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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斌,袁为鹏|从脚注中发现经济史:统泰升档案旧事(1790~1850)

最近学术界对于所谓“大分流”的争论为一个极富争议的看法所刺激。这一看法是:在18世纪中国,至少在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其生活水平可以与同时期欧洲西北部媲美。这场争论已经激起了一股通过比较的视角来重新研究中国的物价和工资的学术潮流。然而,这场讨论也让现存于世的中国历史统计数据严重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

尽管历史统计数据在“大分流”讨论中如此重要,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数据问题本身的史学探究迄今却很少受到关注。笔者将通过过去七年以来同统泰升商号商业账簿的奇特相遇及对原始经营者与捐赠者再发现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保存至今的统泰升档案超过400册,其中不仅包含1800年至1850年间(即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前的一个时期)未知的中国北方村镇——今山东省宁津县的粮食价格,还包含当地其他数十种商品的实际市场交易的详细记录,也包括银钱兑换比价记录。统泰升商号的账簿曾被以严中平先生为首的中国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团队于20世纪50年代使用过,但从那以后一直甚少为人所留意。


6.30脚注


本文只是我们通过统计数据和历史叙述,系统地重建统泰升档案、统泰升商号、宁津县和更为广阔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北方经济情形新的一系列研究之第一篇。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揭示账簿本身基本内容及叙述与之有关系的人,从最初捐赠者到保存者及重新发现者对它的发现过程。正如你将看到的,统泰升档案的历史和与之有关的人物的历史,本身就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缩影,是一部受到传统束缚的精英人士和新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在一个半世纪里面,深陷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旋涡之中苦苦挣扎与斗争的历史。它也提出了一些中国经济史上关于历史证据和统计记录的质量与性质等重要认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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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泰升档案

由著名学者严中平及其他十位著名经济史学家于1955年主编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是一本广为学界使用的名著。其中包含了两个表和一个图,分别提供了1798年至1850年间相对连续的年度系列的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两个价格指数和银钱(铜钱)兑换比价数据。这三份图表高度凝结了统泰升商号账簿的统计数据,是中国历史统计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尽管严中平等人的注释比较简短,但该研究并没有逃脱研究者的注意:宁津系列的数据相继在一些中国前近代金融业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中出现,并且往往成为其评估白银外流所导致的中国收支平衡上的支付危机的重要系统数据,正是这一危机最终导致1840~1842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分水岭的鸦片战争。

严著在注释中简要说明了构成比价和价格指数的统计方法,并且指出,原始的数据是从位于直隶(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河北省)宁津县大柳镇(今属山东省德州市)的“统泰升”杂货店提取出来的。注释中提到统泰升商号的账簿主要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2005年,我们惊异地发现统泰升档案的在线目录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最终,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现了1798年至1850年间多达437册的统泰升商业账簿。

和所有传统的商业账簿一样,该账簿的纸张(通常是带有红色识别带的柔和的蓝色封面)重量比较轻,长约20cm,厚3~4cm。账簿中包含多种字符,并用传统毛笔抄录而成。页面没有编号或者索引(尽管我们看到了一些后人整理的页面)。账簿的页数和记录也有所不同。

账簿显示统泰升商号是一个地方性的零售杂货店,大量出售各种日用品,包括大米、铁制工具、纸、布、绳、染料,以及油、酱、醋、酒、糖、茶叶、药材等。出于介绍的方便,我们可以将统泰升账簿依其内容与性质的不同分为四类。一是柜台原始账簿,主要是营业员记录的每一笔使用铜钱和银的交易货物的日记或流水账,它占据了统泰升商业账簿的大部分。二是转录分类账簿,系根据商号或者客户的名字分别记录的交易总账。三是总清账簿,如分项记录并总结各项收支的日用钱串账簿及报告其股本和红利的分配情况的红账(一本万利账)等。最后一类为各种杂项账,主要包括暂记账、欠钱账、地价账、利息月银总账等。

