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016：9~10）解释说，互联网对发展的推动有三种机制，并例举了中国。

第一个机制是包容。东风村“凭借电子商务，（使）乡镇生产者可以参与到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生活中”，让曾经的社会边缘群体如女性、失业者、身体残障者参与到了人类经济活动之中。

第二个机制是效率。在线贸易促进了生产和出口部门之间的贸易，为外国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提供了便利，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了购买效率，也让消费者受益，还催生了难以计数的物流企业。

第三个机制是创新。互联网商务面对着众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每一次在线贸易，都积累了面对这些挑战的资源，那就是数据；凭借这一资源，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了重要的创新，例如对信用的自动评价、为小企业提供风险极低的贷款等。

可仔细推敲，世界银行提出的三种机制与其说是机制，不如说是连通性影响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看作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影响的一部分。对于任意互联网用户而言，包容、效率、创新的机会是均在的。问题是，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又如何产生了红利差异呢？

我们提出“互联网资本”框架，认为藏在互联网红利差异背后的深刻基础正是个体、群体、地区、城乡之间的互联网资本差异，以及对互联网资本运用的差异。互联网资本如果不是决定性地，至少是直接地并主要地影响了用户从互联网受益或获取互联网红利的差异。

资产的互联网资本化

我们将“资本”界定为凝聚以往投入而形成的、具有市场进入机会、因而能够通过市场获益的资产。它既是要素，也是特定的社会机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内含特定社会机制的发展要素。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的索托着力关注了资产转化为资本及其影响，他强调的是“取得真正所有权”，进而将资产转化为资本对穷人摆脱贫穷的意义。不同于索托的是，我们探讨的是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各类互联网技术应用者的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及其从资本的获益。

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资产获得市场进入机会的过程，本文称之为资本化。在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中，促使资本增长的途径有两条。①提高资本化程度。对于给定资产而言，资产的资本化程度越高，资本的增加便越多，此为资本的内涵性增长途径。②增加资产数量。对给定资本化程度而言，资产的数量增加，便意味着资本的增加，此为资本的外延增长途径。这两个途径可以表达为：

cs=tra×av

公式中，cs为某种资本；tra为该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转化率，即资本化程度；av为可转化的该资产的规模。

我们把索托的资本概念引入互联网技术应用条件下，既意味着资产规模的扩张，也意味着资产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则互联网资本为：

Cc=∑ns=1cs(n=1,2,…,k)

即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互联网资本（Cc）为每一类转化后的资本（Cs）的和。

索托认为，世界各地的穷人掌握有各式各类的、各种形态的资产，从劳动力到物质资产如房屋、土地、自然资源，当这些资产因各种因素无法进入市场的时候，都是僵化的资本。

在因互联网技术应用带来的高度互联条件下，各类人群也掌握有各式各类的资产，在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因各种约束而没有获得市场进入机会。恰恰是互联网激活了这些僵化的资产，让各种形态难转化为资本的资产转化为了互联网资本。因此，我们将互联网资本定义为任何因既往投入形成的、具有互联网市场进入机会的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市场获益的资产。

互联网资本的特征

为说明互联网给市场进入机会带来的影响，进而给资产以及资本化带来的影响，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在淘宝村随处可见的情景，以沙集镇为例。中年妇女陈淑珍，小学受教育程度，怀里抱着孙辈，打理着自己的网店，每年网销额有几百万元。如果访问者一定要问陈淑珍的网店挣多少钱，得到的回答肯定是模糊不清的。不是陈淑珍不愿意回答，真实的情形是，她根本就没记过账。陈淑珍叙述：家里有一个洋铁盒，需要零钱，就从支付宝把钱取出来放在盒子里。给小孩买奶粉的钱和买菜的钱从里面取；工人的工资、买木料的钱和给物流的钱，有时从支付宝出，有时也从盒子里取。所以挣多少钱，陈淑珍真弄不清楚。

