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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资本的理性转换

从以往的同类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移民在社会融合过程中依赖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而他们同时又受到了这种社会资本的种种限制。移民的社会资本与一般居民的社会资本的差别在于:前者的社会资本因迁移而发生了断裂,他们需要在迁入地社会重新积累或投资,而后者的社会资本相对稳定。地域流动直接导致原有社会资源的涉取性降低,尤其是原有家庭的社会资本,而嵌入一直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身上的潜在社会资源会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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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交往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外来移民“能够比较不同关系的大致纯收益,也能够将他们的承诺转向那些实质上更‘可获益’的关系”(张文宏,2006b:31),因此,作为外来移民,他们不可能只需要与外来移民交往,他们还需要按城市的规则建立新的就业、投资和经营等关系,以及建立朋友、婚姻、交换等关系(张继焦,2004)。所以,我们假设,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资本的本地化将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以往的相关研究在涉及社会资本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时,绝大多数研究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分析社会资本的积极或消极功能,并未对总体社会资本和本地社会资本做出严格的区分。在这里,我们通过对600名城市白领新移民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以总体社会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融合影响的异同为视角,试图揭示出新移民的本地化社会资本比一般意义上的总体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其充分融入迁入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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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指嵌入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中的权力、财富和声望,虽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但是可以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社会关系来借用和涉取(Lin,1982)。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会带动和促进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周敏、林闽钢,2004);其中网络密度大、网顶高、网络位差大的城市白领新移民,可能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段雪辉,2007)。然而移民在迁入地社会的社会资本大多不是自然赋予的,他们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和社交能力来精心建构,因此我们认为,移民社会资本的本地化过程更多地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

总体社会资本,包括城市白领新移民所拥有的全部社会关系;本地社会资本则仅指城市白领新移民本人在当地建立的社会关系。我们的核心假设为: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高于总体社会资本。具体包括地位资源假设、网络规模假设和网络密度假设。

· 地位资源假设

以往的研究表明,职业类别和单位类型是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职业类别和单位类型是城市居民社会地位的重要表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本(边燕杰、李煜,2001)。以职业类别和单位类型来测量的地位资源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有着积极的影响。根据社会资本的空间和距离效应,我们假定:本地地位资源比总体地位资源更有利于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 网络规模假设

以往的相关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预示着这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Lin,1982),与地位资源假设相一致,我们假定:本地网络规模比总体网络规模更能促进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 网络密度假设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庭和亲属关系属于强关系,非亲属关系少数是强关系,多数为弱关系(Bian,1997;Ruan,1998),因此亲属在网络中的比例反映了网络的亲疏程度。而密度高的网络是在相似者之间发生的(Homans,1950),人们的特征相似性往往预示着资源的相似性,网络密度越高,资源越单一,相反网络密度越低说明其社会资本越丰富。此外,考虑到新移民的亲属大多停留在原籍,因此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网络密度越高,说明其在迁入地建构新关系的能力越低,那么其在迁入地社会的可用资源也就越少,网络密度与社会资本呈现负向关系。本地社会网络密度越高反映出其本地社会资本越丰富。因此我们假设,总体社会网络密度越高,则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低;而本地社会网络密度越高,则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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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单独考察社会资本变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得到对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的重要控制变量然后将总体社会资本变量和本地社会资本变量分别引入回归方程,得到社会融合的影响模型。同时,我们的分析并未仅仅停留在社会资本变量对社会融合总体水平的笼统分析上,而是将这种分析具体到了4个因子上,从中可以更加具体地看到社会资本变量对社会融合不同构成要素的影响状况。


“迁移者在‘异国’的关系是其‘适应’进程的决定因素”(赵定东、许洪波,2004)。然而根据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网络指一系列移民或返国移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Massey et al.,1998:42-43)。然而,移民不可能只同移民交往,他们生活中交往的主体是本地人,他们的社会网络中或多或少有本地人的存在。而蕴含在久居于本地的本地人之中的社会资源比外来移民更为丰富。对于没有初级网络作为庇护的城市白领新移民来说,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依赖其在相对陌生环境中建立新关系的能力。如果说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农民工“无法”将本地人吸纳进自己的社会网络,在城市再建构的关系网络中,他们倾向于“在离开乡土社会之前主要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曹子玮,2003),那么作为有相当人力资本的中层移民来说,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作为社会交往的资源,本地人在他们社会网中的重要性也势必会增加。然而,当前还没有人考察移民的社会网的本地化问题。我们通过对传统的总体社会资本与本地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的对比分析,论证了本地社会资本对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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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资源的重要性

研究表明,地位资源越多,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程度就越高。地位资源反映了嵌入职业和单位之中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可能资源,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周敏、林闽钢,2004;段雪辉,2007)。有意义的发现是,本地人地位资源的促进效应更大。这是因为,从地位资源的描述性分析中可知,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地位资源远远多于本地人的地位资源,但这些潜在的地位资源却可能因地点的转变而无法发挥作用。因为社会网络最终能转换为社会资本,其关键点就在于资源是否可被涉取,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中,随着地点的转移,原有的地位资源失去了作用,嵌入本地人中的资源却是现实的和有用的。因此,对于移民来说,只关注其总体地位资源,将不能准确反映出那些真正可以被涉取的地位资源的状况及其影响作用,因此本章对地位资源所做的区分是有价值的尝试。

