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约1494年至1532年），是佛罗伦萨由共和政体向君主政体转变的时期。自由公民共和国制度被破坏，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在兴起，法国和德国侵入意大利，发动了意大利战争。城邦危机和外敌入侵严重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状况，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迫使佛罗伦萨和罗马投降，佛罗伦萨“僭主”皮耶罗二世·德·美第奇被流放。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军队的帮助下再次夺回佛罗伦萨的控制权。1513年，出身美第奇家族的乔凡尼成为教皇，称利奥十世，佛罗伦萨与罗马的关系越发紧密，意大利战争对佛罗伦萨的影响也更为明显。美国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吉尔伯特认为：“这场战争对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它结束了一个稳定、和平的时代，开启了战争和动荡的时代。”此后30年间，意大利沦为欧洲列强争霸的战场。

在这大变动的时代，出现了一个公职人员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士不仅拥有知识，而且担负起了让意大利人摆脱困境的政治使命。这些公职人员具有政治才能，大多是政府官员。他们无论是出自城市显贵家族，还是出自庶民，都著书立说，并且亲手处理外交、军事以及公共事务管理的大事情。文艺复兴后期，在佛罗伦萨出现的公职人员有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他们两人一先一后，在当时都是公众人物。稍晚的圭恰迪尼亲历了整个佛罗伦萨从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过程，他用了18年时间把自己的一些政治经验写下来，这就是呈现在这里的《格言集》。

《格言集》虽然篇幅不长，内容却非常广泛，对命运、历史、人性、制度、政治技巧、政治经验等许多大问题发表了极为精彩的见解。与文艺复兴后期的著作一样，《格言集》使人惊醒，使人奋发，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眷顾。实际上，《格言集》中大多是力挽狂澜的知识分子的愤激之词。《格言集》中的一些话，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议论。

圭恰迪尼与后期人文主义者

圭恰迪尼的祖先是佛罗伦萨贵族，家族里有好几个人先后担任过要职。他自幼进学，广泛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之后他专攻法学，先后在佛罗伦萨、费拉拉和帕多瓦学习，后来在23岁时担任了佛罗伦萨大学的法学教授。

圭恰迪尼是一个拥有实际政治能力的人。他有各种不同的任职经历，也多次处理过棘手的外交、军事问题。杰出的政治才能、显赫的家庭背景以及1508年与出身名门的玛利亚·萨尔维阿蒂的联姻，使他顺利地在公共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圭恰迪尼担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是佛罗伦萨驻斐迪南统治下的西班牙的外交大使。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佛罗伦萨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担任过大使的职务。”圭恰迪尼家族在政治上效忠美第奇家族——尤其是他的祖父和叔伯曾是洛伦佐的近臣，逐步提升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家族的背景和圭恰迪尼的能力最终结出硕果：1511年10月，圭恰迪尼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八十人议会选举他担任驻西班牙大使，这改变了这位年轻法学家的命运。教皇利奥十世上任后，佛罗伦萨人开始在教廷里担任职务，圭恰迪尼成了其中的佼佼者，他在1516年夏天首次获得教皇任命，成为摩德纳地区的总督。随后在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在位期间，他还先后被任命为雷焦·艾米利亚和帕尔马的行政长官，以及罗马涅总督、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副将和教皇军队的总管。

圭恰迪尼

圭恰迪尼的政治才能在意大利战争中得到了检验。1525年2月，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帕维亚打败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使整个意大利陷入濒于崩溃的重大危机。圭恰迪尼临危受命，被派遣至罗马与教廷、法国、米兰、威尼斯的代表进行外交斡旋，并在1526年5月促成了一个旨在解放意大利的科涅克同盟。圭恰迪尼旋即被任命为教皇联盟军的总管，却备感受挫，因为他无法说服联盟军的首领乌尔比诺公爵乔凡尼·德拉·罗维尔解救米兰之围，致使1526年11月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越过波河后，米兰公爵法兰西斯科·斯福尔扎二世投降。不过，圭恰迪尼率领的联盟军队还是抵挡住了帝国军队对罗马的攻击，在1527年取得胜利，保护了佛罗伦萨。

