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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的演进路径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演进路径,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时人萌生民族主义的情感思路演进路径;二是从历时态看,民族主义从晚清到民国的演进路径。这两方面往往是连在一起,累叠进行的,使得民族主义愈加明确、丰富。”本文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1851~1937)》结语。作者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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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巴黎世博会上的中国馆


大致而言,20世纪之前,中国博览会事业主要是参加博览会,而参加博览会又主要操之于海关洋人之手,故博览会事业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时人对博览会及其所展示的“西方”之感知上。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人最先接触到博览会时,对博览会上的“西方”表达出了惊羡之情,好奇而佩服,在认识到博览会上西方展品之先进的同时,亦认识到中国展品的落后,从而开始萌发出忧虑意识、危机意识,开始反省中国展品为什么落后,并积极思考解决之道,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时人又同时认识到了博览会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奖才励能、兴发格致之学的功用。

时人对博览会及其所展示的“西方”这样的最初认知路径,基本是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的起点,这个起点反映了三个趋向:一是对西方之“先进”,只是认知到了西方先进的现象,并没有立足于“西方先进”,进一步去探寻“西洋情事”,全面了解先进西方并分析其原因。时人对“西方”的认知,比较模糊、肤浅,但承认西方先进的态度较为明确。二是立足于“中国落后”,时人感知到西方先进之时,并没有全力去追寻西方先进,而是求诸己,思路聚焦于“中国落后”,既承认中国落后,又反省中国为何落后,然后想方设法促使中国改良、发展,以追赶西方。三是实用主义态度。时人分析西方先进现象,往往都是与“中国落后”相对比,以便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明了改进的方法和方向。同时,对“博览会”的认知,也是结合时兴的洋务运动,分析其所具有的作用。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刚刚兴起民族主义时,之所以会产生这三个趋向,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有关。中国社会最初接触到西方时,整体上的态度是欲迎还拒,“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是轻视、藐视,这或许与中国传统文明过于深厚,以及内敛的思想性格有关,导致中国人比较固守传统,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更难以被新事物所同化。虽然能认知到西方的新奇,并承认西方先进,但仍难以全力学习西方,向西方迈进,即使主动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也是以之为手段,去改变中国的落后,促使中国改良、发展。学习西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先进而成功的“西方”,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追求近代化的目标,而是具有“榜样”力量的工具。其实,不管是晚清时期的“中体西用”,还是民国时期的“全盘西化”“反西方反帝”,落脚点都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所考量的都是“如何使中国强盛”,因而,近代中国在认知西方、接受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总是有“中国化”的心态和目的。不仅仅中国社会整体上如此,即便知识精英亦是如此。没有任何知识分子利用博览会去全面认识西方,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以对中国进行近代知识启蒙。其实,整个晚清,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都缺乏这样的知识精英,缺乏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近代知识启蒙,这不能不说与近代中国人的知识思想谱系有相当大的关系。中国近代知识的引进和兴起,除开西方的主动传入与传播之外,从中国的角度看,虽然受到了“西方”之催动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受到了中国社会现实的催动,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鸦片战争前后,一批开明知识分子开始主动认知西方,学习西方,却是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师夷”,而是要“制夷”。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的刺激之下所兴起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中国化”的近代化运动,其核心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实际上就是让“西学”为“中学”所用,因而认知西方,引进西方,只能限于即时有用的器用层面。正是在这场运动中,时人开始接触到博览会,认知到博览会上所展示的西方,因此,他们所关注的不是博览会及博览会上的“西方”所具有的近代文明内涵,而是更关注博览会所具有的作用,更关注“西方”之先进对落后中国所具有的借鉴作用。立足于“中国”,认知博览会,认知西方的实用主义心态,影响了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演进,使得民族主义仅仅限于“中国”,难以跳出“中国”,缺乏胸怀“世界”的大格局思维和大战略眼光,也难以超越“即时”思维,从长远上思考如何根本解决中国之问题,容易导致方法思维上的过急,分不清主次与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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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展出的克鲁伯大炮


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人继续本着这种实用主义心态认识博览会,开始明确以“中国”为本位,思考博览会对中国所具有的好处。首先是兴发商利,认为博览会不仅能发达地方生意,为商家直接带来利润,而且能开辟利源,繁荣市面,促进商业经济发展。为何时人首先会从“商利”角度认识到博览会对中国的好处呢?因为博览会最直观的就是犹如市场一样的人来人往的繁华场景,“赚钱”是博览会最直接而便捷的功能,也最容易被人所认知。而且,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商工不分,“商”就是“经济”。到了此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时人已经认知到了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武器不如人,更主要是“缺钱”,经济发展落后于人,中国的问题在于“利”之不发达,且“利”日渐为洋人所夺。所以,此时期,时人在实用主义心态之下,从“中国”的立场,最先从“商利”的角度认知博览会的功能,以便中国通过博览会兴发商利。

