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亚历山大统治末期，与他统治初期相比，社会思想表现出更多的自由主义倾向；但这时的沙皇已经不再同情他们：人民在砥砺前行，相反，君主在背道而驰。

Н.И.屠格涅夫《俄罗斯和俄罗斯人》（1847）与亚历山大一世公开声明可能会对国家政治制度实行立宪改革和取消农奴制一样，筹划解放农民的方案，尝试诱导贵族首先发起这方面的倡议，在里夫兰、爱沙尼亚和库尔兰推进农民改革，在波兰王国实行宪法，同时制定俄罗斯帝国宪法草案，思考在俄国立宪的最佳方式——这一切，就是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十年间俄国政治生活的现实。

但更为人们耳熟能详、有目共睹的还有另外一种现实，连亚历山大最虔诚的崇拜者也找不到一丝半点他对实际贯彻重大改革方案的暗示。

亚历山大一世

1815~1820年，专制政权的典型特色是积极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却几乎从未将其付诸实际行动。时光荏苒，年复一年，政府的改革设想和内部政策始终像两条平行线，似乎注定无缘哪怕是在最遥远的点上产生交集。从这个角度来说，亚历山大统治的全部年代（除1803年发布自由农民法令或者是1816~1818年发布波罗的海地区农民人身解放法令等少数事件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甚至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建立部体制、成立国务会议这样重大的行政改革也完全没有触动现行制度的根基，实际上只是为专制制度“丑陋的建筑”做了点“整容”。尽管M.M.斯佩兰斯基在当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俄国必须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演进，但这一深刻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1825~1850年的俄国社会与十八世纪末相比已经迥然不同——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亚历山大一世的内部政策，与之前的保罗统治时期及之后他兄弟尼古拉统治时期相比则大同小异。这一时期，虽然专制政权制定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但在实践中施行的仍是封建主义政策。对1813~1825年有关农民问题立法的具体研究结果，确凿无疑地说明了这一点。进行这项研究的А.В.普列德杰琴斯基肯定地指出：“亚历山大政府启动农业、农民问题措施以起到改革敲门砖的作用，就其意义而言微不足道。”

辽阔的俄罗斯帝国的整体局势依然如故，如同地主庄园自身情形的精确再现：这里的一切取决于地主的个人品质，而全国的一切取决于专制者的个人倾向。一切事务都没有任何法律予以保障。正如一个庄园可能随时落入一个反动的农奴主的手中，整个帝国也可能落入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甚至是反动的人的掌控之下，诸如尼古拉一世位于宝座之时。然而，正如1821~1825年的事件所证明的，甚至在同一个君主统治期间，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会让位给反动的趋势。

神圣同盟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幻想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下采取某些行动也可能推动社会走向进步。他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哪些是真正新生的、进步的行动，哪些是建立在腐朽的、陈旧基础之上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出于最善意的自由主义设想所提出的措施，事实上往往会变形，最终仍被反动势力占得上风。

例如，1815年9月26日，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约成立神圣同盟，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随即都加入了这个组织，它的反动性质也不是立刻显现出来的。虽然这个同盟活动的基础是维也纳国际会议上制定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原则，即现行的封建君主制的“合法性”原则，以及，法国大革命之前确定的国家边界不可侵犯性原则，但在最初时期神圣同盟的保守主义趋势表现得并不明显。

在神圣同盟存在的最初时期，一些参加者，包括亚历山大一世，积极维护在拿破仑败退之后欧洲出现的自由主义情绪。亚历山大一世一直要求在波兰施行宪法并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还要求在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德国的一些小公国借神圣同盟之手实现了立宪制度，瑞典的宪法也得到了确认。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国际团体的反动性质逐渐暴露出来。俄国专制政权以及整个同盟，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直接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走上了公开武装干涉试图解放封建专制桎梏的国家的道路。

1818年，神圣同盟举行了亚琛大会。这次会议表明，有关“人权”，有关保护国家而不是个别统治者利益等的声明，不过是一纸空文。1818年11月3（15）日，俄国、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签署的保密协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协议签署国重申，自己有职责采取措施，加强“预防有可能给法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新革命动荡”。