另一个是在淘宝天猫店随处可见的情景，以海尔为例。网店展示了海尔从小家电到大家电的几乎所有产品，每一个品类的每一个型号，既有形态展示，也有特征数据，还有售前售后服务相关的详细指引，包括个性化需求的定制，客服也始终在线。与消费者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从设计、原材料采购和配置，到生产排产、质检、物流配送、财务结算等一系列超越了纯粹工业生产模式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流程安排。

两者都是网店，可差异却跨越了人类社会经历的三种生产经营模式。第一，两者的交易方式都是21世纪的：电子商务、产品定制化、“先预订、后生产”、物流、数据化等。第二，生产方式则至少跨越了两个形态：陈淑珍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化时代之前的、作坊式的，海尔的生产方式则是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第三，管理方式则相差着三个形态：陈淑珍的管理方式是小农式的，甚至没有基本的会计制度；海尔的管理方式则进入了后工业化形态，即基于数据化和大数据的模块式管理。

如果说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资产，历史观察显示，每个时代对既往资产的运用，通常仅限于与之相应的部分，难以跨越不同的多个时代。譬如，在工业化时代，陈淑珍的女性性别、低受教育程度等都属于僵化资本，让她没有机会进入工厂，更不用说进入海尔的后工业时代；即使她有很好的学习能力，也无处发挥。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陈淑珍每年却有几百万元的网销额。让一个没有“用处”的老妇获得互联网红利的，正是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将索托意义上的僵化资本及其关联资本（如学习能力）激活，转化为陈淑珍从互联网红利受益的资本。这正是互联网资本的核心特征。

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不同时代资产都有可能成为可转化的资产：一方面，实现了对可转化资产种类和规模的扩展；另一方面，经由连通性提高了资产的资本化程度，即提高了转化率，进而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不同于既往的资本，这就是互联网资本。对此，还可以有四点延伸讨论。

第一，如果人力资产和互联网设施资产结合，却没有和市场营运结合起来，便仅仅构成了特定主体拥有的互联网技术资产，如孙寒拥有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在将互联网技术资产和市场机会的发现、捕捉、利用结合起来时，便转化为互联网技术资本。在前述讨论中，一些学者注意到的运用差异，部分属于这一层次的资本化差异。

第二，互联网技术资产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增加了社会资产，也形成了互联网信誉资产。网络大咖就是具有丰富互联网社会资产和信誉资产的人。互联网技术资产和互联网社会资产、信誉资产相结合，构成了特定主体拥有的互联网组合资产。如果互联网组合资产仅用于信息交流和发布、情感互动、游戏娱乐，则资产尚没有转化为资本。当互联网组合资产和市场营运结合起来，进而从互联网上获益，便转化成了互联网组合资本。

第三，当互联网组合资本和其他实业资产结合起来，并将实业资产通过互联网组合资本与市场营运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互联网+”资本。“互联网+”资本是互联网组合资本和实体产业资本的结合，并通过互联网产生效用。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各类资产向互联网资本的转化上，互联网平台是基础设施。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资产的资本化采用的必要形态是货币，在此，货币发挥了市场认可的连接功能。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平台发挥的正是市场认可的连接功能。

互联网资本发挥效用的条件：两个“乘数效应”

让互联网资本发挥效用的另一个条件是两个乘数效应，以本文讨论的互联网市场为例，即市场规模乘数效应和潜在需求差异规模乘数效应。

连通性意指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上建立连接所产生的网络特征（邱泽奇等，2015）。互联网技术应用发展使互联网用户连接到的网络规模越来越大，被其他用户连接到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人类社会活动的范围内，如果存在大规模的连通网络，在事实上便形成了复杂、充分互联的社会网络；即使落下了少数规模较小的局部网络，也不可以否认接入鸿沟已经缩小，且说明接入鸿沟只存在于尚未连接到互联网社会的局部网络。

与中国的情形一样，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连通性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收入底层1/5的人口中，有近70%的拥有手机；在同一时期，企业的连通性也发展迅速，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的互联网使用率已近90%。戴维德（2012）的研究则指出，在连通性发展的进程中，互联网外部性的正反馈会不断加强，使人们有足够的激励在更多情形下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同时也会强化未使用者的使用意愿。