圭恰迪尼非常重视政治实践，然而他的命运常常因美第奇家族的沉浮而动荡。意大利战争中罗马横遭洗劫，美第奇家族也再度失势被逐。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圭恰迪尼受到牵连，不得不逃离佛罗伦萨去教廷寻求庇护，佛罗伦萨共和政府则视其逃离为对城邦的一种背叛。1530年3月，美第奇家族夺回了政权，圭恰迪尼旋即以教皇代表的身份重返故乡。同年，出身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年仅19岁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为佛罗伦萨公爵，使其成为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1532年，他被皇帝查理五世赐为世袭公爵，佛罗伦萨共和国转变为托斯卡纳大公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圭恰迪尼曾经帮助亚历山德罗稳定政权，并协助他获得了查理五世的承认。靠着这些功绩，圭恰迪尼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年轻的新统治者的导师，结果却遭到亚历山德罗的猜忌——他坚持自己作为统治者的权利，圭恰迪尼的希望落空。1537年，亚历山德罗强迫圭恰迪尼退休。圭恰迪尼似乎早已预知会有这样的结局，在写于1530年的第53条格言中，他说：“当你帮助我成为君主后，一旦你希望我按照你的意思去管治领土，或者希望我会在削弱的事情上向你让步，这么做就是在抵消你为我做过的好事。因为你所要求的，或多或少的是夺取我在你帮助下得到的权力。”这肯定是他对君主行为观察、思考了千百次的结果。

是什么把这些礼遇、努力、失落、失意和圭恰迪尼联系起来的呢？文艺复兴后期，致力于孕育美德、教化民众的人文主义者已处在被统治者们利用和排斥的境遇。不仅是圭恰迪尼，就连那位或许比他更有才干的前辈马基雅维利，也只能从一位共和政治的积极拥戴者转变为研究君主制的严肃的政治学者。或许，这些人仍然是在“知不可为而为之”，以为靠着自己的才学，仍可以为民众做一些事，尽管已是人轻言微，并且也不再有意功名，却仍然不愿放弃。《格言集》开篇云：“保罗说，信能成就大事，如福音书所示，信能移山。”圭恰迪尼此言，可能是有所寄托的。但这几句话却极其恰当地写出了一位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者在举世沉沦之下真实的感受：“有信之人坚守自己的信念；他自行其道，毅然决然，不畏艰难困苦，甘冒绝境之险。”

《格言集》的体例和特点

如前所述，《格言集》是在1512—1530年断断续续写成的，本是记在日记本上、供其私用的政治经验备忘录。必须指出的是，这本书的写作并非为了出版，事实上，这几本小册子在圭恰迪尼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出版。在1530年的最后版本里，圭恰迪尼提到，《格言集》是一本只写给家人看的书。这在当时的人眼里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在十四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直存在这个传统，家书性质的文集是为了给家族后人提出忠告和指示，另外，也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佛罗伦萨甚至整个欧洲政治局势的了解。故此，《格言集》里谆谆善导的感觉非常浓厚，笔调温和，像是一位长者对自己亲爱的孩子的临终嘱咐，圭恰迪尼也处处提到自己的父亲，文中充满了他对人世间的种种依恋和不舍。

