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新闻资讯 > 最新动态

三定先生 | 做学问的“小确丧”和“小确幸”

8.16做学问1


8.16做学问小标

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之实现

何谓学者?中国古代的“士”林文化就提出了要“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当代学者余英时亦引入西方观念,认为知识分子(学者)应当是“社会的良知”“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维护者”。可见,学者应该关注社会、关怀民众,有社会责任感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学者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即通过何种途径、采用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笔者认为,这一点在当今时代特别值得探究、讨论。

当今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是不少学者从政意识特别强,这不但表现在行政机关里,而且非常普遍地表现在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里。在这些单位里,仿佛学者一旦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就必须安排相应的行政职务才行,一些博士、博士后进某单位工作也是提出安排某种行政职务作为前提条件的。这种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上的“官本位”意识、以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威的不良现象等。但其中也与一些学者对社会责任感的狭隘理解分不开,一些学者甚至以为只有直接从政才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表达其社会责任感的唯一途径,这种观点是偏颇的。学者直接投身社会,直接参与现实的社会变革,固然有积极的一面,所谓翩翩君子谁不想振翅高飞,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完成一个学者“立言”“立功”的人生夙愿呢?但是,那种只盯着某个行政职务,进而演变成整天沉溺于如何最快速地掘取政治地位的思想和观点,不仅无异于一叶障目的褊狭,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一个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应当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素质要求。其实,学者实现自己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和主要的途径,就是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反馈给社会。也就是说,学者基本和主要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去作用、服务于社会。现当代的著名学者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等都是这样。学者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身份,站在学术立场上发言,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才不至于被现实的眼前利益左右,才不至于随波逐流。


8.16做学问2


总之,我认为,学者中可以有一部分人去从政,去直接参与现实的社会变革,去当政治家、宣传舆论家;但也要有一部分或更多的人冷静自持,自尊自信,坚守书斋,以治学为第一天职,这不是回避现实、放弃社会责任,而是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和角色道义。


8.16做学问小标

必须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

现在的“学术评价过度症”的严重程度与当年公路的“三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可谓深受其扰(害),感受极深。我们长年累月为各种评估、检查、评比、评价、评奖、申报、统计所支配、左右,搞得应接不暇,自主性、主动性越来越少,真正用于做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少。因此,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学术评价过度症”是非常准确的。其具体表现可粗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过分量化。在学术评价中,适当进行量化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评价就是量化,量化就是评价;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以至于评价一个学者或评价一个学术研究单位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可以只看其论文数、著作数、科研项目数、获奖成果数及其行政级别,而完全不看其论文、著作、项目、成果的内在实质。

二是时间周期上过分短暂。如刚发表的文章和刚出版的著作就进行评价,每个高校教师都有年度学术考核,各种“人才计划”都有年度检查,各种项目、基地、中心、工程都有年度评估,等等。这是学术评价上的急功近利所致,其作用是导致人们更加急功近利,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量化指标体系主观化、行政化。指标体系的设计首先不是着眼于学术自身的特质和特点,而是考虑评价者操作的方便和领导掌握情况的方便。如过分求全,对一篇论文、一本著作的评价往往面面俱到;对一位学者的评价同样面面俱到,晋升高级技术职称,既有论文、著作要求,又有立项课题、获奖成果要求;在教授中定级别也是这样,某著名高校一知名学者不愿意去拉关系、走后门申请课题、申报评奖,而潜心做真正的学问,论文、著作都很突出,学术影响很大,可在教授定级评估中,因其缺少立项课题和获奖成果而被评价为学术水平低,被评定为低等级的教授。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越来越行政化,刊物、课题、评奖只看行政级别,往往是官大便学问大、行政级别高便学术水平高。

四是已经造成非常不良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颠覆了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探索真理,追求真理,但在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高压、逼迫之下,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主要是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的行政行为,评价不但成了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导航灯,而且成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学者献身学术的崇高性被完全消解。越来越严重的学风浮躁乃至学术腐败,造成的结果是,评价(评估)热热闹闹,各项指标、数据不断膨胀,真正的学术研究则越来越衰落。


8.16做学问3


如何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目前学术生态平衡遭“学术评价过度症”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必须下重药、猛药。我郑重建议,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甚至建议暂停学术评价(比如暂停5~10年),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如果不能暂停学术评价,那么我建议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学术评价的标准、操作宜粗不宜细。学术评价应重在定性分析,重在质的评价。朱自清曾批评清儒把诗歌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乃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学术评价如果过分量化、过分细化,把学术评价变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无异于把有机体的、有生命的学术变成了“骷髅”。我在这里提倡努力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

第二,评价的周期要长。严格地说起来,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学术成果、学术水平也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来检验,主要依靠时间来检验。我建议对当下的学术成果只做评议、评论,不要做评判、评定;只对至少5年以前的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评判和评定。

第三,让行政权力远离学术评价。在学术评价的全过程中,要建立起学术的尊严,要让学术权威(学术威信)真正取代行政权力,特别是要重视同行专家的评价。一定要让学术评价活动成为真正的学术活动,而不要变成行政行为。

第四,学术评价的结果不要与金钱、待遇联系得太直接、太紧密。学术评价的结果与金钱、待遇要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应该是隐性的、松散的、不斤斤计较的。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甚至弄虚作假的倾向。

我觉得,现在的学术评价、学术管理主观的、人为的东西太多,真正属于学术的东西太少,大大破坏了学术道德风气,破坏了学术生态平衡。所以,我呼吁现在特别要吸收老子的“无为”思想,从而做到“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中的前一个“为”含义是“妄为”,后一个“为”含义是“作为”),只有不“妄为”才能做到有所作为。