连通性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本文无意遍历连通性的影响，仅聚焦于其对互联网市场规模的影响，如给一个普通售卖者或潜在售卖者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最典型的传统售卖者是农村集市的货郎。施坚雅（1998：20~41）认为，中国农村集市呈六边形结构，辐射范围平均为18个村庄。如果把施坚雅集市售卖者的市场范围放入互联网情境，18个村庄只是一个局部市场。依据小世界原（Milgram，1998），在互联网上，任何一个售卖者面对的市场范围在理论上将是整个人类社会活动的范围，近似于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市场范围如此巨大的变化。正是连通性带来的影响，即售卖者把店铺从集市搬到了互联网商务平台上。

在互联网上，每个用户都是一个节点，互联网用户规模扩张的直接影响是节点数量的增加。对市场而言，节点数量的增加并非仅意味着卖家或买家数量的增长，也意味着市场规模的乘数效应，即正反馈（戴维德，2012）。

为了讨论的简洁性，我们需要做一些约定。假定售卖品的供给充分，市场容量仅取决于买家规模。如果市场为传统农村集市，则范围为18个村庄，鉴于事实上每个村庄的家户数或人口规模为有限集，且市场容量会随着时间而波动，则市场规模为：

vl=ρ∑ni=1xi(n=1,2,…,18)

公式中，vl为某售卖者售卖任意产品所面对的市场规模，ρ是区间为0~1、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参数，n为村庄的数量，xi为某个村庄市场规模的有限集。鉴于局部市场需求的同质性，则vl始终为一个有限集。

一旦接入互联网，相对于局部市场，n即变成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售卖者的选择性随即得到增强，ρ会趋于1（即使存在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售卖者也可以通过变换产品组合来抵消单品市场容量的波动）。此时售卖者面对的市场规模为：

vv=ρ∑ni=1(n=1,2,…,∞)

在同等条件下，因ρ→1，且xi（需求规模）的和是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则接入互联网后的市场规模（vv）将是趋于无穷大（∞）的集。此为连通性给市场带来的一重影响：市场规模乘数效应。

连通性给市场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由市场需求的细微差异和规模乘数共同作用带来的潜在需求差异规模乘数效应。

20世纪80年代，江苏省淮阴市宿迁县耿车乡20世纪80年代的耿车乡以手工劳动进行初级产品加工，在户、联户、村、乡四个层次兴办企业，让村民亦工亦农，形成了从家庭经济到合作经济的循序渐进式的发展，被称为“耿车模式”。在农村工业化年代里，耿车镇一直是沙集镇学习的榜样，沙集镇的废旧塑料加工工业是向耿车镇学习的，直到21世纪初依然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农村互联网商务的发展中，沙集镇先行一步，通过“网销+工厂”模式，快速超越了耿车镇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今，耿车镇正在积极地向沙集镇学习，发展农村互联网商务。

那么，沙集镇与耿车镇发展地位的转换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假设耿车乡某废旧塑料加工厂厂长希望从工业生产中获益，则他要么增加产量；要么提高产品质量；要么既扩大生产规模，也提高产品质量。对乡镇企业而言，多重因素的约束让其很难仅通过提高产品质量获益，则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其现实的选择。

但是，增加生产并不必然意味着获益，影响获益的还有销售，甚至只有实现产品销售才能获益。为了扩大市场，销售员需要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甚至不惜采用非法策略和手段。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市场规模是一个拓展的过程。则市场规模可以表达为：

vi=ρ∑mi=0si(m=0,1,2,…,k)

式中，vi为工厂产品面对的市场规模，ρ依然是区间为0~1的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参数，m为工厂销售员的数量，s为一个销售员开拓的市场规模。

显然，m为一个有限集，si的和亦为一个有限集，则vi必定为一个有限集。即市场开拓如何会直接影响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影响到工厂从生产中的受益。