早年的《格言集》写于圭恰迪尼出使西班牙宫廷期间，从1512年到1513年，圭恰迪尼写下了13条格言（Q1），后来又陆续写了29条格言（Q2）；1528年他继续撰写并且做了一次合集（B系列），这个系列包含181条格言；1530年，他又编撰了最终版本的C系列共221条格言。B系列和C系列的格言被认为是两本独立的册子，尽管其中的许多格言大同小异，但只是在排列顺序上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奥利维亚·赫尔姆斯指出，《格言集》是一部“开放式”的带有“作者意识”的著作，它邀请读者一同“再发现”和“再参与”。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圭恰迪尼没有为这些格言加上标题，并且极力避免把格言与历史记录混淆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薄伽丘和但丁都小心地为自己的作品编号排列，透过笔下的描述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猜想他们当时的背景和境况。但是，《格言集》却不是按照历史事件编排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是隐形的。也因为此，《格言集》即使放在今天来读也不过时。《格言集》的排列缺乏标题和分类，乍看之下似乎是随意安排的，甚至可以说给人一种边走边写的感觉。但是如果仔细辨别，便会发现作者对格言进行过一定的分类，前后几个格言为一组，相互呼应。而多次的编撰也显示出圭恰迪尼对形式和文采的追求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绝不是一部诸如“流水账”式的潦草之作。

《格言集》可以说是集圭恰迪尼政治经验之大成，是这个意义上的一部杰作。与引用罗马历史来反衬现实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不同，圭恰迪尼更注重就事论事，从而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对日常政治生活的密切观察上。人们以为美德、命运是圭恰迪尼的中心思想，这当然是很对的。但他从来不发空洞之言，更愿意把自己的探讨集中在共和制、美第奇、战争和人性等现实话题上。

圭恰迪尼非常重视时局的变化。他说：“虽然美第奇家族的势力庞大，并且产生过两位教皇，但是比起科西莫的时候（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现在要控制佛罗伦萨则困难得多。撇开他非凡的能力不谈，科西莫生活的时代赋予了他成功的条件。仅凭着几个人的帮助，他就可以获取和控制政府，也没有得罪那些当时还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公民们。事实上，在他的时代，每次有力人士发生争吵，或者出现革命的时候，中下产阶级往往是受益者。”他又说：“现在人们尝过了大议会的滋味，无论如何，权力不再是四个、六个、十个或者二十个公民之间争夺的对象，而是全体公民的问题。他们非常看重个人自由，无论政府表现的多么仁慈或者良好，无论他们对美第奇或者其他的政权多么认可和满意——都不可能让他们再忘记自由的味道。”（C38）因此，对于不关注时局的败坏而谈论政治，圭恰迪尼是深恶痛绝的，说“用绝对的抑或不加区别的方式来谈论以及处理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大错特错的”。（C6）他以为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由于所处环境的差异，对几乎所有事物，人们都必须加以区分或者作出例外。这些境况不受一个不变的法则支配”。（C6）这种对事物的认知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充满智慧的。

在政治上，人们一贯以为圭恰迪尼赞成君主制。但是在《格言集》里，圭恰迪尼表达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不同于他父亲生活的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到他生活的时代，佛罗伦萨已经充满了动荡和危机，逐步走向衰落，人们对政府满腹怨言，古老的共和制早已被破坏，如何在乱世中保存自己、维持生计以及名誉却变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同时，尽管屡遭反对，但美第奇家族成为城邦的真正主人已成趋势。圭恰迪尼想必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后人，要人们根据现实处境来正确对待政治体制。圭恰迪尼时代佛罗伦萨的共和制，一般是指意大利战争爆发后美第奇家族被驱离佛罗伦萨，城市建立起共和自由政府。在美第奇家族短暂复辟后不久，科涅克同盟战争又使他们再度失势；第二次共和统治是从1527年至1530年。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虽然也实行共和制，但是更倾向于寡头统治。在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推崇的以贵族为主导的混合政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直被认为是最佳的政体形式，身为人文主义者的圭恰迪尼也不例外。他认为共和政府有助于保持公正和法律（C134），如果平民一味要求分享权力，城市就会陷入麻烦之中，美第奇家族、城市贵族和平民的休戚与共才是维护政治平稳的根本：

在一些场合里，我已经说过并写过，因为对共和制度过于尊重，美第奇家族在27年失去对城市的控制；我担心，由于过分强硬控制国家，人们反会丧失自由。我得出上述两个结论的理由是：美第奇政权声名狼藉，如果想继续维持统治，必须得到贵族们有力的支持。这些贵族们必须不但从政府那里得到巨大利益，而且能意识到如若美第奇家族遭到流放的话自身也会随之毁灭而无法立足。但是这样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因为美第奇家族力图对人人表现公正，甚至在朋友和亲戚中都力求做到大公无私，分配高低职位，都惯于泛滥而慷慨。