而兴发商利,除了是为了繁荣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之外,还是为了与西方开展“商战”。时人通过博览会接触到西方,认知到西方时,虽然承认西方先进,并欲以西方为榜样、为目标,去追求发展,但一开始就把“先进西方”摆在了“落后中国”的对立面,虽然时人并未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西方,却总是把“西方先进”与“中国落后”相对比,这种比较虽然可使人明了中国之落后何在,但同时亦可渲染出中国落后,是因先进西方的侵夺,加之现实中也确实存在漏卮日钜的情形,而且时人也总是渲染这种情形,因而,“商利”思想出现时,“商战”观亦随之而起,兴发商利,就是要与西方展开商战。在晚清重商主义的氛围之下,时人认为博览会能兴发商利之时,亦认为博览会能厉行商战,视博览会为开展商战的“第一武器”。从“商利”到“商战”,虽只一字之差,但在近代中国,却蕴含了“利权”观的出现。晚清时人力主商战,不仅仅是展开商业竞争,更主要的目的是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利”与“权”的相结合,使得时人所追求的“利”,就不只是指通过发达商业以谋利,不只是限于纯经济层面了,而是上升到了社会乃至政治层面,深入“国计民生”,这个“利权”,就社会而言,就是国人的生存之权,就国家而言,就是经济主权。因而,时人日渐认识到博览会是“阜国计”“培国脉”的重要举措,所表达出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开始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触及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即通过“利权”观表达出了民族国家观念。这样,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观念就基本形成了如下思维定式:中国面临先进西方的竞争与侵略,漏卮日钜,利权日丧,贫弱日甚,因此,中国要积极学习西方,以西方为榜样,急谋改良和发展,以劝工兴商,堵塞漏卮,回收利权,振兴民族经济,以培植国脉,实现民族国家的繁荣富强。

到了20世纪初,中国博览会事业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国人参加博览会愈加积极、广泛,并开始自主办理赴赛事宜,另一方面,仿照日本,开始举办内国博览会,即各种各样的劝业会。这样,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就不仅仅只体现在时人对博览会及西方的观念认知上,而是更多蕴含在博览会事业之具体言行中。此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国社会渐渐迈向“近代”的“文明开化”,时人日渐具有了一种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自觉。他们在参加博览会时,逐渐意识到中国某些传统文化,与“近代”格格不入,开始按“近代”之标准,审视展品是否有损中国形象,西国西人在会场上是否羞辱、殖民化中国,并自觉在会场上展开坚决斗争,以维护中国之“国格”;在举办博览会时,不仅表达出了大量民族主义言论,而且自觉践行民族主义,积极开展各种劝业活动,积极参与劝业会,启发民智,劝工兴商,发展实业,以挽回利权,富国富民。

此时期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比之以往,进一步发生变化。一是“西方”开始被抽象化,基本被定格于“先进者”和“压迫者”的双重角色。最初,“西方”在中国人眼里,主要是“先进者”“强者”,之后逐渐演变为“压迫者”“侵略者”。中国谋求独立和发展,追求富强,既要学习西方,追赶西方,同时又要抵制西方,甚至反西方。“西方”在民族主义者眼里,日渐空洞化,逐渐变成一种进行民族主义运作的工具。二是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大量迸发,并日渐增强。自19世纪末,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中国,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导致严重而急切的民族危机,维新、革命思潮及其运动兴起,以及“商战”“利权”观大量出现,这些因素共同刺激中国社会迸发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博览会事业中显露出民族国家观念当与这些因素不无关系。时人民族国家观念是在“危机与救亡”的思维之下产生的,因而更注重维护“国格”与“国权”,而对“国家”的“近代”意涵较为忽视,即便劝工兴商的发展观,亦是服务于回收利权的“国权”观。三是开始受到时政时势影响,并为时政服务。博览会事业,尤其是劝业会,其所秉持的劝业启智之宗旨,显然是受到了清末新政的影响,具有振兴工商,启发民智,为实施立宪政治营造社会条件的目的性,同时,亦受到“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希冀通过劝兴实业,以富强国家。


8.11博览会3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进入民国,虽然中国政权性质乃至国家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但博览会事业并未发生质变,基本是沿袭晚清,一方面继续参加博览会,主要是参加了1914年日本大正博览会和1915年美国巴博会,另一方面积极举办与晚清劝业会类似的博览会,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国货展览会”。举办国货展览会成为中国博览会事业的主体。从北洋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比之晚清,又有进一步演化、变化。

