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2017年对于全世界以及欧洲包括德国依然是一个有着许多不确定性的年份。德国不仅将在9月24日迎来联邦大选，而且在国内、欧盟和国际层面依然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在国内层面，难民融入是德国社会未来的最大挑战，德国的反恐形势也依然严峻，右翼民粹势力在此背景下的上升也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一个新变量。在欧盟层面，不确定因素一度在于荷兰与法国大选是否会飞出“黑天鹅”，在荷兰大选中虽然主流政党涉险过关，“非左非右”的独立候选人马克龙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但右翼民粹势力并未偃旗息鼓；在英国启动脱欧进程的背景下，欧盟急需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多速欧洲”虽然看来成为大多数成员国的共识，但其实施依然存有很大的变数和挑战。在国际层面，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及其所推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使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基础受到侵蚀，德国需要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寻找新的伙伴，而且必须提高德国自身的军力及推行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便承担起欧洲自身乃至全球的安全责任。

大选后德国有望保持政策延续性

2017年对于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而言依然是一个有着许多不确定性的年份。德国不仅将在9月24日迎来联邦大选，而且在国内、欧盟和国际层面依然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在国内层面，难民融入是德国社会未来的最大挑战，德国的反恐形势也依然严峻，右翼民粹势力在此背景下的上升也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一个新变量。在欧盟层面，不确定因素一度在于荷兰与法国大选是否会飞出“黑天鹅”，在荷兰大选中虽然主流政党涉险过关，“非左非右”的独立候选人马克龙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但右翼民粹势力并未偃旗息鼓；在英国启动脱欧进程的背景下，欧盟急需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多速欧洲”虽然看来成为大多数成员国的共识，但其实施依然存有很大变数和挑战。在国际层面，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及其推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使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基础受到侵蚀，德国需要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寻找新的伙伴，而且必须提高德国自身的军力及推行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便承担起欧洲自身乃至全球的安全责任。

无论2017年9月24日大选后，德国的联合组阁形势是怎样的，新政府都无法回避上述挑战。从基民盟与社民党的政策主张来看，两党在上述议题领域并无明显的立场差异，因此可以预见，德国新政府会延续目前的政策取向。这无疑为2017年这一不确定年份增加了一份确定性。

德国组阁形势扑朔迷离

2017年联邦议院选举后的组阁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德国另类选择党和自民党的选举结果。如果两个政党都能进入联邦议院，那么就会史无前例地有6个政党进入议会，这将使沿着传统的分歧线组成惯常联盟更加不可能。如果遵循长期的民调数据，则可以预计到，德国另类选择党将获得约10%的选票进入联邦议院。但是在其他主流政党看来，德国另类选择党仍然不具备联合执政能力，因此组建大联合政府是最有可能确保多数席位的选项。倘若绿党能从目前的民调低迷中走出来，自民党能够进入联邦议院，那么前面提到的“牙买加”联合政府（黑黄绿联盟）也就不会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难以实现。

蓝皮书称，德国政党体制失去了一种通过类似于公民表决选举联合政府（由此选举总理）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德国关于联合执政的决议是在选举之后通过与执政伙伴可能进行的长时间谈判确定的。许多可能性还取决于德国另类选择党的选举结果。尽管2017年初民调显示社民党的支持率曾经有增加的趋势，但这取决于政治的发展态势，可能还会发生的情况是德国另类选择党赢得超过10%的选票，甚至使三党联合执政成为必须，但前提条件是社民党不愿再次组建一个不受党内基层欢迎的大联合政府。

德国经济回升势头延续，2017年GDP将增长1.7%至1.8%

2016年德国经济总体表现良好，公共财政状况亦然。2017年德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考验。国内的考验在于：如何在不过分依赖公共财政支出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同时解决好社会公平和气候保护问题。国外的考验在于：（1）如何在英国脱欧以后加强欧盟内部的团结；（2）如何在美国政局不确定的背景下稳定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秩序；（3）如何解决难民问题。对此，德国政府在其未来经济政策中做了相应考虑和应对设计。

自2013年以来，德国经济处于一个平稳的回升期。从供应侧看，第二产业对经济回升的推力并不明显，第三产业的增长推力主要来自信息与通信业及企业商务服务业，但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足16%。蓝皮书预计，2017年德国经济主要取决于需求侧表现，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7%至1.8%，近年来经济回升的势头在2017年以后仍会得以延续。