让我们换一个场景，假设耿车乡销售员的儿子李元到沙集镇开起了淘宝店。如果采用他父亲的模式去开拓市场，淘宝店将无法运营。原因是，在网络销售平台上，看起来每个节点都可能是买家，可事实上，售卖者根本不可能知道谁会真的购买，因而也无法主动推销产品，而只能等待平台在供需之间撮合或买家通过平台搜索而找上门来。从这里可以看到，平台对互联网资本发挥效用的一种影响。

对买家而言，在工业化模式下，批量化的生产模式让买家不得不遵从标准化的消费。以手机为例，在只有诺基亚的时代，诺基亚生产什么，买家只能消费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每个买家都有自己的个性需求。在生产过程数据化的支持下，个性化的需求获得了满足的机会，连通性又为个性化需求提供了表达的机会。因此，在互联网市场上，“需求差异”便成为了一个自然现象。

假设买家对产品有差异化的需求，那么，买家需求的细微差异便是对产品特征细微差异（d）的需求。与之相应，对差异化产品需求的满足，会刺激潜在的差异化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和显性化。

进一步来说，假设在规模乘数效应中，产品特征的细微差异化不仅是可组合的，也是可汇聚的、可类别化的，那么在互联网平台上对细微差异需求的汇集，从这里可以看到，平台对互联网资本发挥效用的另一种影响。便形成了售卖者满足潜在差异化产品需求的机会和激励。由此形成的交易双方在差异化产品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相互强化，恰恰是连通性条件下的正反馈机制。

在供给为有限集的条件下，则运用规模乘数效应的模型可以修正为：

cdd=φ∑nd=1dd(n=1,2,…,∞)

vd=∑ni=1(μ×cddi)(n=1,2,…,∞)

在这里，每个差异化需求类别（cdd）为可类别化参数（φ）与差异化需求（dd）的函数。差异化需求（dd）是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即总是且不断产生；假设不是每种差异化需求都可汇集、可类别化，即可类别化参数的取值区间亦为0～1。给定μ为每一种差异化需求区间为0～1的随时间波动的市场容量参数，则差异化的市场规模（vd）依然是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

由此证明，从互联网市场的受益也将是趋于无穷大（∞）的集。长尾理论证明的正是这一点（安德森，2012）。在沙集模式中，孙寒和程怀宝等互联网用户的实践为这个模型提供了直接的例证。

市场需求的细微差异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撮合、买家的主动搜寻、卖家对销售数据的分析而获得匹配，进而让卖家面对的潜在需求差异规模也获得了乘数效应，并本质性地改变了工业化的受益模式。

拿李元与其父辈的受益模式比较，假设李元采用了沙集镇的“网销+工厂”模式，则看起来一样的生产过程，其获益的逻辑却改变了：①把“先生产、后销售”模式改为了“先销售、后生产”模式；②把“标准化、批量化”模式改为了“定制化、个体化”模式；③把“拓展市场”模式改为了“积累市场”模式；④把“多层客户”模式改为了“扁平客户”模式等。红领服饰案例（吴义爽、盛亚、蔡宁，2016；张越，2014）也证明了这一点。

两个乘数效应对从互联网技术应用中受益都是重要的。由两个乘数效应带来的不仅有产品需求量的增长，还有产品价格的竞争性稳定。如果把局部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波动（γ）纳入考虑，则从局部市场受益（pl）的区间始终是一个可估计的有限区间：

pl=γvl

也就是说，从局部市场中的受益（pl）不仅与局部市场规模（vl）有关，也与价格波动有关（γ是区间为0～1的价格波动参数）。在互联网市场上，两个乘数效应带来的市场是一个趋于无穷大（∞）的集，进而从互联网市场的受益也将是受限于且仅受限于供给而趋于无穷大（∞）的集。理论上，由于价格相对稳定，即使存在一定范围的波动，其对受益的影响也可以通过产品组合来抵消。如此，互联网红利则为：

psc=pi-pl

公式中，psc是互联网红利，pi为在互联网市场售卖的获利，pl为在局部市场售卖的获利。从理论上讲，在正常的市场环境和状态下，psc始终为一个正数。

对互联网红利差异的解释

作为互联网资本分析的一个应用，我们看看红利差异的来源。经验事实表明，汇聚不同时代资产，并将其转化为互联网资本的差异，如果不是决定性地，也是主要地影响了不同用户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影响互联网资本化的因素，则涉及了互联网资本内涵增长与外延增长相关的各类资产的转化。鉴于数据可得性约束，下面的讨论以人力资产转化为例。

