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
作者:社科文献 来源:社科文献 时间:2017-07-11
古代世界,山海隔绝,交通不便,国与国之间联系困难,交往不多,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很重要,也比较简单。以中国史为例,与建立在中原地区的历代政权交往的大都是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或周边地区的少数国家。但是,进入近现代以后,交通发达,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便捷,虽远在天边,却可朝发夕至,电讯往来瞬间可达,因此,彼此间的交往增多,接触频繁,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动会迅速影响另一个国家或一批国家。这样,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便分外重要,也分外复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和各色各样的国家、民族打交道。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国;中国史,成了世界史全局中的中国史。研究中国,不可以不放到世界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中去考察,不可以不深入研究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以及它们和中国的交往。
近现代史上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自然是英国、日本、美国、苏联、法国和德国。多年来,我们有了不少研究中英、中美和中苏关系的著作,但是,研究中法、中德尤其是中德关系的著作则相对较少。然而,缺少了中德关系的叙述,构成不了完整的近现代中国国际关系的图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和重要的问题和事件就会说不清、道不明。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不是由国民党直接与德国交往形成的,而是外在地表现为由国民党主导或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与德国发生的外交关系。国民党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军火贸易是其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国民党与德国之间的矛盾是其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国民党内部和德国内部各自的斗争是其关系演变的间接动力;孙中山、蒋介石和希特勒等政要在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演变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国民党兴起、发展和执政时期,一般情形下,“党的利益,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才是真正党的利益”。国民党的外交体制渊源于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发展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颁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外交的最高决策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执掌。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及外交体制基本上沿袭了广州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2月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设立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创造了条件。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体制,外交职能表面上由国民政府行使,实际上外交大权掌握在其核心机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手中。中央政治会议设有外交组,负责外交的审查和设计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交组改组为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外交上最高指导机关。1932年1月,特种外交委员会又改组为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1935年12月,中央政治会议改组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改组为外交专门委员会,变成技术顾问机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先后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分别任主席和委员长。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掌握外交最后决定权。
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中德关系。当国民党未取得政权或只取得部分政权时,它与德国的关系仅是中德关系的一部分。当它取得全国政权,“党国一体”时,它与德国的关系就主要代表着中德关系。
将中德关系史放在国民党的视角下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国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21世纪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陶德曼调停
迄今,关于中德关系的研究,大陆方面,吴景平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41年的中德关系,尤其是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详细论述了抗战期间的中德关系;马振犊主编的《战时德国对华政策》重点考察了战时德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杜继东的《中德关系史话》简要叙述了中德早期交往、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张、德国强占胶州湾、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往等内容;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从中、德、日多边关系的角度研究了1936—1938年的中德关系;何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重点考察了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变化过程;潘其昌主编的《百年中德关系》对中德关系进程进行了梳理。台湾方面,涉及中德关系的著作主要有: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张水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外交关系之演变(1919—1939)》;黄庆秋编《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工作纪要》;傅宝真《德籍军事顾问与抗战前的中德合作及对军事的贡献》;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册;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国史馆”中华民国外交志编撰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外交史志》等。国外方面,〔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梳理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Kurt Bloch的German Interests and Politcks in the Far East考察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和政治;Lorne Eugene Glaim的Sino-German Relations,1919-1925:German Diplomatic,Economic and Culture Reentry into China after World War I 研究了1910—1925年的中德关系;Bernd Marth的“German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German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Interwar Period”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德、日三角关系;John P.Fox的Germany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1931-1938研究了1931—1938年德国对待远东危机的态度和政策。
总体上看,关于中德关系,学术界基本上摸清了其发展脉络,对其中一些问题,如孙中山联德、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和军事合作、中德经济合作和军火交易、“陶德曼调停”、国民党联德外交路线之争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但从国民党的视角审视中德关系的著作尚未出现。
虽然国民党实施“党国一体”体制,但从国民党的视角重新考察中德关系,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和发现。例如,国民党和德国的关系与中德关系有何联系和区别?国民党在未取得统治权以前,“联德”效果如何,其局限性是什么?在取得统治权后,对德外交战略是什么,“联德”效果怎样?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在何种情形下得到发展和提升,而又在何种情形下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受到伤害和毁灭?“中东路事件”中国民党政府如何要求德国保护在苏联的华侨利益?“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如何透过国联争取德国顾问的技术援助?华北事变前后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德国调停中日冲突是企图投靠德日、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吗?国民党外交路线的争论——联英美苏还是联德,分歧究竟是什么?研究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和中德关系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本书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答。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革命党人、孙中山及广州政府与德国的交往
第一节 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争取德国的“中立”和承认
第二节 德国运动孙中山反对中国对德宣战
第三节 孙中山三派人员赴德及“中俄德联盟”构想的流产
第四节 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的联德思想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
第一节 争取德国的承认
第二节 聘请德国顾问和多个代表团访德
第三节 “中东路事件”后要求德国保护在苏华侨利益
第四节 中德经济合作、军火交易及政治、文化关系的困扰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
第一节 争取德国在国联的支持
第二节 透过国联争取德国顾问的技术援助
第三节 国民党人、蒋介石的联德理论和宋子文访德
第四节 塞克特赴华推动中德军事、经济合作
第五节 “克兰计划”
第六节 顾振代表团访德及“广州计划”的风波
第七节 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德国调停中日冲突
第八节 德国拒绝承认“满洲国”
第九节 反对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第十节 孔祥熙访问德国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
第一节 德国的“中立”态度和国民党政府继续争取德国的援助
第二节 “陶德曼调停”
第三节 阻止德国牺牲中国利益
第四节 勉力维持中德关系
第五节 国民党外交路线的争论:联英美苏还是联德?
第六节 与德国断交、宣战
第七节 中德断交后汪伪政府与德国的关系及国民党与德国的联系
结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