这些数据的细节和质量对中国经济史的微观数据集来讲是惊人的。例如,仅仅使用了17本出入银账簿,我们就收集了11000多个数据点,包括逐日记录的带有交易日期和数量的银铜比价数据、五至六种不同银两类型、借贷期限及客户名等详细信息(见马德斌和袁为鹏的研究进展),还有四五十种类似的极为细致的商品交易表(包括客户名称、日期、数量、价格及其付款情形的详细记录)。我们有信心在对这样一个翔实可靠的数据集进行系统开发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为中国经济史和世界史的重要辩论提供新的见解。例如,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的相对完备和系统性允许人们对近代中国会计系统做更深入的、基于原始史料的研究。通过利用统泰升账簿重建一个连贯的、时间序列完整的银钱比价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个时期中国传统货币制度、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此外,鉴于威廉·施坚雅已经对中国传统市场结构做了里程碑式的量化研究,这些账本中系统的信息量和年度、月度甚至每日的交易率还是可以为此提供坚实的基础或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显然,严中平等人过去的研究只利用了账簿数据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它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家族企业档案中获取的经济数据有着情有可原的局限(特别是关于数据的代表性方面),但与更常用的政府或公开的统计数据相比,质量却更高。因为官方统计数据往往受到刻意操纵(出于税收或其他目的)或官僚机构的忽视而失真。而私家档案记录的统计数据可能会更准确更真实地反映市场的实际情况,因为这对于商家计算毛利润和收入是必不可少的。但统泰升账簿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统计。整个统泰升号案卷是以中国传统格式写成的,即单行竖排用毛笔手写而成。(鉴于账簿用的是传统数字符号和记账体系,转录和解释需要一些研究者专门学习并且有专业知识。)由于这一整套账簿记录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以前,解读这些文件也能使人从新的角度洞察近代以前中国内部自身市场、企业组织、货币体系、核算方法甚至社会习俗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就这一点而言,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以自己的方式研究中国经济史,或者如柯文所宣称的,这个研究工作将清除可能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源于西方区域研究的“殖民”偏见,可以“在中国发现历史”。 “殖民”偏见起源于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原材料或现代(西方)的概念框架。

这个档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档案的主人是谁?为什么只留下这么少的信息?为什么记录保存得如此完好有序?只是在脚注中出现的这样一批企业档案是如何在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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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重现

2008年4月,我们访问了宁津县大柳镇、长湾镇和柴胡镇等地。统泰升商号位于今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大柳镇,它大约在北京以南240公里,靠近河北省的边境,大运河以东。随着近二十年农村公路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这些城镇的商业活动中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被称为“老街”的传统城市中心。在大柳镇,根据对当地老人的采访,当地最古老的老街如今已是一条有着现代化气息的乡村公路,路边零星分布着几家商店,尘土飞扬,与其他地方并无大异,唯路边偶尔尚存的一些被废弃多年的颇具规模的农家院落及道路旁边废弃的宽阔水道提示这里往日的繁华。当地居民口中的“老街”是一片尚保留着些许街道痕迹的居民区,点缀着一些式样老旧的商店、邮局和政府办公设施,它们大部分是毛泽东时代建立或者重建的。我们与一些当地人交谈发现,对于他们而言,“老街”更容易使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而不是19世纪50年代的故事。我们走访和参观了宁津县地方志办公室和档案局,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统泰升商号的资料。

我们考察了可追溯到康熙朝(1661~1722)和光绪朝(1875~1908)的宁津县志。据县志记载,大柳镇每逢二、七日均有集场,每年九月举行庙会。严中平等人(1955年)曾指出统泰升记有十几个分号,遍布附近的几个集市,如长湾店、柴胡店,大约都在大柳店方圆十公里处。根据我们对账簿的估计,统泰升商号年均交易额应该属于一个中型企业的类别(据许檀对18、19世纪山东商号平均规模的分类)。任何熟悉威廉·施坚雅对中国农村市场所做的里程碑式的研究的人都知道,大柳镇和统泰升商号几乎是清代华北地区标准集镇的典型样式。它们出现在19世纪中国成千上万的商店和集镇之中,看起来是那样简朴、低调而平凡。

正当我们以为考察过程结束的时候,一本名为《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的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并带我们走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恰到好处的迂回。在这本书的第10页,一个脚注(是的,另一个脚注)提到了统泰升杂货商店位于宁津县大柳镇,并引用了魏泽瀛所写的一篇报道,上面讨论了基于统泰升号商业账簿的中国传统会计系统。魏文中引用了另一篇文章,系由万斯年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万斯年提供了以下来自这个档案的重要一段:

北平(即北京)图书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本来有搜集这种资料的愿望,但因工作繁忙,未曾实际着手。去冬突接宁津县大柳镇荣孟源先生的来信,打算把他保存的旧账,赠送图书馆。自然,图书馆是热诚接受的。荣先生已经见到他的账簿于农村经济、物价有关,但是他并没有要什么代价,只把由宁津到北平的运费收回而已。这种热心的捐赠是应当感谢的……

据说账簿运到时有两箱之多,极为杂乱,经赵静和先生草草整理之后,得嘉庆朝账簿一百四五十册,道光朝323册。最早的在嘉庆三年(1798),最晚的在道光三十年(1850),实际上占有50余年的长时期,为时在今130年之前,是很不易得到的。