从社会融合的具体维度来看,总体和本地地位资源均对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但前者的影响不大,而本地地位资源的影响更大。首先,“与早期移民相比,新移民已经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刘玉照,2004)。因此,新移民在文化方面的融合可能更多地源于理性思考。对于本地地位资源多的城市白领新移民来说,为了保存这些资源,移民们势必会考虑与网络中的本地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文化是他们最可能考虑的因素。正如金耀基(1987:90)在《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中所说:“中国的伦理更强调‘受恩者’的义务。”黄光国(1987:301)也认为,“‘受者’接受了‘施者’的‘人情’,便欠了‘人情’,一有机会便应该设法回报”,其中以本地文化认可的方式来回报就是理性的选择。因此,我们认为总体地位资源对城市白领新移民文化融合的促进作用也主要源于网络中的本地人。其次,按照林南的“地位强度命题”(Lin,1982,1990),总体地位资源越多,意味着城市白领新移民的初始地位(尤其是父母)越高,他们在迁移之前获得的个人资本也会随之越多,越可能获得更为稳定的职业,跨越制度性限制(尤其是在户籍方面),成为制度上有保障的“新上海人”,因此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地位资源越多,其身份融合的程度也会越高。同时,按照其“社会资源命题”(Lin,1982,1990),本地地位资源越多,其工具性行动越理想,因此城市白领新移民越可能找到稳定职业、拥有本地户口,并且他们在身份上也会更倾向于认同为新上海人。

最后,我们还发现总体地位资源和本地地位资源对心理融合和经济融合均无显著影响作用,这表明城市白领新移民对迁移地社会的满意度以及他们是否更愿意在迁入地投入更多的经济收入并不受到地位资源的影响。如前面所分析的,城市白领新移民在迁入地建立社会网,更多的是出于理性考虑,所以嵌入其中的地位资源也更多地满足了其工具性行动(如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因此他们心理上的感受并没有改变。同时,近几年上海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过高),可能会降低人们的心理满意度和将收入投入本地(如购房或接亲属来本地居住)的愿望。因此,我们认为本地地位资源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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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规模的重要性

总体网络规模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融合及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尽管本地网络规模对其总体的社会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对其文化融合却表现出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似乎与林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关系广度命题相矛盾,即人们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的异质性越强,可以涉取和运用的社会资源就越好(Lin,1999,2001)。然而,社会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提供社会支持(张文宏,2006b:72),“人情在人际交往中是一种资源或社会资本”(金耀基,1993:77),社会关系发挥作用需要更多地依赖人情交往。由于大多数城市白领新移民的居住时间有限(平均不到5年),他们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限,能够提供交换的人情也是有限的,因此网络规模的扩大,可能意味着一般熟人的增加,但因为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亲友的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提高。其中的例外是本地网络规模对文化融合的显著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本地网络规模越大,说明城市白领新移民熟识的本地人越多,他们越可能更多地了解和熟悉本地人自身所携带的本地文化。

· 网络密度的重要性

总体网络密度越高,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低;而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具体来看,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文化融合程度将越高,而总体网络密度对其文化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网络密度越高,其心理融合程度越低,本地网络密度对其心理融合无显著影响作用;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网络密度越高,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其身份融合程度越低,且后者的影响更大;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网络密度越高,其经济融合程度越高,而总体网络密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网络密度高,表明城市白领新移民熟识的本地人中亲属的比例高。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观点,中国人的“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费孝通,1998:33),城市白领新移民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会自然地与本地人亲属之间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此外,正如移民网络理论所说,移民网络形成以后,它可以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通风报信、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从而使移民信息可以更广泛地传播,这就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Massey et al.,1998:42-43),因此,城市白领新移民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移民地点,也可能以拥有本地人亲属为前提,因此他们在迁入地购房和组织家庭的可能性会随之增加,所以本地网络密度越高,其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同时,无论是出于文化考虑,还是出于实际需要,城市白领新移民与本地人亲属的密切交往,都会自然地增进其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和熟悉。同理可知,当总体网络密度越高时,表明城市白领新移民与家乡亲属的联系越密切,而这一交往自然不会促进他们对本地文化的学习。然而,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网络密度越高,表明他们留恋的家乡的人和事越多,从而会更多地关注迁入地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他们对迁入地社会的总体满意度会显著降低,同时他们也会更多地将自己视为外地人,即身份融合程度会降低。有意思的是,本地网络密度对其身份融合并无显著的影响作用,反而会对身份融合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为何本地人亲属的存在不会提高城市白领新移民的身份融合程度,反而还会降低其身份融合程度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上海人在外地人、新移民面前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的优越感这一角度来理解。为了维护自尊,城市白领新移民会倾向于将身份认同为外地人。正如陈映芳(2003)所分析的,“来自内地的许多新移民,较多地为着上海的生存机会而来,但他们或多或少地为心中的乡愁所累,他们对于城市人的冷漠、自私、尤其是‘上海人’的‘精明’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努力地在上海寻找、发现‘温暖的人情’,他们在试图理解城市人相互之间的若即若离、重新评价上海人的理性”。因此我们认为,城市白领新移民与本地人亲属的交往也大多停留在工具性交往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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