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的“新思维”改革，在各界普遍出现了对原有现实的批判性反思及“西方化”倾向。在苏联的民族研究领域，则出现了围绕族类共同体的概念、分类、过程、族体自我意识及多重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论争，其中也包括“苏联学者带着他们对‘民族性’这一术语的一切怀疑，努力寻找对它进行解释并把它列入自己的学术武库的途径”（扎里诺夫，2003）。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的一些学者仍然坚守由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发端、为勃罗姆列伊等学者发展的“族体理论”的同时，以季什科夫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们试图以西方的族群和族性理论全面取代苏联的族体理论，虽然双方的论争至今还在进行着，但在学术话语中已出现了一定的转向。

俄罗斯民族分布图

对“族体理论”的坚守

在当代的俄罗斯民族学界及相关研究领域，有关族体的传统观点依然盛行。如在苏联解体后主要由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主任皮缅诺夫主编及该研究室成员编写出版的《民族学》新教科书中指出：

族体是通过人类进化而出现的，是群体整合的方式之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自从人类直立行走的旧石器时代以来，族体就存在了。……在俄罗斯的科学中，认为族类共同体是现实存在着的客体，它们是有规律地产生、行使职能、进化及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一直占优势。这种情状现在依然是祖国民族学强有力的方面。

该教材的作者还对那些想把民族或族体当作纯粹以身份认同感情为基础，以及把族体当成社会构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构建论者提出的概念当中，没有哪一个会得到学术界认可，因为它们的理论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本质上是破坏科学的。

希罗科戈罗夫

在当今的俄罗斯，坚守苏联“族体理论”观点的阵营依然强大，特别是在老一代学者及民族政治精英中，对“族体”概念及其相关论述的运用依然十分普遍。如俄罗斯著名学者谢苗诺夫强调指出：实用的学问指的是虽然存在着一个“族体”概念，但也有真正的族体，而且还存在着各族，如俄罗斯人、英吉利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布哈兹人。再如俄罗斯学者希什金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今的俄罗斯领土上生活着一百多个族体，这些族体可以包含在七个超族体中，他们是：大俄罗斯人（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鞑靼人等）、西欧人（波罗的海沿岸各族和西乌克兰人等）、穆斯林（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拜占庭帝国超族体的“残余者”（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等）、欧亚大草原人（哈萨克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等）、西伯利亚环极地超族体的“遗留者”（北方较小的各族）以及“浮动的”超族体——犹太人。普什金认为，这些超族体“是由于热情推动而在它们各自地区形成的”。类似的论述不一而足。

构建论者对族体理论的否定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民族学界出现了以季什科夫为代表的构建论派（结构主义学派），该派学者主要以西方的族群、族性理论中的构建论为依据，对苏联的族体理论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如季什科夫认为，史禄国对族体的界定及相关论述 “太肤浅了”；“古米廖夫的著作中充斥着伪学术的生造术语和类别，这些东西在任何学科话题中，大概绝不会有地位，也绝不可能经得起严肃测试”。季什科夫虽然对勃罗姆列伊的族体理论中有关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的关注较为肯定，但对其族体分类则完全予以否定。总体而言，季什科夫在其《论族性现象》等论著中“把祖国的族体理论贬低为露骨的原生论，而该理论今天已很少有人把其作为理论范式加以赞同”。

季什科夫著作《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

原生论是研究族性的流派之一。该派学者认为，族籍一般是根据人们的出身来推定的，族群构建在人们对于他们具有共同世系或起源的信念上，人们大都仅挑选那些据信能够反映其世系和起源的文化特质来做自己的族界标志；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延伸或隐喻，它是人性中某种非理性的原生情感的外化，或某种根植于人类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的表现。

一般认为，原生论又可进一步被区分为文化历史学派和社会生物学派。前者以格尔兹为代表，偏重于分析人们附着于自己历史和文化上的“原生情感”或赋予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意义，以及这种原生情感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后者以范·登·伯格为代表，认为表面上看来非理性的原生情感有其生物学基础。的确，季什科夫认为，“俄罗斯社会科学的传统，尤其是关于阐释族性的传统，被原生论探讨严重主导”；“原生论已被西方明确抛弃，但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科学还没抛弃它”。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苏联学者对族体的界定虽然与西方的原生论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在强调语言、文化等客观要素的同时，也强调主观认同，并且把族体自我意识看作构成族体的“必需的特征”。另外，西方也并没有将原生论完全抛弃，“20世纪90年代几乎已不再有原始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争论，因为很多研究ethnicity的理论家都承认，就ethnicity的表达而言，在缺乏任何实际背景的情况下，原始的思想感情也仍然能够作为潜在的和不重要的因素保留着，甚至就连对ethnicity的完全机会主义的工具式操纵，也得建立在某种原始思想感情的基础之上”（郝瑞，2001）。

