯秦文化的出现和形成就有远源和近源之分，只有对这两个因素都予以关注，才能对秦文化起源做出符合秦人实际的判断。

就秦文化的远源而言，秦人族出东夷，历经夏商，一直处于动荡流徙状态，其历史与发展，与东夷、夏、商的历史息息相关。因而，秦人先祖及其文化实际就是东夷、夏、商文化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东夷文化、夏文化、商文化都是秦文化的远源。当然，这并不是说，东夷、夏、商文化就是秦文化。因为，在夏之前和商代，嬴秦族也曾是文化发达、实力强大的显族，如伯益辅佐尧舜禹，商代获封诸侯等。故其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和风格的文化当可确定。只是由于时代久远，资料阙如，其文化面貌和基本内容早已湮没无闻，我们已无法知其详情，而只能从东夷、夏商文化的特点中，窥知与其相同或相似的因素。

秦人作为东夷的一支，与东夷有着相同的日神与鸟图腾崇拜，也有相同的经济生活，长于农牧和从事商贸。在夏朝统治时期嬴秦先祖出现了两次西迁且长期活动于夏统治地域，受到夏文化影响势所必然。秦人与商人两族均起源于东方，不仅文化背景相同，有共同的祖先卵生神话、鸟图腾崇拜，他们共同崇拜的祖先神少昊、颛顼都是东方夷族的部落首领，而且在政治上建立了同盟关系，有相同的宗庙祭祀制度，相似的车马坑和随葬方式等。这些因素伴随秦人先祖的流动和迁徙，动荡与兴衰，有的消失了，有的或多或少被继承或积淀于部族习惯和心灵深层而得以保留，对秦文化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就秦文化的近源而言，自中潏西迁天水至非子封秦，正是秦人的形成期。至非子受封，秦人才摆脱部族奴隶的命运，与西周关系日益密切，并成为西周捍卫西北边防的主要力量。相反，随着秦与西周关系的改善，秦与西戎的矛盾趋于激化。由此，秦与周、西戎三者的互动和影响，贯穿于整个周代。所以周文化、西戎文化都是秦文化的近源。也就是说，在秦人定居天水两河流域，秦人族体形成期这一时空范围，秦人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与西戎、周人密切相关。秦人既与西戎同居陇右，与之和睦相处和交往交流，也存在争夺和战争；又在周人的控制下惨淡经营和守卫边陲，并不惜与西戎殊死搏斗，以谋求周的认可和封赏。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秦人和秦文化形成了。所以，除了秦人继承自远祖的固有传统之外，其文化的形成无疑深受周人和西戎的影响。汪勃、尹夏清《嬴秦族西迁对秦文化形成的作用》认为秦文化应该是嬴姓氏族迁到陇东地区的一支创造的，可能包括东夷文化、甘青地区古文化、殷商文化、先周文化等。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就周文化而言，秦人不仅吸收了先周文化，应该说还广泛吸收和融入了周文化的因素。周文化作为统治文化，既具有政治优势，也无疑是当时先进而发达的文化，其吸引力、影响力和吸纳同化力无出其右者。秦人作为周王朝的臣属部族，其崛起除了自身致力发展之外，在早期完全决定于周人的认可程度和政治爵封。故秦人要崛起和发展，对周文化的接受和学习无可避免。因此，秦人既在周文化的分布和辐射范围之内，又以事周邀功求得政治待遇和认可。这就决定了周文化在秦人发展及其文化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周之礼乐典章、制度文化既为秦人所遵循，亦为自身发展进步所必需。故无论基本礼仪、文字、葬俗、青铜器等各方面，都深深打上了周文化的烙印。因此，在各种文化影响中，周文化对于秦文化的影响和促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进程中，出现了各种社会分工，也产生了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与之相对应就有了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分野。这种分野，皆因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然，而非种族、民族不同所致。所以，天水所在的甘青地区的土著羌戎部族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形态，乃是适应陇右等地环境条件的必然选择，秦人入居陇右，既不能超越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也必然在与群戎交错的人文环境中相互交流、影响和熏染。原就擅长驾车养马的秦人，陇右适于畜牧的环境正是其发挥养马特长的乐土，故秦俗近戎，既是秦人入乡随俗的结果，也是其与土著民族西戎和睦友好共处的生存之道所在。因此，秦文化也深受西戎和北狄文化影响，在秦人早期青铜器和金器铸造中，虎、鹰图案及其纹饰，显然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结果。秦人青铜器及其形制、植物纹饰的传承演变，还有西首墓、屈肢葬等墓葬习俗等，则深受与之杂处的西戎文化的影响。秦文化中的养马骑射、器具形态、纹饰图案、兵器车马、生活习俗等，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不少西戎文化的因素为其所用，并构成秦文化极具个性风格成分的主要支撑。就此而言，人们一般所说的西首墓、洞室墓、屈肢葬等习俗，并非是秦人为戎族的标志，而是秦人“戎化”的反映，亦即在秦文化近源中深受西戎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周文化和西戎文化包括北方草原文化，都成为秦文化发展的近源。

秦早期文化的形成

秦早期文化的生成经历了孕育期、形成期和繁荣期三个发展阶段。秦人起源的历史可以追溯甚早，但是秦人族体的形成却相对较晚。以中潏西迁为起点，秦人先祖结束了长达近千年之久的流徙动荡、变动不居的历史，从此定居下来。于是，他们开始进入了族群固定、拥有共同地域、共同利益、共同意识和世系线索完整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伴随秦人族体的逐步形成，其文化也开始孕育。

秦非子

非子受封邑秦是秦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由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至襄公六代，随着秦人的崛起秦文化随之形成。史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而襄公获封诸侯及其建国活动，是一次从政治、制度和文化诸层面对周文化的广泛学习和深度应用吸纳的实践活动。襄公之后，文公率秦人东进关中建都汧渭之会，接着，宁公都平阳，德公都雍城，秦人迅速强大，文献记载和关陇间考古新发现，共同印证秦早期文化进入快速发展和繁荣阶段。

秦早期文化可以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有机融合、共同孕育并由秦人创造的新型文化。它是秦文化发展史上的最早阶段和源头所在，积淀和蕴藏着秦文化的种种原始基因和本质要素。一般而言，文化结构分三个层次，由表及里分别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纵观秦早期文化由孕育到形成和繁荣的演进过程，无论是外层的物质文化，还是中层的制度文化，抑或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包括某一层面不同的文化因素，无不呈现出典型的多元并存、多因交织、内外同构的鲜明特征。在文化的诸层面中，外层物质文化的变化相对最为活跃，中层制度文化次之，而精神层面即心理层次是最保守的，因为“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庞朴，1988年）。因此，嬴秦早自东夷时期所具有的那些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善御、经商等传统，包括东方意识和华夏观念，在后来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无疑处于其文化的深层而发挥着恒久的积淀和引导作用。

由此可见，秦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既有东夷本族文化思想观念的固守，亦有夏商文化的传习，更有周文化的洗礼和大量引进，也有对西戎等部族畜牧文化的广泛吸收和移植，包括陇右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并经过秦人创造性的消化融汇，最终形成了以“华戎交汇，农牧并举”为特征的新型文化——秦文化。这其中，秦文化中的远源，更多地是以观念、精神的因素在秦文化的创造和形成中成为其隐性力量，而秦文化的近源，则多以显性特征融入其中。两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和探讨秦文化的特点与形态至关重要，甚至是破解秦文化面貌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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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