从中国淘宝村的发展来看，淘宝村的形成常常是在先行者获得互联网红利后，其他村民开始仿效，淘宝村的店家数据（阿里巴巴，2014）曲线也符合创新扩散的“S”分布（罗杰斯，2002）。对具体案例的剖析表明，店家之间的受益差异在本质上反映了互联网资本及其效用的差别。鉴于篇幅和本文关注的焦点，将不讨论互联网资本效用议题。

以先行者为例，他们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有应对创新可能带来损失的预案，有运用技术的能力并能付诸实施，还有应对创新中高度不确定性的能力。但是在工业化时代，这些人力资产要么是附加值较低的资产，要么是无处可用的资产，甚至大学以下的受教育程度在工业化时代几乎是无差别的低附加值资产。譬如，孙寒玩电脑游戏积累的互联网操作技能，很难在科层制的岗位上转化为资本；程怀宝捕捉细节和挖掘学习资源的能力，在工业化流水线上就几乎等于僵化资产；陈淑珍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在工业化时代的资产附加值极低；青岩刘村刘文高的生意经类似于沉默资产；北山村吕振鸿多次创业失败的经历要么是负资产，要么是僵化资产。

这些积累的、无法在工业化中转化为资本的资产，在连通性条件下，被不同程度地激活且转化为了有效用差异的互联网资本。以受教育程度为例，作为人力资产的一部分，陈淑珍和孙寒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互联网资产化中切实地展现了差别，崔丽丽等人对浙江丽水的275位淘宝商户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于淘宝销售额有显著影响（崔丽丽、王骊静、王井泉，2014）。由此，向互联网资本转化中，以往的资产特征差异形成了影响互联网资本内涵性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海尔的案例则说明，除了激活僵化资产以外，还有整合以往的资产、增加新的资产等形成的互联网资本的外延性增长。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管是互联网资本的内涵性增长还是外延性增长，都必然会面对互联网平台的影响、面对市场规模乘数效应和潜在需求差异乘数效应的影响。

正如已经证明的，在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中，农村产品（不一定是农产品）面对的是同质性较强和消费能力较弱的局部市场，此时，无论是哪一类资本，都只能通过局部市场获益，资本的差异也难以在局部市场中凸显。可一旦局部市场与网络化社会联结，在互联网平台的匹配（操纵）下，市场规模乘数效应和潜在需求差异乘数效应便会让互联网资产差异也呈现乘数效应，进而放大从互联网中获益的差异性，甚至也让从互联网红利中的受益出现乘数效应。这就是人们在互联网上常见的如程怀宝在短期内获得滚雪球般发展，陈淑珍却依然维系着不大不小获利的基本原理。

如此，在充分互联的网络中，互联网资本的差异获得了充分彰显，一方面汇聚到同类之中，另一方面在不同类别之间将互联网资本的差异在互联网红利受益份额中放大。此时的市场规模为：

vc=Ccρ∑ni=0xi(n=0,1,2,…,∞)

公式中，市场范围（∑ni=0xi）可以是从0（完全没有市场范围）到趋于无穷大（n→∞）的集，互联网资本（Cc）则是一个变异区间极大的有限集。即使ρ→1，握有不同互联网资本的用户面对的、可以从中获取红利的市场规模（vc）也将是一个随互联网资本差异而变动极大的区间，红利差异进而也表现出极大的变异性。