首先,对“西方”的认知更加抽象化、空洞化,基本把“西方”定位于“压迫者”“侵略者”角色,并予以更多关注。“西方”,对近代中国而言,具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作用,但其所具有的“破坏者”和“建设者”的双重角色,近代中国人更注重哪个?显然,在近代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更注重西方之“破坏”。他们虽然承认西方先进、强大,主张学习西方,追赶西方,但并没有去全面了解西方,寻找西方先进、强大的真正原因,很大程度上只是整体而抽象地认为西方是先进、强大的,且视这个先进而强大的“西方”为“压迫者”和“侵略者”,认为在西方的竞争与侵略之下,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要解除民族危机,必须要反西方,打倒西方的经济侵略。不过,其主张反西方,并不是要真正抵制西方,排斥西方,而是以之为宣传动力,鼓动人们更加谋求发展,促使自身发展壮大,通过自身的强大,来真正达到抵制西方的目的。所以,“西方”于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而言,既是追求发展的榜样和动力,又是鼓动谋求发展、兴发民族主义的宣传动员工具。

其次,民族国家观念表达得更为明确、强烈、广泛。辛亥革命及其创建的“中华民国”,强化了时人的民族国家观念,人们开始更为泛化而明确地表达国家观念,总是容易把任何事物都与民族国家相联。“劝业会”相应地逐渐改称为“国货展览会”,通过“国货”直接表达国家观念。但在民初的北洋时期,社会上的国家观念,虽然有了“中华民国”这个现实的国家载体,但缺乏“中华民国”之精神内核,观念形态的国家认同并未统一,基本有着“中国”“中华”“民国”三种。此时期的“国货展览会”之“国”,当泛指“中国”,而非指具体政权之下的中国,赴外参展时,虽在交际时号称“中华民国”,但时人却在日常言行中表达出了更多的“中华”“中国”之国家观。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全国实施,“民国”成了社会上主要的国家认同,国货展览会之“国”,已明确是指“中华民国”。在整个民国时期,博览会事业上的民族主义,在国家观念认同上,逐渐趋一于“民国”,同时,在民族国家观念之内容内涵上,有三个趋向:一是更注重“主权”,尤其是“经济主权”,开始把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独立联在一起,发展国货,是在发展民族经济,也是在追求民族经济之独立。二是更注重渲染民族国家之危机。国货展览会之宣传动员,无一不以“民族危机”相号召,会上言辞必提“民族危机”。三是更注重塑造奋发图强的民族国家精神,激励人们面临严重民族国家危机,要急谋国货改良和发展,围绕拯救“国货”,形塑奋发图强的民族国家精神。这三个趋向,显然都与社会情感相关,延续并强化了晚清时期民族主义就已具有的情感情绪色彩。

再次,所表达的发展观念更强烈、急切,更积极主动。在渲染由西方列强之“压迫”和“侵略”所导致的民族危机之时,民国博览会事业在晚清“劝业启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如何谋求自身的发展壮大,处处围绕“国货”做文章,以振兴民族经济。就全社会而言,积极提倡、宣传国货,让全社会认知国货,积极使用国货,推动国货制造,为国货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就国货界而言,积极展开竞争,既在国货之间展开竞争,又与洋货展开竞争,积极改良国货制造,提升质量,追求价廉物美,以符合人们日常所需,积极推销国货,培育、拓展国货市场;就政府而言,大力与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开展国货运动,举办国货展览会,训导提倡国货、振兴国货,为国货发展提供诸多便利和政策督导。比之晚清,民国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所含的发展观念逐渐显现出一些新变化,主要有三:一是与民族国家独立相关。发展国货,就是在振兴民族经济,就是在打倒西方经济侵略,实现民族经济独立。发展观,某种程度上,是依附于独立观。二是日渐社会化。强调追求发展,既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又要从社会诸多层面给“发展”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环境。三是市场化观念。“商战”观念逐渐转化为“市场竞争”观念。既注重国内市场竞争,又萌生海外市场竞争观念,鼓励国货走出国门,开展世界商业竞争。同时,比较注重推销国货,强调国货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宏观上讲,提倡国货,发展国货,亦是属于“进口替代”战略的一部分,实现在中国市场上以“国货”代替“洋货”。

最后,更加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的时政运作愈加强烈、明显。北洋时期各种“国货展览会”,属于国货运动之一部分,是各地发展实业的举措,参加巴博会,亦是联交睦谊,展示新民国的举措。整体而言,从晚清到民初,博览会事业受社会环境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自觉切合了时政时势的需要。但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时势开始强势介入博览会事业,使得其真正变成了实现某具体目的的工具,其受社会环境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此时期影响博览会事业的时政时势,一是日军侵华导致的“国难”,使得博览会成为唤醒民族精神、挽救国难的宣传工具;二是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的“训政”,使得博览会富有“党化”色彩,成为国民党“训政建国”、建立“党国体制”的工具。这种民族主义受时政时势影响,完全工具化,表明其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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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博览会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1851~1937)

洪振强 著

2017年6月

本书基于非常翔实的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之史料,把活动与观念分析相结合,明确提出了自晚清至民国一直连贯存在着一种追赶型、内向型、开放型的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这股民族主义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终极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经济独立与繁荣富强。作者细致深度分析了这一民族主义的动因、内涵、演进历程及其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特征,以及影响博览会事业的时势因素和其所面临的困境。


标签: 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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