“精英倡议计划”打破德国“吃大锅饭”的传统

蓝皮书称，“精英倡议计划”的实施打破了德国“吃大锅饭”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寻求差异化发展的观点，即现代、高效的科学需要通过一个由各具特色的大学组成的、结构上具有差异性的体系来实现。德国科学委员会在其于2006年发表的《关于大学在科研体系中的未来地位的建议》中把高校之间的差异分为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其中纵向差异是指高校在科研成果、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产生的等级化差异，但这一差异常常被简单地缩小到科研成果范围，而横向差异则涉及高校在不同方面的多种功能。在一个具有横向差异的高校体系中，各个高校的重点并不局限在单一方面（如科研），而是根据社会需要及高校自身的特点，打造每个高校自己的特点，设立自己的重点领域。

“精英倡议计划”一方面推进了德国高校的横向差异化发展，获得资助的德国大学纷纷将其重点设定为科学研究，以与其他以教学或其他职能作为重点的大学区分开来。而另一方面，德国高校的纵向差异也显现出来，在“精英倡议计划”的框架下，具有世界尖端科研能力的大学受到资助，进一步挖掘其研究潜能。高校间的差异从高水平著作或论文的发表情况、第三方经费等方面可见一斑。

英国脱欧使欧盟处于进步与停滞的十字路口

对于欧盟整体而言，英国脱欧所造成的影响更多是政治成本。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的英国是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也是欧盟中干预主义的重要制衡，英国脱欧是欧盟的损失。但也有学者认为，英国脱欧将有利于欧洲一体化。因为英国一直都主张“有选择地退出”（Opt out），即在申根协定、欧盟财政契约等不同政治领域争取各种特殊待遇。没有英国掣肘，欧盟可能可以更顺利地克服当前的多重危机。但在已经危机重重、疑欧主义泛起的欧盟，英国脱欧最令人担心的还是其示范作用。英国脱欧究竟是将释放并消解国家利益与欧盟利益冲突生成的离心力，还是会使这种离心力显性化，从而将其强化，尚不得而知。

但不争的事实是，欧盟的人口及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分别为约7%和约25%），而社会支出在全球所占比重却不断上升（目前约为50%），可以说欧盟正处于进步与停滞的十字路口。英国脱欧只是一个现象，缺乏真正的文化整合、统一货币与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资本流动较易而劳动力流动较难等深层次问题才是真正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绊脚石。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欧盟峰会就新一届欧洲议会的5年战略达成了一致，其中包含了英国对欧盟未来发展的忧虑。另外，英国虽然反对让-克洛德·容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但容克的政治计划与英国政府提出的几点重要的欧盟改革主张不谋而合：深化内部市场，以及在欧元国家和非欧元国家之间建立起更为平等的关系。当今，虽然英国仍然选择了脱欧，但英国在欧盟改革方面的这些主张不应随之被扔进废纸篓。毕竟，欧盟改革不是为了向某个成员国妥协，而是以存续和发展为根本目的的自我完善。如果能以警示促进这种自我完善，那么英国脱欧也就具有了相当正面的意义。

德国“崛起”给中国带来挑战和机遇

在英国脱欧、法国国力虚弱的背景下，欧盟内部原先的英国、法国、德国“三驾马车”的领导结构处于解体状态，德国再也不可能像之前那样，让英国、法国为欧盟的整体利益“冲锋在前”，而自己躲在背后“搭便车”，避免因与其他国家“硬碰硬”而有损本国的经济利益。在连“欧盟本身的存在都备受质疑”的严峻形势下，德国必须为欧盟“挺身而出”，将欧盟内部的团结置于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甚至需要为此牺牲本国的对外经济利益，这是德国领导欧盟必须也是“愿意”付出的代价，因为相较于其他成员国，“欧盟解体”更是德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如果没有欧盟，德国今天在国际舞台所享有的一切政治荣耀和经济利益都会大打折扣。所以，德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之间寻找新的均衡点，重建平衡。没有悬念的是，新的均衡点会更加靠近欧洲一体化，德国的外交政策会拒绝与欧盟之外的重要贸易伙伴建立“特殊关系”的诱惑，会变得更加“欧盟化”。这意味着地区安全、人权保护、公平贸易等欧盟层面的关切在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权重将越来越大，德国长期以来以拓展经济利益为主轴的务实对华政策会逐渐改弦更张，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真实的挑战。但是，这也为中国突破和拓宽中德利益的固有边界，以德国为杠杆伙伴国，塑造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欧盟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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