除了人群之间的互联网资本差异，在村与村之间乃至地区之间，红利差异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是因为在行政区划之间、地域之间，互联网资本的组合要素除了个体性因素以外还包括了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社会资产、文化资产以及其他任何具有市场进入机会的资产，如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制度安排等资产。这些资产的差异，通过影响人群、区域、地域各类资产的资本化程度与范围，进而影响到互联网资本效用的差异。在互联网资本中，创意资产尽管具有不同的转化率，却往往具有更高的定价。依霍金斯（2001）对创意产品的观点来看，创意产品是来源于创意且有经济价值的产品，每次交易都包含了无形知识产权的价值和有形载体的价值。显然，创意产品是创意资产的产品形态，而创意资产的更高定价则来自于与工业化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低创意空间比较，即在创意产品中，创意资产具有了更大内涵性增长空间。日本和韩国试图通过将农产品艺术化来增加农产品的创意性，荒井正吾作为奈良县知事，不断重申日本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品的农艺化，通过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中加入艺术性和科学性创意来提高农业活动的竞争力。世界主要经济体试图通过工业产品的智能化来增加工业产品的创意空间，都说明了这一点。

淘宝村的产品创新有力地证明了创意资产在互联网资产组合中的意义，特别是运用已有的优势条件。譬如青岩刘村毗邻浙江省义乌市的小产品城，通过“买义乌，卖中国”的方式，以自己的区位优势创造了极高的销售额。在给定产品属性的前提下，已有要素的创意组合差异，直接影响了红利差异的变异性。在农产品中，就有每斤枸杞卖到2000元的案例。

在接入鸿沟逐渐消失的进程中，若产品不具有市场独占性，则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跟随和仿造。例如，东风村的家具行业在经历了早期的互联网资本外延性增长之后，因内涵性增长的快速衰减，在接踵而来的价格战中，利润率从早期的70%~80%迅速下降至30%以下，有些网商的利润率在2015年甚至下降至10%左右。这些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创意资产作为互联网资本的一部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资产通过其资产组合差异而形成的互联网资本组合差异及其面对的两个乘数效应，形成了互联网资本差异的乘数效应，直接并主要地影响了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甚或乘数效应。

简单地说，互联网红利差异（dpsc）是互联网资本（Cc）与市场规模乘数效应（vv）和潜在需求差异乘数效应（vd）的函数，可以表述为：

dpsc=f(Cc)(vv∩vd)

还需要注意的是，沙集镇与耿车镇的比较以及孙寒和程怀宝的实践表明，连通性触发的或许不是某种固定的互联网资本组合，而是适合特定时点市场的组合，曾经在耿车镇大显身手的工业化资本对互联网时代的沙集镇则不一定适用。

由此引发的议题是复杂的，譬如，假设潜在需求差异随时间的变化是一个无穷集，则意味着随时间变化的潜在需求差异乘数效应始终是一个变化着的无穷集。如此，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互联网资本组合必须始终能适应潜在需求差异的变化。假设互联网用户捕捉潜在需求差异并满足需求的互联网资本组合是一个有限集，则互联网红利将不可能集中到固定人群、固定组织甚至固定区域。在理论上，这意味着每个用户从互联网红利中的受益不可能自然地形成垄断，进而也意味着为所有人群提供了机会，即新的机会分配形态，权且称之为“新平等主义”。瀛海威的倒下是例子，淘宝店家的快速更迭也是例子（邱泽奇，2012），估值90亿美元的Theranos在6个月内的倒下则是最近的例子，每天都在新生的受益者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例子。

有鉴于此，互联网红利差异根本不是工业化红利差异的延续与扩展，而是基于互联网资本差异的新差异类型。如此，陈淑珍现象、孙寒现象、海尔现象等，甚或“分享经济现象”之类的互联网经济现象也得到了解释。同样，我们还可以用互联网资本来解释其他的互联网现象，如网红、阿拉伯之春中的舆论传播，以及由脸书进行的一系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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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研究（第四辑）

刘世定 主编 王水雄 张翔 执行主编

2017年5月

本书以金融社会学为主题，探讨了作为知识精英的西方思想家有关“货币权利应受何种约束”的争论、基于信用扩张及持续成长的全球化走到今天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剥夺未来”等结构性难题、“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的社会学工具及“总量-结构”分析路径；考察了国有银行信贷调查和审查过程、企业间融资结网带来的风险传染过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机制、地方政府对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的介入方式、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的“救市”“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