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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胜利”或“纾尊降贵”?|“冲击—回应”在近代改革上的解释力

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清朝向何处去?”

到了1900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向何处去?”

在中间的这个时期,出现了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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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


1861年咸丰去世,为清廷出现新纪元铺平了道路,汉满两族协力支持朝廷。此后十年,占据政府要职的都是难得的贤才。外军在迫使清廷签署一系列新条约以后,撤离首都,返回南方,表示他们无意垂涎中国的领土。尤为重要的是,部分由于上述因素,太平军终于形势逆转,到1862年败局已定。

中国人曾把同治时期列为“中兴”,意指朝廷在最后时刻决心对整个体制摇摇欲坠的基础注入新的生命力,以重新获得民众与绅士阶层的支持。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中兴,但这次中兴却有个特点,即面临西方入侵。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问题:同治中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做出的回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就六十年代所倡导实行的种种改革稍加说明。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不如说是“复旧”。例如在文官制度方面,固然大家都认识到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但是所谓“才”则仍然沿袭旧意,指的是无所不能的通才而不是专业人才。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深信只要政府选贤与能,制度上的改变是不必要的。同样,当讨论到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科举制度时,议政者最多只能遵循旧法,建议考试应注重文章内容而不应注重形式和书法。没有人做出任何努力吸收西学各种科目,使考试内容赶上时代。

在经济领域亦复如此。正如芮玛丽所有力证明的那样,在拟议的改革中压倒的重点是重新恢复内乱前的经济。在农业方面不外削减皇室开支、增加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等。对日趋严重的佃农问题,特别是亟待解决的农村减租问题,却无人过问。再者,大家仍然认为农业理应是经济领域中唯一真正重要的部门。没有人对向商业这类非农业活动课以重税的做法提出异议。另外兴修铁路与建立电报系统的阻力很大。这也可证明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后看的、复旧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很少有人同意外国人的看法,即认为扩大中西贸易将给中国提供繁荣发达的极好前景。中兴时期的领导人对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始终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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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两个重要部门,拥护中兴的朝臣们认为有必要按照西方路线进行改革。首先是对中国军队进行改组。太平天国的挑战暴露了朝廷正规军的腐败无能,另外英法军队的威力又戏剧性地显示了西方作战方法与军事技术的优越性。为了做出回应,中兴的领导人物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坞,做出了相当巨大的努力以提高中国军队的效率,并引进更加有效的训练方法。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的“自强运动”,其目的是使中国的国家安全能得到保障。

另一重要改革是在外交领域,对亚洲国家恢复了传统的以进贡为基础的制度,但为了对付西方国家,则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1年成立起,总理衙门就得应付成堆的难题,因为它除了承担外交部门的日常工作外,还需掌握一套完全陌生的复杂微妙的国际关系体制,并向有抵触的中国民众证明政府对这种制度让步妥协是多少有些道理的。和它所面临的大量问题相比,到六十年代结束,总理衙门的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革新部门中都有一些情况冲淡了革新,使它显得不是那么激进。对中国来说,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是按照陈旧的古旋律奏出的一支变曲。在他们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曾经多次向“夷人”屈尊就教,学习他们的作战技术。至于为了对付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革新的色彩确实要更浓些。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埋下了伏笔,因为建立这个制度只是临时措施。恭亲王及其同僚在力主建立总理衙门的奏疏中曾明确指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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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恭亲王奕䜣


从同治时期结束到甲午战争这二十年里,中国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可是,西方人和西方影响的入侵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愈加猛烈。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倾向革新的人把注意力转向西方的挑战,有些人开始深切认为必须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改革。

如果说中国曾有过对西方的真正回应的话,这次回应似乎应该算得上是一次证明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就是这样描述19世纪后期的改革运动的。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这种描述是否正确,而在于其复杂程度是否足够。

虽然19世纪最后数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有必要按照西方方式进行变革,但是由衷地承认这种变革确实是一件好事却姗姗来迟。因此,改革家们往往不得不用各种思想外衣来伪装仿效西方的变法主张,使变法不致显得有失体统。这种思想伪装在多大程度上出于改革家自身心理上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应付对方批评的政治上的需要,依然是有待思想史家们解决的难题。