换言之，圭恰迪尼提倡的乃是一种以贵族和精英公民为核心的共和主义，建立以一个人或者少数人为统治中心的共和国，同时还不能削弱公民参政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说，一个稳定的政权必须通过公正和公平来赢得人民的喜爱，同时，执政者也必须时刻不忘维护自己的良好名声。但是“鉴于大部分的人或者不善良，或者不聪明，所以只能依赖严峻而不是宽容的手段”。（C41）如何适当地运用权力挑选执政者变得非常关键，而挑选的标准除了才智和能力外，还必须重视对经验和荣誉的考察。这是因为“有些事情缺乏经验还是无法实现或无法理解的”（B71）；而只有重视荣誉的人，才能做到“既不会畏惧任何危险，也不会做出不得体的行为来”（B105）。人民不应该尝试推翻政府，只要政府的缺点可以忍受，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求它做出改变，否则只会“越变越糟”。这句话或许是圭恰迪尼的肺腑之言，经历过多次政权更迭的佛罗伦萨早已是伤痕累累，政治的不稳定不仅制约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且带来道德败坏和人性堕落。

如何处理与诸侯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弱肉强食的政治斗争中保存自己也是圭恰迪尼关注的主题之一。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在思考意大利统一和争霸手段的同时，还刻意强调了与诸侯保持良好互动的重要性。不能走得太近，这样会被诸侯看轻（C196），也不能离得太远，否则好差事轮不到你，因为诸侯不会等你，机会溜走后，“无论事情多么微不足道，失去了机会，就等于失去了一条康庄大道”（B134）。所以，如果想得到诸侯的重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保持在他的视线之内”（C94），而且要“用尽一切手段去讨取诸侯和统治者的欢心”（C174），当你取得了他们的欢心，就等同于“打开了通往巨大的利益和崇高的荣誉之门”（C179）。那么是不是只要成为诸侯的近臣就高枕无忧了呢？圭恰迪尼的答案是否定的，由于人人都是“那么的虚伪，那么的狡猾，不诚实，诡计多端”（C157），无论你多么努力，都难以保证会得到收获，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必须假装和掩饰自己的意图（C49和C104），同时“必须永远隐藏你的失败和夸大你的成功”（C86），而且要在诸侯面前展露你的勇气，如果你表现得胆怯怕事，诸侯就会随心所欲地待你（C99）。可惜的是，圭恰迪尼经过仔细分析得出的与诸侯维持和睦关系的方法，并没有帮助他取得自己的君主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的欢心。

圭恰迪尼在B系列格言的开章第一篇公然呼吁美德：“公民们在城市里追求荣誉是值得表扬和有意义的，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不能靠拉帮结派或投机取巧的手段，只能靠运用聪明才智来为国家服务。愿上帝让共和国里的每个人都怀此抱负！如果市民们把追求权力当做唯一目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崇拜权力的人会忽视荣誉和公正，他们会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荣誉作为主题贯穿了整个系列，这也可以说是圭恰迪尼穷其一生追求的生活目标和做人宗旨。如果把早期的格言和后期的格言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圭恰迪尼关注焦点的转变：在前一部分，他对佛罗伦萨的共和制度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从B系列的第24条开始，外交、战争、教廷、人性、经验、命运等主题开始进入视野，他对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制度表示怀疑，对美第奇家族的独裁统治也不喜欢，对人性更抱有悲观态度。换句话说，这段时期圭恰迪尼由于在政治上遭到挫败，他发现理性的思考既无法应对突发事件，也不能帮助人们走出困境，人生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偶然性，而人性的丑恶更会进一步地让所有的理性估量失算，如果缺乏经验和运气，即使身居高位也会突然失势，连带失去得来不易的荣誉，而他本人正是如此。他希望人们能够自尊自爱，在动荡中不忘保护和爱惜自己的名誉，尽量避免失去良好的名声。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看，这应当说是当时知识分子在困境中威武不能屈的真实反映。