1819年的事件（首先是К.赞德杀死了赫赫有名的反动者А.Ф.科采布）使神圣同盟有了公开宣布支持武装干涉政策的借口。这一年秋天，参加同盟的德国诸公国全权代表实际上在卡尔斯巴德批准了可以从外部干涉同盟国家内政的原则。

“愚民部”

十九世纪最初20年，亚历山大一世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政策，传统上被看成自由的、进步的：建立了若干所新大学，新闻审查制度被史无前例地放宽松了，创办了许多社会、政治类杂志并拥有了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但在这里，封建农奴制的趋势仍如影随形地存在着。

此时，封建反动的主要代表是А.Н.戈利岑和М.Л.马戈尼茨基。神秘主义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并得到广泛传播。宗教对文化进程各个方面的影响急剧增加。1817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事务和人民教育部，由А.Н.戈利岑公爵领导，就是这方面的明证。正式把宗教和教育事务合并归入一个部门管理招致所有关心俄国文化命运的人的谴责。最典型的是，甚至以保守主义观点而著称的Н.М.卡拉姆津都反对最高统治者的这一步骤，讽刺地称这个新部为“愚民部”。

Н.М.卡拉姆津

一段时间之后，对学校的猛烈攻势如期而至。这首先体现在М.Л.马格尼茨基对喀山大学的摧毁。马格尼茨基于1817年被从流放地召回，1819年初被委任在戈利岑所领导部门的学校管理总局供职，6月8日，根据后者的建议他被任命为喀山学区督学。抵达喀山后，马格尼茨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被怀疑为“不可靠分子”的11名最杰出的教授从大学开除。他下令毁掉大学图书馆里所有他认为内容有害的书籍，并在这所大学确立了军营模式。根据同时代人的说法，马格尼茨基甚至可以不通过法院就直接把他认为破坏了规定秩序的有罪学生送去当兵。

但是，这一切可能会让最高统治者感到称心如意：大学里的所有教学活动都弥漫着宗教思想。例如，大学校长Г.Б.尼科利斯基的全部研究活动就是为了证明数学规律与真正的基督教毫无二致。在他看来，导致“自由主义思想”的原因是“时代的精神”。他写道，在数学之中，“我们看到了与基督教的神圣真理的神似之处。例如，数字的存在不可能没有单位，宇宙也不可能没有统一的主宰而存在。”不言而喻，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科学”作品进行评价。

1820年1月17日，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马格尼茨基制定的大学管理规章。他提出了教育和培训大学生的两个基础原则——顺从和宗教。大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使大学生坚信君主管理制度的不可侵犯性和神圣起源。

军屯制

与推行军屯制相比，政府对外和对内政治行为的破坏性影响何足道哉，前者已经成为黑暗的反动制度的象征。

客观因素推动专制政权对军队进行改组。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军队和战争的性质。军队人员补给的旧的征兵制度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从十八世纪末起，西欧军队开始确立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征兵原则——普遍义务兵役制。在俄国，农奴制的存在阻碍了这种制度的实行。因此，为了取消过时的征兵制度，俄国选择了另外一种真正的“独创性的”道路——军屯制度。

实行军屯制的第一次试验可以追溯到1810年，11月9日，亚历山大一世向拉甫洛夫将军下达命令，让莫吉廖夫省科利莫维奇县叶利茨基·姆什克捷尔斯基军团的储备营在国家农民的土地上屯居。为此，1810~1811年，数千农民被暴力迁出他们祖居的土地，发送到新罗西斯克地区。不久，战争爆发，军屯制度的推行被中断。但是，到了1815年，军屯制度又被变本加厉地加以推行。在1812年卫国战争和国外远征之后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的状况下，专制制度特别希望把军队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组织，并且希望通过建立完善的军屯制度寻找到摆脱财政危机的途径。

1816年8月5日，诺夫哥罗德民政省长穆拉维耶夫接到命令，将近卫军阿拉克切耶夫第二营移至诺夫哥罗德县韦索茨乡屯居。韦索茨乡不再隶属于地方警察，而是转归营长管理。但是，这时期军队的屯居原则发生了变化。政权认为把国家农民驱逐出他们的家园既麻烦且危险，决定安排他们与士兵一起居住，把农民变成民兵。农民被编入民兵，被称为本地老居民，隶属于军队领导。所有男孩被编为世袭兵，随时补充屯中的军队。