为革新辩解的最常用的办法,不少是根据中国所谓“本末”的思想。体现这种思想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体用”之说,此说经张之洞于1898年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著名论断后,终于流传后世,其目的在于证明“西学”由于实力显著,应该采纳,但同时再度肯定中国文化是至圣极德。根据列文森分析,这类思想终必陷入一种智力游戏,进退两难,两相抵消。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榜样”为中国改革家所接受,随着“用”的内容从坚船利炮扩大到科学、数学,再到工业化,最后到现代教育,“体”的内容势必不断缩小。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从事一桩无法实现的工作,即试图通过根本改变一种文化的办法来保存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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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另外一种为改革辩解的办法是申言西学来自中国。这种说法盛行于戊戌变法前后。它是许多世纪前中国人为接受佛教而辩解时提出的所谓“化胡”理论的新版(这种理论认为佛教是中国道教印度化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中国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接受它)。例如,许多人都宣称西方的军事技术、科学、数学和基督教,最初都来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这种说法好处甚多:第一,它既认可了得自西方启发的变革,又无损于中国人文化上的自豪感;第二,它肯定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在智能上并不亚于西方人;第三,它投合一般中国人的崇古倾向。另一方面,对非正统的、非儒家的墨子突然尊重起来,则反映了19世纪最后几年中国发生的一场最重要的转变:民族主义正迅速成为中国改革思想背后的推动力。对墨子说来,关键的事实在于他是中国人。

认可改革的另一个根据是为了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这一认可本身的形成也反映了上述那场最重要的转变。对“富强”的追求集中表现在“富国强兵”这一口号上,它本是法家对中国政治思想做出的贡献,代表了与儒家(和同治中兴)强调简政济民显然不同的另一条路线。不过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一股不太正统的思潮,它认为“富强”这个目标和儒家的最终价值观念可以并行不悖。这股思潮在七八十年代逐渐抬头,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如果要拯救保存他们所珍视的儒教价值观念,中国必须要比当时强盛得多。这种想法的危险在于手段(建立富强的中国)最后很可能会取代了目的(保存儒教的文化)。当富强成了一切其他价值必须服从的目标时,就为彻底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而这一切正是著名的西方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翻译家严复在九十年代中期所走过的道路。此后十年,成百的中国人纷纷加入严复的行列。

上述为改革进行的种种辩解,其目的都是维护儒教秩序,使之完好无缺,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辩解曾断言这种秩序可能发生根本变化,当然更没有赞成这种变化的。但是,当时确有一股改革思潮持此看法,它力图在儒教传统自身的内部寻找认可变革的根据。早在1880年,中国报人先驱王韬就写道:如果孔夫子在世,他会毫不犹豫地不仅赞成引进西方的技术与工业,而且会支持整个改革事业。王韬把孔子看成潜在的改革家,从而给某些具体的改革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把一种对变化本身采取比较肯定的看法暗中引进了儒教思想。

比王韬思想远为系统,影响也远为广泛的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康有为的思想。康有为斥当时流行的对经书的诠释为伪说,坚持今文学派的诠释为唯一正宗。他宣称在今文学派的教义中发现了某些哲学根据,使人不仅视孔子为新制的创建者(这看法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观点),而且视历史为进化过程。由于受到西方近世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把今文学派的诠释向前推进,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儒家可接受的范围。他的学说终于不折不扣地变成了对近代西方进步概念的全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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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


19世纪后期,中国人似乎正朝着“自强”的方向前进并做出显著成绩。但是,如果说这段历史使人有理由感到乐观的话,由于甲午战争中国惨遭败北,接着西方又加强了帝国主义活动,这种乐观前景遭到令人痛心的打击,终归破灭。强烈的耻辱感第一次笼罩着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并激励他们考虑进行较为广泛的改革。1895~1898年,宣传改革的报刊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讨论改革的学会相继成立。当光绪皇帝自己也开始同情并认为必须进行广泛深远的改革时,整个舞台已布置就绪,1898年仲夏的一场热闹非凡的戏剧将拉幕上演。

戊戌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第一道改革谕旨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替侄儿光绪重新摄政告终,在这段通称“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光绪帝曾就一系列问题广泛颁布了改革法令。在康有为的推动下,年轻的皇帝不是把中国的古代圣君树为楷模,而是把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这类力主改革的君主视为榜样。诏书不断下达:改革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推进陆海军、警察和邮局制度的现代化;修订法律;精简官僚机构,削减冗员;发展商业、农业、冶矿和工业;等等。

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如果说不是全部)已由王韬、郑观应等人陆续提出,但是总合起来,则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是对中国陈旧过时的体制所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也是第一次由最高层发动的进攻。

