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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 双面共和

“共和国”(République)这个词同革命及革命的两个重要时间分不开。这两个时间:一个是1789年,国家主权代替君主主权;另一个是1792年,君主制度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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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


在法国传统中,共和国这个词一直保留着一种强烈的情感效力和薄弱的制度内容。一方面,这个词反映了遭受威胁的国家和自由运动,正是“共和国”一直在“提醒我们:巴黎只有在掀起它的铺路石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巴黎”。另一方面,“共和国”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由“公共的事物”合成,它是一个永远在进行自我研究的体制,它既可以同制度性的君主制度(如七月的君主制度自称是“最好的共和政体”)结合,也可以同恐怖制度、政变甚至独裁制度相结合。1804年以后在官方文书中曾一度令人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法国的共和国就是拿破仑皇帝。”

一方面,是粗暴之人粗犷的形象和“指引人民前进之自由”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是陈放在市政府安静的大厅中,莫里斯·阿居隆最为重视的玛丽安娜那天真无邪的脸庞。“共和国”是一个陈旧的词汇,是让我们产生最根本分歧的体制。“共和国”这个词具有一种天然的魔力,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象征性魅力和调动性力量。

共和国的诞生具有双重性,因此,共和国具有根本的矛盾性。它充满了政治文化,但却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形式。共和国能够最终稳定下来的历史基础将归功于它的遗产,即国家主权和政治表现,以及人权、三色旗和国家名言,这一历史基础是在共和国之前,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快速继承过来的;或者说至少是从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自行组建国民议会时开始的。确切地说,由于内部调整以及随着体制的转变而对宪法条文进行修改,我们不只经历过五次共和制。仅在革命时期,我们就经历过吉伦特派统治下的共和国、山岳派共和国、热月共和国、督政府共和国、执政府共和国,甚至还有拿破仑帝国。比如,法兰西共和历经13年霜月10日的全民表决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继承权,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在表决后向拿破仑祝贺,说他“将共和国的轮船带进了港口”。但是只以制度的形式来定义共和国的概念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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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


共和国的深层特征,因为它的政治弹性,源于共和国的文化和传统。在整个19世纪的不断积累丰富过程当中,曾经有过共和制哲学,同康德的理想主义并存。还有共和国的道德和宗教。那是朗特纳斯(《新共和国道德宣言》,1793年)和沃尔尼(《自然法》,1793年)为它们揭开了序幕,并且他们不断地建立这方面的教理书库。还有共和国经济、共和国法律及共和国历史,这些最终都由拉维斯为其书写了一部不朽的著作。甚至还有共和国科学。而且共和国的学习探索远远超出了共和国理性的构建,为此历史学家克劳德·尼科莱特做了评论性盘查。对第三共和国一个最著名的“综述”,就是对空间、时间和思想的占领。它通过到处自我庆祝来适应新环境的文化,其中首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参考现象,确切地说,就是到处炫耀它的革命遗产。

所以说,共和国的遗产具有双重性。这就是,对于法国来说,共和制代表着一种纯粹的经验,它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上,从零做起,以国家主权反对君主专政,突然而降,在强烈的国民平等思想的引导下,混合了在一个大国中不可能实现的直接民主;但构成共和国成立基础的原则却没有任何实际实施的规则,不具备任何稳定的内在标准,也没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历史元素。如果希望把共和制看作法国所经历过的唯一通往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法国的民主制同英国的民主制有所不同。在英国的民主制度当中,民主革命是在保留君主制度各项职能的同时进行的,就像美国民主制一样;英国的民主制度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同地方代表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英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而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既有历史又有原则。自从1792年8月10日君主政体崩溃以来,共和国革命的心脏就随着这一张一缩的节奏开始跳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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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信条:大革命》原画作品


从表面上看,在法兰西王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按照立法权和宪法建立起来的制度中完全不存在共和政体。在18世纪留下的遗产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共和制这个名称只在学者的讨论当中才会用到,这个名称基本上依然保持着城邦国家的“公共的事物”这个古老思想,相对于君主制度来说的,它的精神动力建立在市民道德基础之上。共和制的概念,也就是人民直接管理,只适用于有限的政治单位。比如,古代城邦国家,或者是现代的日内瓦,意大利的城市,或者再严格一点儿说,像荷兰这样的国家。但是,对于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大国,一个经过几个世纪早已牢固树立起天赋神权的传统君主制度并保留至今的大国来说,这种共和制的概念是不适合的。如果说美国最终引进了共和制的概念,那是因为它没有君主制的传统(这可以使它建立独立立法权),也是因为它是一个联邦政府。关于这一信条只有直接民主的少数拥护者才会对它提出质疑,比如马拉、“人民之友”或科德利埃俱乐部周围这些人,还有弗朗索瓦·罗伯特周围这些人。罗伯特自1790年12月出版了《法国的共和主义》以来,就被认为是共和党的真正领袖。在那本书中他对国王人格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征感到愤慨,支持绝对授权的必要性,并指出“除了共和制,其他一切制度都是损害国家的犯罪”。在那个时候,这种思潮很少有人拥护。