尽管魏泽瀛和万斯年的文章的大部分描述与我们在统泰升商业账簿中所发现的相匹配,但万斯年记录的账本累计有468册,多于我们目前为止发现的437册。

上面提到的关键人物荣孟源(1913~1985)是个不同凡响的捐赠人。在当代中国,荣孟源是一位杰出的近代中国历史学家,也是关于清朝和民国时期历史档案整理及研究的权威学者。他写过70多篇有关重大政治事件(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档案史料方面的期刊论文和著作,创办并主编了自1954年起开始出版发行的《近代史资料》。荣孟源捐献的历史资料为统泰升商业档案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基于随后我们对他在北京的儿子荣维木的采访,以及1903年发表的(也是最后发表的)荣氏族谱(天津南开大学存档),我们可以拼凑出宁津县荣氏家族的概况和档案背后的人物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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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背后的人物

荣氏族谱最后一次印刷是在1903年,取以前最好的六个版本汇编而成。随着版本更新——1894年(第十六代)、1880年(第十四代)、1813年(缺代)、1771年(第十代)、1756年(第九代)、1745年(第八代)、1717年和1719年(第八代)——荣氏家系可以追溯到十六代以前,时间跨度达491年以上。1404年明朝初期,荣氏家族首次从诸城(也在山东省)搬到宁津县大柳镇。他们以农业起家,靠勤劳节俭积累了一定财富,到第三代(可能在17世纪),就开始从事借贷业以及一些慈善活动。到第六代(约18世纪初),荣氏称已积累了48英亩1英亩约等于6.07亩。土地。后来荣氏家族财富锐减,部分原因是与另一家族(殷氏)发生了激烈的金融纠纷。第七和第八代通过经商东山再起。荣氏族谱特别注释了其第八代的一位成员辛苦贩运,“泥常没胫”,通过经商重新致富。

像世世代代其他成功的中国传统商人家族一样(也许还吸取了他们严重的法律纠纷的教训),荣氏转向投资后代的教育,这使他们在科举制度中具有竞争力,这是进身中国上层政治社会阶级的关键一步。这件事似乎很成功,族谱中记载了荣氏的稳步前进:从第九代起,荣氏成员考取了生员,陆续进入科举考试的行列。同时,在科考成就的保障下,荣氏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升,家族财富和事业明显稳定。统泰升账簿记载,到了19世纪,随着第十二代和第十三代新购了土地(分别为800亩和300亩),荣氏家族的财富已经达到了顶峰。荣氏俨然成为镇上的精英,因为到了第十三代,荣氏一员作为镇里最值得信赖的人,会被叫去调解村民纠纷。荣氏家族的繁荣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现存统泰升号商业档案完结的时期。荣氏后人,荣孟源先生的儿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荣维木告诉我们,在20世纪初,荣氏在大柳镇拥有几乎一半的房子。除了零售业,他们还经营一些小作坊,包括面粉加工、醋加工和手工纺织;还管理了一些农场,主要是使用雇佣劳动,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

与中国其他传统精英一样,荣氏通往财富和权力的道路是以商业节俭和土地为保障的,并凭借科举考试的成功使其合法化。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兴盛了十几代的荣氏家族开始慢慢崩溃。荣氏族谱最终版编成的两年后,即1905年,科举考试被清末宪政改革彻底废除。1911年,就是在荣孟源出生前两年,清朝灭亡了。

荣孟源的教育生涯始于传统私塾,后又被在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后兴起的新式中学录取。1931年,荣孟源去北京学习由吕振羽牵头的中国史研究生课程,吕振羽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时在中国大学教书。有着相对优越的商人家庭背景的荣孟源就是在北京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荣很快就退出研究生学习,回到宁津养病。1931年日本全面入侵东三省后,荣加入抗日运动并往返于宁津和北京之间。1935年,他把统泰升商业档案捐赠给了北平图书馆。

1936年,荣孟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两年后来到当时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在那里他成为一名高校教师(该高校为日后延安大学的前身)。但没过多久,荣孟源就卷入了政治纷争,且在1941年因与高层领导发生争执被开除党籍。然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荣孟源经政府批准获得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职位——成为协助范文澜的一名档案研究员,在此之后他因编纂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中国史书而成为官方指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他的政治失误中得到教训,荣孟源的研究聚焦于历史档案,因为档案要比意识形态来得更真实或者更“客观”,这似乎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职业策略。

然而为什么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档案学家之一的荣孟源竟希望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热心捐献出的成套的家族账簿完全切断关系呢?荣孟源于1985年去世,在他繁多的史学成就中并未留下任何关于统泰升档案的一言半语。甚至是他的家人,都不知道统泰升档案(甚至荣氏族谱)的存在。因为严氏统计卷册的11位编者没有一人存活至今,我们不能肯定严中平和他的同事对荣孟源和统泰升档案的渊源保持缄默是否属于简单的疏忽还是另有原因。然而我们相信,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政治氛围的转变及其对学术的影响角度观察,一些微小的迹象将会引导我们揭开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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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沉浮之谜