作为俄罗斯构建论的代表人物，季什科夫认为族群是“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人们的群体，其成员分享共同的称谓和文化要素，具有共同的来源和历史记忆，拥有团结感，所有这些特征——是特殊作用力特别是民族建设过程的结果”。他还写道：“民族就是一些构建体，是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经过知识分子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政治意愿而创造出来。……就族体这个类别而言，这是一种人为构造，应当从公共话语中去除，而且还可能应当从学术话语中去除。不幸的是，依原生论而来的这两个定义（民族就是族裔民族和族体），在当代政治语言中被人们广泛而很不谨慎地使用，也在规范的课本和法律文献中被这样使用。”季什科夫还在自己的书中列举了大量例证来说明苏联的族体构建情况，以证实自己的观点。

总之，俄罗斯构建论的拥护者认为族体不仅是一种抽象的学术概念，而且根本就是一种构建，它是被形形色色的原生论者们（首先是苏联族体理论的代表人物）引入广泛的学术流通领域的，但这种构建是不可能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因为它是由人们的许多社会关系组成的人为模式，这些人往往以境遇为转移，在文化和语言差异的形式下显示出自我认同的能力。而作为“族体理论”中主要表征的族体特征（语言、传统文化、族体自我意识）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族裔属性，而是全社会的特权。因此，季什科夫在宣称因为他不知道“族体”是什么故不再使用这一术语的同时，认为应当把“族体”这种人为构造从公共话语乃至学术话语中彻底去除掉。

第三方观点

在当今俄罗斯，更多的学者对“族体理论”持客观评价的态度，在对该理论中的一些内容持肯定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缺陷，一些学者还对“族体”的界定等问题从民族社会学、信息学等视角重新进行了解读。

如都庚在对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有关族体问题的研究、古米廖夫对族体起源的研究总体持肯定评价的同时，基本上否定了勃洛姆列伊把族体按社会发展形态划分的论述。都庚认为，勃洛姆列伊为了能留在苏联意识形态可接受的范围内，其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的阶级和经济本质教条之上的族体分类，实际上在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发展中并不存在，被其复杂化且没有多少理论依据的术语是不切合实际的。另外他还指出，虽然勃罗姆列伊独出心裁地区分出了“族体”和“族裔-社会机体”（与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族体）的概念，但他仍未能解决苏联在现实中如何把нация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这两个概念捆绑在一起的问题。在苏联，为了使由列宁发端、斯大林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于俄罗斯的历史，这两个概念表现出复杂的关系。

卡尔·考茨基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和通常使用的情况，нация（民族）是阶级国家居民的资产阶级组织，是政治现象。这一观点是当时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在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的争论中所坚持的。鲍威尔反对考茨基，认为也可以把“民族”理解为“族群”。鲍威尔描述了正在解体的奥匈帝国的现实，在那里一些族群，如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准备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还没有成功。而考茨基根据的是相对多族裔的德意志的情况，在那里民族仅仅被理解为同一国家的公民。列宁时期俄罗斯帝国的情况很像奥匈帝国，因此在布尔什维克的俄语术语中借用了由鲍威尔使用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的表述，表示那些已经建立了国家的民族，还有那些仅仅试图建立自己国家的族体。对于列宁而言，概念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成为了表述俄罗斯当时民族演变情况的方式：资产阶级关系在俄罗斯形成了，нация（民族）出现了，但很快在社会主义社会被战胜就变成了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因此术语нация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在苏联是非常模糊的。它们意味着部分族裔文化的、部分政治和行政的（民族共和国）共同体。这种双重意义禁锢了苏联内部进行的对族体和民族的自由学术研究，这反映在模棱两可的和在官方的教义下构建的勃罗姆列伊的族体理论中。

扎里诺夫则认为，族体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族类共同体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是建立在关于族体稳步发展的幻觉之上的，这种稳步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形态观念相适应。而“部落—部族—民族”这一类型学上的三段公式未必能够被认为是真正的族体三段公式。他还认为，在苏联的族体理论中，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族裔因素的确以所谓族体文化的方式，连同它在本质上必须具备的语言、物质和精神文化以及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被绝对化了。另外，他认为不应把族群视为族类共同体的一个类型，因为它们是族体类型中的超族体、族体、亚族体和民族志群体的复制品。族群和自己的“始祖们”不同，它们的族体自我意识改变可能要延续好几百年之久，但族群成员的认同会快速改变（一般在两代人的时期内）。