但是很明显,一阵喧嚣过后,留下的后效甚微。只有几个省(特别是湖南,这里的巡抚同情改革)曾认真努力实现谕旨。整个帝国其他部分的反应,则从茫然不知所措直到顽强抵抗。许多官员可能愿意实施改革,但并不理解改革。另外一些官员,则由于摸透了改革的意向,而竭力阻挠其实施。满人因皇帝信赖的改革者多为汉人而深感恼怒。总而言之,戊戌维新的志士如果说善意有余,则实现这种善意所必备的实际政治头脑与经验却极端不足。光绪皇帝本人尤其如此。正如邝兆江令人信服地指出,光绪没有自己完整的变法纲领,是一个极端无能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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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


上面勾画出的一幅19世纪后期中国改革运动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改革过程理解为中国对西方和日益西方化的日本所造成的种种新问题的回应。根据这种看法不仅把改革和西方挑战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看成一种思想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中国如何才能强盛?中国可以效法西方到什么程度,既可达到强盛的目的,又可使自己独特的文化本色免遭威胁?

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活动和西方冲击有关联,这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在于到底应该把这些活动单纯看成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还是应该也把它们看成在不同程度上针对中国内部挑战而产生的一种受西方影响的回应。对于反对改革的活动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这类活动是否完全由于对西方或(和)变革产生反感而引起,或者说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受中国政治环境的制约?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必须首先交代一下,以上总结的各种改革活动大部分都是就全国性的活动而言。省一级特别是地方一级的改革活动情况则颇不相同。和中央或省一级不同,地方一级的改革活动是由非官方的上层社会操纵的。这种活动由于规模较小,因此成效较快。另外由于反映当地的利益与问题,这些活动不大可能是为了应付西方冲击引起的活动,尽管在沿海省份,如浙江——到清末时甚至在内地某些省份——后来也受西方思想与手段方法的影响。

在省和全国这一级,西方发生的作用比较明显。但是这种作用也很少是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的。研究19世纪日本历史的学者已经证明,日本对“西方的回应”和对国内政治状况的回应,两者息息相关、不可分隔。例如在幕末时代(1853~1868),武士阶级曾利用“攘夷”这个口号当作“打击幕府的一根棍棒”,可是武士阶级其实不仅无意驱逐夷人,实际上反而十分愿意接受某些西方的影响。同样,在明治维新前夕,长州和萨摩的领导人把西方的科学与兵器引进各自的藩籍,这固然是日本对西方的一种回应,但也是藩籍对幕府与天皇迫在眉睫的斗争做出的回应。

许多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现象,斯坦利·斯佩克特把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位实力雄厚的大区领导人加以比较后,提出下列看法:

曾国藩极力宣称他忠于清廷和儒家文化,这也许说明他加强自己的势力是为了更好地效忠皇帝。但是对于李鸿章则不然,当李鸿章谈论“自强”时,他是在发表空论;可当他真正致力于自强时,他是在加强他自己。

简而言之,表面看来,李鸿章只是对西方挑战做出回应,可是至少,他也是部分地对中国内部的政治角逐做出了回应。归根结底,在李鸿章的心目中他本人的问题和西方所造成的问题,可能占同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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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国人反对西方影响带来的革新,并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这些革新(尽管许多人确实如此),而是因他们感到革新引起的某些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戊戌变法中反对改革的情绪,不少是由于敌视康有为所引起的,由于惧怕改革所引起的阻力反而少些。

性质稍微不同的另一个例子是沈葆桢在1876~1877年收购并拆除外国建造的吴淞铁路一事。这一行动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反对西方技术的保守情绪所引起,但最近的研究则表明沈氏的真正动机带有更多的爱国色彩。沈氏在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初期督办福州船政局,是支持自强的人物。对他而言,吴淞铁路的问题在于这条铁路是外国商人未经中国授权而建造的。

在老百姓这一级,也有证据说明反对改革只有一部分是纯粹出于对革新本身的恐惧。周锡瑞认为,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推进改革带来的经济负担过多地压在农民和贫苦市民的身上,而“改革带来的收益,只有直接参加新建立的改革机构的少数上层人士才能享受,其他人一律无法染指”。因此,产生了群众反改革的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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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


19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运动是否进展迟缓、成效甚微或以失败告终呢?显而易见的回答是肯定的。费正清和其他一些史家正是持此看法,而他们都是从中国对西方挑战缺乏有力回应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这段改革运动的。但是另有一种回答却并非如此显而易见。

历史学家往往猛烈攻击历史决定论,但在写历史时却又发现自己难免要向自己所攻击的这种理论妥协让步。例如,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1898年维新又败于“反动”。由于史学家们通常不满足于找出直接的、偶然的原因,对这两件事就力图从长期的观点寻求解释。这样,我们越寻求就越发现在中日战争前中国的改革运动缺点严重。这些缺点越占据我们的注意力——由于我们提出了上述的问题,就势必产生此种现象——九十年代的这些事件就越显得不可避免。