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异同

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圭恰迪尼是一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的政治学家。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曾说：“马基雅维利的伟大继承者和唯一可以与之匹敌的人是费兰西斯科·圭恰迪尼。”就像马基雅维利写下了《君主论》，圭恰迪尼也用他的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观察写下了《意大利史》、《佛罗伦萨史》和《格言集》。不过，经历了多次变革，随着职务的升迁和变动，身处政治旋涡中心的圭恰迪尼似乎对欧洲大陆的局势有了全面的认识，对政治局势和人之美德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圭恰迪尼与马基雅维利有过多次交往，并且结为好友，尽管马基雅维利出生于1469年，而圭恰迪尼出生于1483年，两人相差了14岁。他们共同经历了意大利战争与科涅克同盟战争。不同的是，战争开始后不久，马基雅维利便于1527年去世了。故此，他没有见证佛罗伦萨文化由盛转衰的过程。1521年至1524年期间，圭恰迪尼写下了《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圭恰迪尼在前言里表示自己是在教皇利奥十世统治期间动笔的，当时他正担任教皇军队的行政长官，止笔于利奥十世去世后，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他为罗马涅总督。而他与马基雅维利的交往也始于这段时期。两人一生中有过两次密切交往。第一次见面是在1521年，当时圭恰迪尼任雷焦和摩德纳总督，而马基雅维利曾在摩德纳有过短暂停留，两人接触后因志趣相投而结为好友。马基雅维利写给圭恰迪尼的第一封书信的日期是1521年5月17日。在这封最初的信中，马基雅维利称呼圭恰迪尼为“尊贵的先生，最值得尊敬的统治者”，他代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政府就传教士和僧侣问题写信给圭恰迪尼。随后，马基雅维利在18日和19日继续写信给圭恰迪尼讨论同一主题。到了1524年8月30日，两人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从生疏客气变得亲密无间。马基雅维利写信告诉圭恰迪尼，自己正在写作《佛罗伦萨史》，并说：“我愿意支付给你10个铜币——就这么多——来换取你的支持，因为在处理某些细节问题上，我需要向你学习，怎么才能在评判功过免触怒他人。”此后，两人的交往变得十分频繁，1525年至1526年间，马基雅维利共给圭恰迪尼写了13封信，信件的数量仅次于他的好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足见马基雅维利在去世前与圭恰迪尼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友谊。

马基雅维利

随后不久，在科涅克同盟战争中，圭恰迪尼成为教皇军队的总管，马基雅维利则主管佛罗伦萨的防御工事，于公于私两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同时又由于两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在战争的处境下，这份情谊越发紧密，马基雅维利甚至写下：“我爱费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我爱我的家乡甚于我自己的灵魂。”

圭恰迪尼与马基雅维利的交往正是他思想和历史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在此期间写作的《格言集》和《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两人拥有不少共同点。他们的经历相似，都是佛罗伦萨人，都同样担任过佛罗伦萨的公职和外交使者，而外交和战争的经历对他们政治观的形成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出于对当时意大利的处境的焦虑，在爱国精神的驱动下，马基雅维利写出了《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圭恰迪尼则写出了《意大利史》和《格言集》等著作。这几部著作的主题也大致相同，皆是以意大利为中心，分析、考察意大利历史及其与周边欧洲各国的关系，希望统治者及其后人能够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总结得失成败，找到处理政治、外交和战争复杂局势的技巧，带领意大利走出纷争烦扰的城邦之争，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找到意大利的生存之道。