其他学者如科尔帕科夫认为：“族体概念……不大符合实际。这一概念不允许从所有其他社会共同体形式中区分出族群。因此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看清楚甚至没有考虑到对于评述和理解族体而言极为重要的某些现象。”

鄂木斯克国立大学教授顾兹则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对этнос重新进行了阐释，他认为 “民族是稳定的、自然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该共同体将自己与其他类似的共同体相对立，由交互性感觉（自我与他者）所确定, 并具有独特的行为方式”。他把此定义中的“交互性感觉”解释为“族体成员下意识的好恶”, 也就是认同和排他，并认为对这种下意识（无意识）的分析可以理解“族体”（этнос）的实质，这种实质是由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顾兹还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对“族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如他指出，自然界的生物群落，显示了地理性的分布特点，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态圈。人类也是如此，在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与所处环境相适应的族体，其独特性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模式，“包括文化的和世界观的准则以及居住、生计的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族体传统的基础，一旦形成，便通过社会的教育（传授）及其所造成的耳濡目染环境来世代传承，这种有意识维护传统延续的过程是通过社会力量（包括统治者、精英人物）来实现的。而作为构成族体主体的民众则通过模仿、条件反射等无意识的归属感来传承这种行为方式。这种社会性的和族性的双重作用使每个成员在群体中能够“服从于某种尽人皆知的固定模式和规则”。因此，“族体”（этнос）是有组织的机体，它虽然一般来说不是国家，但是“具有与国家类似的功能”, 因为族体的统治精英“确定了精神道德准则并以此来规范族体成员在这种或那种场合中的行为”。

可见，上述观点在强调族体形成的自然因素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族体延续、发展的社会因素，即传承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社会组织力量，甚至表现出强调阶级政治的取向。

另外，切巴克萨诺维伊等学者提出了可称为“族体的信息论”的观点。该观点建立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认识之上，就像在社会中整体上稳定地传递着信息流，这些信息流具有自己的来源和接收者。据此，在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内，如族体内，信息流应该比在族体边界之外要更强烈、更充分。该观点的后续发展与这样的思想联系：在族体不同的历史类型中——从部落到现代发达的民族——信息流的密度是不同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增加。概括地讲，该派学者把族体解释为基于信息联系的共同体，并提出对有关族体所有的经典问题要从上述观点出发进行研究。无疑，研究族体的信息路径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但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很大的难度，这不仅在于信息的选择上，而且坚持该观点的学者也没有提出进行该项研究工作的配套方法和技术。

皮缅诺夫教授则认为，可把族体看作历史形成的、复杂的自我再生产和自我调节的社会体系，它具有多重成分结构。族体的结构成分可区分为：族体的分布（T-成分），它的再生产作为居民的一部分及它所固有的人口结构（D），生产-经济活动及其特点（E），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S），语言及言语活动的各种形式（L），文化的建立、使用和保存（K），生活方式或在生活习俗、社会习惯、仪式中起协调行为作用的稳定规范方式（C），对本族体及世界各族体而言都十分重要的某些心理知觉（P），个体交往和相互影响的方式（R）。皮缅诺夫认为，以上成分彼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可借助于对各种成分及其之间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对现实族体的现实方面进行描述。

正如扎里诺夫所强调的，族体及其族性并不是永续存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界限，并且不可能在一种理论-方法学框架内了解社会中的族体现象。因此，任何一种对人类社会分成不同族体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或观念，都不能自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只有共同努力，不摈弃以往的理论成就，并且不把所有其他的学术派别都置之脑后，才能在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中获得成功。因此，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后现代主义者对苏联“族体理论”的埋葬不仅为时尚早，而且是没有根据的。

的确，由于苏联的族体研究深受其僵化的意识形态影响，同时苏联的“民族国家”结构具有复杂性，其“族类共同体”分类及相关研究在理论、范畴及概念上有着一些浅显而自相矛盾的问题，但是其对我们理解西方的ethnos、ethnic group、ethnic community 等术语及其应用对象而言，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特别是苏联有关“族体”定义中所强调的历史性和客观要素，虽然与欧美国家对主观的“自我认同”要素的刻意强调相对立，但是有利于我们全面地看待人类社会族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苏联解体之后，在整体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学术界开始广泛吸纳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以解决本身所存在的学术问题和困境。其中，在民族研究领域，以季什科夫为代表的学者试图以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流行的ethnicity和ethnic group等概念及其理论来全面取代原有的“族体”（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构建新的研究民族、族群的学术话语体系。目前，这些术语已广泛运用于学术研究和日常话语之中，基本形成了与этнос理论并存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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