1816年，在诺夫哥罗德省进行了第一近卫军团的屯兵；1817年，在赫尔松和斯洛博达—乌克兰省份进行了布格斯科和第三乌克兰师的屯兵。1825年，在圣彼得堡、诺夫哥罗德、莫吉廖夫、斯洛博达—乌克兰和赫尔松省屯兵超过15万，374480名国家农民转成了民兵身份。整体而言，军屯的兵力达到了俄国军队的三分之一。非常可能，只是死亡才使亚历山大一世终止了他实现自己全部的设想，即将全部军队屯兵。在保留下来的他给А.А.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件中，他的这种想法跃然纸上。1822年1月14日，亚历山大写道：“把我所计划的将全部军队屯兵的整体构图发给我。”

实行屯兵制度的军团，构成了独立的军屯部队，被同时代人视为阿拉克切耶夫伯爵领导下的特殊的“军事国家”。别具一格的是，这项如此重要的国家变革，完全是专制政权独自的实践摸索。没有制定任何有关军屯制度的原则和规定，有关问题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机构中讨论过。

建立军屯制，实质上是最为庞大、最为反动的国家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农民的双重奴役。军屯的民兵，形式上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却比以前更牢固地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他们失去了出外打工、从事贸易和工业的可能性。而且，在实行军屯制度的地区，那些早已与家乡脱离关系的人也要被遣送回来。在有关斯洛博达—乌克兰军屯的法令中指出：“所有可以服役的经商者，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耕地和耕牛，哪怕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房屋（在外地），都要被编入现行（连队）。……在那些被编入军屯之前从事某些手工业，没有自己的生产设施和耕牛的人之中，所有可以服役的人都被编入现行部队。”

对这一切，深入研究军屯状况的В.А.费多罗夫客观地评论说：“使已经进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农民经济重新倒退，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背道而驰。”十二月党人Н.И.屠格涅夫写道，军屯居民被囚禁在土地上，囚禁他们的方式“甚至与地主对待农奴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经济上受到束缚，军屯居民转化为士兵后，终生都将陷入军事奴役的状态，且世代相承。除了普通的农民工作之外，他们还必须要完成连队生活的所有要求。主要是不断重复无意义的训练，机械地执行军法条例，若有违规即遭棍棒鞭打，惩罚残酷，可以说，他们作为士兵所受的奴役与作为农民所受的奴役，其沉重性质不相上下。

军屯中充斥着恣意妄为的现象。关于“阿拉克切耶夫王国”噩梦般的环境，即使在皇室家庭里也被直言不讳地谈论。寡居的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芙娜的侄子、符腾堡亲王叶甫根尼回忆说：“与此同时，了解到军屯的全貌，你会因那里的残酷暴行而毛骨悚然；成百上千的农民在这种制度下疲于奔命，被虐致死，因此，一直仁爱有加的亚历山大不要感到奇怪，很快，臣民们在说起他的名字时就会夹杂着疼痛的苦味。”

实行军屯制度的最初一些步骤就遭遇到了人民的顽强抵制。农民和哥萨克把军屯看成一种新的奴役方式，他们为保留自己以前的地位而斗争。最初，他们的斗争方式只局限于向亚历山大一世和王室成员递交上诉书和申请。1817年秋天，寡居的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芙娜在去往莫斯科的中途被农民拦住，他们请求她的“保护和怜悯”。不久之后，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大公与普鲁士亲王威廉一起出行，也被数百名农民拦住，他们从森林里跑出来，设置了路障，阻止前行的去路。见证人写道：“您可以想象，这种会面的场景让人瞠目结舌。他们都屈身下跪，痛哭着，喊叫着，请求怜悯他们。妇女和女孩们在这曲旋律中唱着二重奏；但大公只是用话语敷衍他们，继续赶路。”

农民们未能获得成功，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诺夫哥罗德省霍雷乡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政府不得不动用军事力量加以镇压。在起义的中心地区叶斯季扬，手里拿着橛子、斧头、镰刀和干草叉的农民聚集起来，组织了强力的防守，政府军队通过专业的军事战术实行包围才将其摧毁有关残酷镇压农民的消息传遍了俄国。1817年夏天，赫尔松省爆发了布戈斯基哥萨克兵团起义。1818年初，类似的暴动覆盖了斯洛博达—乌克兰省份，有1.6万农民和哥萨克参加。