要纠正这类对历史的歪曲,办法之一是把注意力较少地放在九十年代中国一次又一次单独的“失败”上,而较多集中在更加广泛长期的变化过程,这些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下叶并一直延伸到20世纪。近年来中国不少史家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向前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他们对19世纪后期的改革运动,已做出高得多的评价。

“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尽管作为严肃的学术分析框架,冲击—回应取向的鼎盛时期是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但是它对教科书和其他大学教学资料的影响则至今不衰。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与初学者所得到的中国史画面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距。

其实,这一画面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就像在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像上述诸例设想的那样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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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


除了适用范围这个总问题之外,冲击—回应取向还有一系列具体问题。问题之一是在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离迷、自相矛盾的性质。我们中间不少人意识到自己对“非西方社会”的了解比较肤浅,而自惭形秽,这是应当的。不过另一方面却认为自己对西方这块故土已经了如指掌。西方同样迷惑难解,理由之一是近代西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方在近代阶段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这个明显的真理却容易被人忘记。

同样容易被人忘记的事实是“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词汇里也不会出现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倘若西方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则“西方”所包括的地域中种种空间的划分就自然会在我们的脑中更为凸显。这时,法国和美国的区别很可能就变得和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同样巨大。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下列看法,即“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就以19世纪后期的上海为例,它和具有典型中国风貌的内地相比似乎是“西方化”了。但是它的行政制度受英帝国的控制,它的经济高度商业化,它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它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文化具体而微的代表,正如纽约城不能作为整个北美文化的具体而微的代表一样。同样,在看待20世纪前期这段历史时,如果通过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冲击的概念来分析问题,也将是荒谬可笑的,尽管在这个时期几乎每个西方思想流派都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找到鼓吹者。甚至当中国人谈到“全盘西化”时,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也并不是用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来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按照经过精选的、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例如胡适就只希望采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反对中国采纳西方的基督教;而且,他心目中的科学与民主都带有明显的杜威学派的烙印,不能一般地代表西方类型的科学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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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主将


因此像中国这类国家所接触到的“西方”,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且即使这一部分在接触的过程中也逐步蜕变。例如,19世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可能不是很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他学习中文,采纳某些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新的环境接触交往,开始经历一个“杂交”的过程。他已经不是单一纯粹的西方人,而是变成了“在中国的西方人”。因此单纯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来解释所发生的现象是不够的,因为其中还含有一种西方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回应。

在思想概念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杂交现象。概念不像人,不能对环境做出积极回应,但是概念的含义起码部分是由环境决定的,因为概念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产生意义,而某一概念对某一人的含义是受表达这一概念时各种环境条件所深刻制约的。所以,说什么对于诸如国家主权、基督教和进步等概念直接做出中国回应是没有多少意思的,因为在这些西方概念能够引起回应之前,首先得进行交流,而交流只有通过中国语言及其思想方式的过滤才可能实现。这种过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原义的歪曲,而使大多数中国人做出回应的正是这种经过歪曲的本土的说法,而不是外国原有的说法。

这种西方的首次冲击,当它经由中国人传递时,还会受到另一种歪曲。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外国商人与买办之间,或传教士与教徒之间,西方的冲击多少比较直接。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则并非如此。当基督教是经由中国起义者加以传播,或者西方的制度是经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西方冲击就和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了一步,或者不只一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搅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此后,冲击—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还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清廷对太平军叛乱的回应,保守派和温和改革派对戊戌年间改革的回应,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人不熟知的西方挑战所引起,但同时也是由于中国人所熟知那一套叛乱与改革的挑战所引起的。如果把这些回应简单地说成只是对西方的回应,那就会造成极大的误解。

另一个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在每个特定地区,少数上层社会人物与广大群众之间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区别。即使在这两大社会阶层内部,正如在一切人类集团内部一样,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包括气质、性格、年岁、性别以及由个人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况。所以“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当然,在某一层次上说,所有中国本土人——男人、女人,城里人、乡下人,穷人、富人,广东人、湖南人——都参与一个共同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化体系;但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些人的经历千差万别。每个从属的集团进入较大的中国文化时,角度都不相同,正是这种不同左右了他们如何对各种情况做出回应。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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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现历史1


在中国发现历史2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美]柯文 著

林同奇 译 

2017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柯文此书是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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