显然,荣孟源的商人和地主特权阶级“出身”在这样的政策下于他不利,他和他的族人被打上了“地主”的官方标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是为了摆脱自己并不光彩的“出身”,荣孟源在1955年发表了一篇抨击胡适(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离开了中国大陆)出身的文章:

胡适家中有多少地,他自己没有说明,可是他说每年秋天,他跟着庶祖母到田里去监视佃户收割,由此可知,他家确是地主…

胡适家中有三个商店(据我所知而言)……从胡适后来的趋炎附势的行径来看,商人的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是不小的……胡适是继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遗风。

仅仅两年以后,荣孟源自己就沦为1957年反右倾运动的牺牲品。1957年8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责荣孟源是为时人不齿的“右派分子”:

荣孟源的反党活动是有一贯性的。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在1932年参加了革命。但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变了党……一二九运动时,隐瞒自己的反动历史,又混进党内。1949年在延安继续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1953年底,党对他的反党宗派活动进行批判……在近些天来的批判中,大家还指出:荣孟源这个野心家在社会上有一点点虚名,有人把他当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其实他是个史学界的骗子。

自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邓小平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政策开始缓慢而坚定地偏离毛泽东时期的激进主义并发生了转变。作为转变的一部分,邓小平停止了阶级斗争并寻求重新与曾遭受诋毁和迫害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和“压迫者”们的和解。就像无数受到迫害的其他人一样,荣孟源(还有严中平)再次从对知识分子的流放中崛起。通过创造20世纪80年代学术成果的高产纪录,荣孟源恢复了他在中国历史档案学中的权威地位。新时代见证了学术兴趣在传统中国本土商业习俗和探索私营商人交易档案领域的复苏,并经常出现有价值的档案被发现或从别人对档案价值的长期忽视所导致的紧急事故中被抢救回来的故事。

当后辈数代学者们坐享重被发现的统泰升及其他档案的益处时,于1985年去世的荣孟源,也许并未对自己和那堆他50年前捐出的家族档案的联系心怀任何骄傲或兴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荣孟源即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依然保持着对“左”的意识形态的某种忠诚,并且在他的作品里也残留着不少阶级斗争史学的痕迹。譬如,在荣孟源写于1983年的书中,他对近年来学术界试图恢复胡适作为一名学者的荣誉并修正从前人们对他的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卫道士和官僚资产阶级印象的现象感到痛心。不过,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对于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重现始终是其治学的重点和突出特色。他早年慷慨捐献的统泰升商号档案史料和晚年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同样成为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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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这批传统档案材料从最初被捐出到湮没再到被重新发现的经历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从矛盾、讽刺甚至是背叛中个体存活下来的隐秘故事。这是关于一个国家命中注定要面对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挑战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因为几股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交替变幻,中国的历史传统亦随之不断地遭遇破坏、重构及回归。

统泰升档案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在历史学的研究和讨论中(无论是量化还是其他研究,比如大分流的研究),必须慎重对待所使用的历史证据之本身的性质及质量的重要案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荣孟源在20世纪30年代暂居的北京,见证了近代意识形态和建立在统计和社会调查工具之上的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从这一点看,统泰升档案的发现、保护和利用并不是因为某些人——比如荣孟源、魏泽瀛和严中平——仅出于个人和家族怀旧情结发现的一批旧私营商人档案进入新知识领域时代的偶然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科学观点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身份认同政治将这些档案的来源推向默默无闻的极端。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发生的事情塑造并重塑了我们的历史观和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历史记录。或者说,我们的历史证据同样受到了历史观和史学理论的影响。因此,我们所面对的历史证据的来源和我们对于这些历史证据的发掘与认识过程如同后世研究现在一样,也被历史本身(假使有一个“客观”和“抽象”的过去存在的话)塑造着。对历史证据的保护、汇编、利用和最终的发现或重新发现深深依赖着我们的研究目标、意识形态和范例的变迁。

更有甚者,在从湮没中抢救出来的统泰升档案的个案中,大量统泰升账簿史料整整30年未经使用,造成莫大的损失,这导致中国经济史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统计断层,尤其是在当前大分流讨论的情况下。而且,从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时开始引进并在共和国时期大范围强制施行的新式中文书写体和现代数字与记账体系,使得大部分同时代的研究员无法解读像传统商业账簿这样的材料(除了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和专家)。所有这些现实状况,影响着我们对过去乃至我们更为熟悉的近代或者——在更早以前的殖民背景下——“欧化”和殖民体系时期原始材料记录的重建。这些问题并非仅仅困扰着近代中国,也是那些经历过突发变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或者在现代化体系中大规模实施并创建了新意识形态和新式书写体(比如近代土耳其和朝鲜半岛)的国家共同经历着的。随着中国在过去30年中创造经济快速增长“奇迹”和其稳步重获过去的全球性优势,中国历史证据(量化或者其他)的质量和性质背后的历史观和认识论问题正逐渐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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