1819年丘古耶夫军民起义是对在军屯肆虐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的回应。这次起义开始于7月中旬，历时近两个月。阿拉克切耶夫被迫采取坚决的行动，动用政府精英部队，才逐渐将起义镇压下去，众多军屯居民被逮捕。到8月底，2000多名起义者被逮捕拘留。其中，有363人被交付军事法庭，判决他们的罪行是危害合法政权。273名军屯居民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12000下树条刑。阿拉克切耶夫在1819年8月19日向沙皇报告：“8月18日，在丘古耶夫对一批罪犯行刑。……罪犯顽固不化，在40人中只有3人忏悔自己的罪行，请求赦免，他们被当场赦免；其余37人被处罚；但这些处罚并没有对在场的其他被捕者起到威慑作用，士兵们被丘古耶夫人的暴动而激怒，对他们行刑时手下毫不留情，刑罚残酷，以儆效尤。”然而，即使在棍棒之下起义者也拒绝承认自己有罪，继续抗议军屯制度。29个起义者被殴打致死。

对军屯居民的血腥镇压使俄国进步人士怒不可遏。用十二月党人С.П.特鲁别茨柯依的话说，政府在镇压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血腥兽行，“使舆论一片哗然”，而且“沙皇本人也难辞其咎”。许多十二月党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因残酷镇压丘古耶夫人，有关死刑、树条刑和鞭刑等消息所引起的反政府情绪的爆发，十二月党人А.В.波德日奥在接受审讯中供认：“在1819~1820年，不仅是我们，很多人谈及对丘古耶夫人的残酷镇压都瞋目扼腕。”毋庸置疑，军屯制度对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开始怀疑，这样一种制度，这种能够从自身内部孕育出如此稀奇古怪的事物，且一意孤行、欲罢不能的制度，难道能够自上而下地实施改革吗？

亚历山大一世

相反，亚历山大一世本人越来越坚信自己所选择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有一天，他突然罕见地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必须要实行军屯制，哪怕是从圣彼得堡到丘多夫的路上都铺满了尸体。”对于他有关军屯的这类话语，我们还有必要做出其他补充吗？

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亚历山大一世如何能够在同一时期，一手准备解放农民改革和国家立宪制度改革的方案，一手推行军屯制度？问题在于，沙皇本人很可能并不清楚其自由主义计划与其实践行动之间的巨大矛盾。他可能绝对真诚地相信，实行军屯制度，不仅仅能够解决为生活本身所迫切需要的改革军队的任务，而且是未来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性步骤。他认为，这是在军事领域以一次性打击摧毁为农民所仇恨的、落后的征兵制度，而地主农民在成为军事屯民之后，也就永远地摆脱了农奴依附关系。

实际上，当时的农奴制现实与推行根本改革方针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只要最高统治者还在制定资产阶级改革的方案，只要他还没有最终抛弃进行根本变革的想法，那么就存在着一定的希望，新事物的萌芽将破茧而出，恰恰是这些新事物，而不是军屯制度，将成为决定国家面貌的主要因素。

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些希望已经彻底破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日益凸显，国家出现的政治危机，新旧事物的斗争，最终只能导致封建反动势力的加强。最高统治者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也迅速右倾，1821~1822年成为一个分水岭，政府和社会对此都已炳若观火，不会再有变革了。Н.М.德鲁日宁写道：“1820年，在南欧起义和谢苗诺夫兵团叛乱以后，亚历山大一世放弃了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计划，选择了公开的持续反动的道路，这一时期，经济有所复兴，战争的影响业已消除，农民运动被遏制，神圣同盟在欧洲确立了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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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俄国专制制度与改革

[俄]谢·弗·米罗年科 著

许金秋 译

2017年6月

本书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前馆长谢·弗·米罗年科博士的开山力作，也是19世纪初俄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作者使用最新档案资料研究了俄国专制政权尝试对其根本基础进行改革的一些举措以及围绕改革方案所发生的斗争和改革计划的破产，揭示了十二月党人运动产生的根源，生动刻画了亚历山大一世以及那一时代著名国务活动家的历史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