不管怎样,直到1791年6月21日瓦雷纳事件爆发,那些后来成为山岳派共和国最纯粹、最坚定的使者们,比如,像写了《革命的精神》的圣茹斯特,他们以共和国的精神来表示他们的敌意。尽管如此,就像罗兰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雅各宾派的人仅因为共和国这一个词就会发生骚乱。”费雷耶向议会提出“法国共和制是荒谬而不现实的计划”。罗伯斯庇尔曾气愤地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指控我是共和主义者;我正式宣布,我痛恨一切叛乱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一方面,制宪派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通过区别积极和消极的国民及纳税选举制)来阻止他们在民主制度中日益凸显的崩溃;另一方面,不顾一切甚至开始虚构一个君主职能的幻影。西哀士在1789年9月17日的著名演讲中所表现的态度恰恰代表了制宪派处于两者之间的态度。对于西哀士来说,共和制就是古代直接民主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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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哀士


解决的方法就是“代表管理”,代表享有人民主权。关于代表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西哀士支持放弃绝对授权和国民议员的独立性,他们各自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受托人。但同时,他同样也反对一切皇权否决权形式,包括绝对的和暂时停止的否决权。在皇权否决权中他“除了一封带有封印反对全体愿望的信外,看不到任何东西。我细心地在那些相信否决权有用的人的论证中寻找,看看是否有别的原因,至少一些特别的原因,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正如我们所知,制宪会议没有采用他的意见,即赋予国王暂时停止的否决权,但是必须有一个部长在制宪会议宣誓,联署会签才行,最终也只是作为一种特许权赋予国王的继承权,这更加重了它的装饰摆设特性。

尽管1791年宪法采取一切措施摧毁绝对主义,排除直接民主的威胁,这部宪法仍然批准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显示了共和秩序的萌芽和基础。奥古斯特·孔德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在《革命文章节选》中写道:“我们只考虑1791年宪法的精神和整体含义。”“如果不是引进共和制这个概念,那么它(1791年宪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人们还没有采用英国式的宪法作为临时机构,以此来筹备新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我们早晚都无法避免共和制思想的产生,这是最普遍也是埋藏在我们头脑中最深刻的政治思想。”

实际上,这体现了两种主要思想,这两种思想就是通过粉碎君主制的愿望,致力于人们所说的革命派的信条。这种信条,拉布莱伊在他的《宪法问题》(1872年)的前言中曾经提到,是同英国式的(也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士甚至美国式的)民主相对的。这两种思想:一个是,国民议会是通过人民主权代表而执行最高权力,因为人民只有一个愿望,所以不应该只有一个唯一的议会,而且这个议会享有无限的管辖权,在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实施司法权,比如,像制宪会议那样对国王进行预审;另一个是,行政权应该是一种附属权力,是代表国民议会所有意愿的一个简单的部门,赋予它表面上的特权,保证政府职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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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体系的可行性,理论上的完美平衡最终都建立在路易十六的实践能力基础上,接受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制,而实际上不是简单地缩减其职能,而是完全颠覆了其职能。几个星期公共精神所经历的道路惊心动魄;维护皇权的制宪会议成员的幻想同凡尔赛以及杜伊勒利皇宫里的政治和心理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1789年8月5~11日,路易十六被迫批准了一系列法令以来,就策划着要逃跑。但是,惩罚教会的公民誓言决定,教会分裂还有接下来国民制宪会议通过教皇对教会的处罚终于让他失去了所有美好愿望,发生转变,并在瓦雷纳结束了一切。

瓦雷纳事件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滑稽戏剧和双重游戏的序幕。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在马术展厅庄严宣誓,“利用赋予(他)的一切权力执行和维护宪法”。但是,到了11月份,立法会的吉伦特派的第一批政令就重新更改了这种含糊不清的态度。国王接受下令让他的兄弟,尤其是普罗旺斯伯爵回国,并且愿意接受“勒令”特里尔的选民驱赶入境的“人群”。但是,他拒绝批准向那些抵抗的教士们下最后的通牒,让他们在8天之内宣誓,否则将以可疑分子来处理,并取消他们的津贴。从那个时候开始,两种思想就坚决地分开了。这两种思想只在隔阂的时候才相互吻合,雅各宾派(除了罗伯斯庇尔)一直推行战争进行彻底的革命,而“杜伊勒利委员会”却相反,它要消除革命。路易十六任命吉伦特派的人当部长,同即将取代他的最差的政治结盟。1792年4月20日的战争和这场战争引起的一系列新法令加速了共和制的进程,促进了人民运动以及各俱乐部和议会外权力的加强。路易十六再次同意遣散他的宪法护卫(1792年5月29日),却没有同意释放被关押的教士,也不同意召集2万国民联合队和自愿军到巴黎。