8.16做学问小标

近些年学术著作出版弊端分析

我国新时期以来,学术著作出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这同样(甚至可以说更加)值得我们的注意和重视。我在这里着重对近些年学术著作出版的弊端展开分析。我认为,近些年学术著作出版弊端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8.16做学问4


其一,受学术“行政化”、高校“行政化”的影响,学术著作过分追求“行政”标签。学术著作的创新、水平、质量等本来与“行政”级别没有太大关系,但受当今社会学术“行政化”、高校“行政化”的影响,许多人(特别是学术管理界和学术评价机构)对学术著作自身的创新、水平、质量等内在的方面并不关注,重点甚至全力关注的是该学术著作是什么级别的科研项目、出版该著作的出版社是什么级别、该著作出版后在什么级别的报刊发表了书评(包括什么级别的研讨会和报道)、该著作出版后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励(包括获得什么级别的领导批示)等。

其二,选题跟风,雷同化现象严重。学术著作选题跟风主要是“跟”两个方面的“风”:一是跟时政方面的风,一旦社会上出现某个热门话题(论题),一时间关于某个热门话题(论题)的书就会像“井喷”一样出现;二是跟“畅销书”的风,一旦某个或某方面选题的书畅销,模仿其的“东施”书(或称“孪生姊妹”书)就会大批量出现。这样就造成很多的所谓“学术著作”选题重复、内容雷同,甚至“千书一面”。

其三,数量太大,垃圾书多。在当今疯狂的学术评价机制逼迫下,学术著作的出版宗旨(目的)已经异化,即由追求真理、发表独到的学术见解异化为主要(甚至是完全)是追求利益。当今学术著作出版所追求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利益:一是评职称,这类所谓的“学术著作”被人称为“职称”书;二是“科研课题”的结项。这两个方面的“学术著作”数量庞大,但垃圾居多。

其四,更有甚者,抄袭剽窃。据我的观察,学术著作的抄袭剽窃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自己抄自己的,在论文发表中表现为一稿多投(发),在学术著作出版中表现为换个书名重新出版(这和“再版”完全不同);二是抄自己的译著,把自己若干年前翻译的著作中的内容抄入自己的“著作”中;三是抄别人的,包括直接抄和变相抄;四是请人代写,现在网上代写论文和著作的广告众多,正是上述现象的反映。


8.16做学问小标

找回失落了的学术情趣

季羡林这样描述自己撰写《中国蔗糖史》的境况:“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这样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钱钟书打比方说,他读书、做学术研究就像馋猫贪吃美食一样,快乐无比。林语堂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学。换言之,他所感受到的是“乐学”。

以上所引季羡林讲的“只有那里的书香”,梁启超讲的“学问之趣味”,钱钟书讲的“馋猫贪吃美食”,林语堂讲的“不知道什么叫苦学”,大致含义是相同或相通的,就是指学者的学术情趣。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学者的学术情趣,就是指学者挚爱自己的学术研究,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到真正的乐趣、富有诗意的享受,进而能在学术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创造力。


8.16做学问5


用上述的视角来看今天的学术界、今天的学者,会发现学者学术情趣的失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在一些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已没有了对学术的挚爱,他们从事所谓的学术研究只是为了达到学术之外的目的,因而无法也不可能感受到学术研究的乐趣,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苦差事”。当然,他们自然也很难做出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学术情趣的失落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究。其中,深受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是学术情趣失落的重要原因。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探求真理。但在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一些人开展学术研究是“功夫在诗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做学术研究或者是为了弄到学位、职称,或者是为了争得奖金、荣誉,或者是为了升官发财,对他们来说,做学术研究的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苦不堪言的),为了未来的学术之外的“快乐”,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情趣只能离他们十万八千里。

学术管理机构采用越来越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学术,是学者学术情趣失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在高校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些年来,教育管理机构越来越强化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甚至行政干涉,使得高校越来越像行政单位。很多高校常常被教育管理机构的各种申报、评估、检查、验收、评比、评价、评奖所支配、左右,搞得应接不暇。高校及高校学者的自主性、主动性越来越少,真正用于做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少。其中,强化高校行政管理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评价中的过分量化。其实,学术管理机构适当进行量化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管理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管理;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于是,这些年来,高校论文、学术著作的数量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更加剧了学术研究领域急功近利的风气。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恶性互动、恶性循环。可以肯定,那些只能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学术垃圾”的学者,是不可能感受和体会到真正的学术情趣的。

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同样会导致学术情趣的失落。学术不端包括七拼八凑编教材,抄袭剽窃写论文,伪造学术经历,学术活动中拉关系、走后门,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学术成果宣传中的浮夸与造假等。学术腐败最突出的特点是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如以权谋学(这个“学”包括学历学位、学术职称、学术荣誉等),以钱谋学,以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威(如“官大学问大”)等。从本质上看,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现象是“反”学术的,是学术的死敌,当然就无从谈学术情趣了。


8.16做学问6


要想让学者找回失落了的学术情趣,或者说要让失落了的学术情趣回归学者,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寄希望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进步(如反腐败的不断深入、学术管理机构不断增进管理的科学性等),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学界、学者自身的努力。学者应该真正明确: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探求真理是学者做学问的唯一目的,是学者最崇高的人生境界,也是社会需要学者的唯一原因和学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写道:“学者一旦真能沟通‘学’与‘道’,自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这时候读书,不算什么苦差事,根本用不着‘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我想,如果我们的学者都能感受到陈平原所说的“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也就意味着学者找回了失落的学术情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着!





推 · 荐 · 阅 · 读


学术史论

当代中国学术史论

余三定 著

2017年6月


标签: 学术评论
上一篇: “中印必有一战”?| 印度研究主题书单
下一篇: 一枕新凉一扇风 | 社科文献8月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