他的拒绝引起人们的反抗,这正反映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原则:一方面,遭到人身讥讽的皇室尊严在这样的拒绝当中重新恢复名望;另一方面,民主共和国化身为刽子手勒让德。1792年7月11日国民议会直接向人民庄严地宣布“国家处于危险当中”,这似乎宣告了国王已经失去权力。至此,整个反对皇权的浪潮开始高涨,各省各区的爱国浪潮获得各人民社团、巴黎公社和东部及中部市政府的支持。1792年8月3日布伦瑞克宣言在巴黎迅速流传,造成事态最终结局。随着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表面上的妥协和解也最终消失。但是制宪会议在第一次公开会议(1792年9月21日)上宣布取消皇权,却没能宣布新体制的建立。制宪会议只限于批准承认一个既成事实的政府,随后批准即将作为“共和国元年”的文件;制宪会议在用“法国共和国统一不可分”的表述替代1792年9月22日规定的“皇权统一不可分”的表述(1791年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的同时,还要避免因为解体而出现的空白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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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一隐含的事件,革命的共和国今后的命运在以热月9日分开的两个阶段中带有很深的印记和分量。共和国在直接民主和代表的最高权力之间争执不休:共和国是以直接民主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而议会的代表权将共和国置于选举之下。因此,共和国无法为自己制定适应的法律。它从一个“革命的政府”过渡到随着政变而变化的体制。

在对国王审判和处死之后,第一次政变就同革命的命运混合在一起,这场革命自成法律,并决定自己未来的结局。它是在拯救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要求双重压力下产生的,并在1793年夏天的悲惨事件中得到真正的体现。“恐怖日程”,“法国临时政府将一直革命到和平”的宣言,霜月14日的法令规定的革命政府的最终组建,协调配合并系统规划一年来根据各种形势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组织机构。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适应形势的一些措施。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10月10日宣称:“立宪制政府的目的是维护共和制,革命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奠定共和制。”事实上,这个基础应该致力于结束或者消灭三大原则,三个构成共和国秩序基础的原则。即:权力分离,尤其是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离;尊重建立在宪法实施基础上的法律;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的调节来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还有一个问题,从象征性角度和现实的角度看,对路易十六的处决在政治生活上引入了一个可以对对手执行死刑的原则。而且,由议会引导,没有借助任何专门机构的审判程序,揭开了一个体制的序幕。这个体制在两年之内,直到牧月22日法律的实施,将政府立法机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司法机器,因为共和国唯一一部真正的法律毫无纰漏地成为革命司法权和革命特殊措施的实施手段。

在国王被废黜以后,国民公会像制宪会议一样,只是为了建立一部新的宪法才被选举产生的。第一部宪法是孔多塞在1793年春季提出来的,后因议会中吉伦特派的排挤而流产。第二部宪法是在1793年6月24日投票通过的,是在新人权宣言之后,建立在通过全民普选而形成的议会裁决权基础上,它的所有法律受构成初级议会的全体人民的直接监督,但是这部宪法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至于国家主权,随着国民议会向公社的巴黎各选区让步妥协,他们的领袖昂里奥下达了最后通牒,勒令国民公会自行解除29位吉伦特派的代表,这就已经违反了国家主权。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应该取消主权中的国际合法性,用纯粹的人民合法性来代替它:整个监督委员会组织系统,人民社团和国家警察,他们自己服从各选区和俱乐部激进分子的竞相许诺,他们的压力不断增长,直到热月才结束。如同维护革命一样,共和国就是在原则协商之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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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共和国诞生起,它就是一个同战争相连,同恐怖相妥协的特殊制度。然而,在这个特殊性当中,共和国有两个反映其长期性和真实性的特征:一个是共和国同国家保护相混淆;另一个是它将整个体系放在对道德的严格要求之上。共和制具有山岳派的制度形式,为挽救处于危机当中的国家,它经历了第一次全民动员,这是它同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首要形式。从瓦尔密战役到凡尔登战役,从抵抗运动到自由法国运动,这种平民式的返本归源在共和国最为黑暗、最为痛苦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且,雅各宾派的极端主义到处将公共利益高于一些个人利益的“崇高情感”,作为共和国思想的核心。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的演讲中曾说:“人民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就是说,支持推动人民民主政府前进的基本动力是什么?是道德。这里的道德,我指的是共和主义道德,它在希腊和罗马产生很多奇迹,它也应该在法兰西共和国产生更多让我们惊奇的东西。”他在1794年5月7日还说过,道德是“市民社会唯一的基础”,是圣茹斯特在《论共和国制度节选》中所说的那样,社会透明度及个人与社会完美结合的梦想。个人有自由,但也必须参与公共生活。在受限制的情况下,如山岳派统治的时候,又重新找回古代市民资格的观念,这种观念构成了激进共和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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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政治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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