不同于外来的政治家布鲁尼、波焦莱奥纳尔多·布鲁尼生于阿雷佐，后移居佛罗伦萨；马尔科·波焦生于托斯卡纳。他们都担任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都是土生土长的佛罗伦萨人，他们的家族、事业、婚姻等都与这个城市紧密相连。例如，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的序言里对布鲁尼和波焦进行了批评，他发现，“莱奥纳尔多·阿雷佐阁下莱奥纳尔多·阿雷佐阁下指的是布鲁尼。和马尔科·波焦阁下……在叙述佛罗伦萨人与其他君主和邦国的战争时，勤奋之至，准确可靠；而在国内动乱和内部纷争及其产生的影响方面，他们要么三缄其口，要么一笔带过……由于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事情过于琐碎，并不值得保留下来成为文字记忆，或者由于他们有可能不得不提到一些人的劣迹，害怕得罪那些人的后裔。这两个原因，（恕我直言）对于这两位伟大的人物，似乎是不应该的”。所以，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历史著作正好填补了布鲁尼和波焦留下的空白。

尽管存在上述的一致性，但两人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由于马基雅维利早在1527年逝世，所以他是站在意大利战争的背景下写作的；圭恰迪尼则还经历了科涅克同盟战争，因此两人的历史视野就有了区别。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不仅以意大利作为出发点，对整个欧洲的局势进行探讨，而且认识到外交关系对意大利的政治的重要性，把意大利各个分裂的城邦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此外，他还认为意大利的衰落是命运对意大利城市之间连年倾轧的惩罚。

马基雅维利虽然也是共和主义的拥护者，但是由于两人的生活背景和环境的不同、身份和际遇的不同，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也就产生了分歧。就个人背景而言，虽然马基雅维利一姓也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但是马基雅维利却属于族中穷寒的一支。马基雅维利信仰共和制度，当过国务秘书、外交官员和历史学家，而且喜爱通信；相反，圭恰迪尼是一位来自贵族阶层的政治家，拥有从事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所有条件：无论是家族传统、教育背景、交际手腕、社会关系，还是个人能力都可以说是代表了传统的贵族精神。也正是因为此，年轻的圭恰迪尼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在家族中的重要意义，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的第一部著作《君主论》，他的第一部著作《佛罗伦萨史》是一本家族传记，对家族的关怀也始终贯穿他所有的写作，《佛罗伦萨史》和《格言集》的写作初衷都是写给他的家人和后人看的，无意像布鲁尼和马基雅维利借著作来对统治者或者公民述说微言大义。

在政治问题上，两人观点的分歧主要表现为马基雅维利注重理性和历史经验，而圭恰迪尼相信经验和命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1528年至1530年间，圭恰迪尔尼由于失势而拥有了许多闲暇，他利用这些时日大量阅读和进行写作。1528年，他续写停笔已久的《佛罗伦萨史》。1530年，他又写了《对马基雅维利的观察》。也是在这段时间，圭恰迪尼关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他的兴趣渐渐从家族转移到社会，开始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在中年阶段完成的几部著作——《格言集》的最终版本和《对马基雅维利的讨论》，正好见证了这个时期的转折。此时，他不但对马基雅维利将历史简单化的做法进行批评，而且反对将佛罗伦萨和罗马相提并论，主张要强调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摒弃以往将一切归咎为历史的传统观念。同时对史料的选择也越发慎重，将编年史和日记作为他写作的基础。圭恰迪尼通过总结自身的政治经验来解释当下政治的做法极大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政治活动。菲利克斯·吉伯教授指出，“在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危机下，圭恰迪尼选择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进行历史写作，他使历史服从于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政治正确而修改或者丢弃了部分历史。这正是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所创造的新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这其中也包括了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传统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革新和重建。

有些人可能会对圭恰迪尼的写作感到奇怪，为什么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地对《格言集》进行修改和汇编，以至于出现了多个版本。此外，书中也反映出圭恰迪尼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和变化，以及他的政治思考。其实，圭恰迪尼的政治观、历史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透过在实际生活中与人的交往渐渐形成和不断调整的。虽然曾经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熟知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是他在书中并没有引用他们的经典文句，却往往宣称：“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他大力反对在现实生活中机械地使用政治理论或者常识，主张灵活地进行思考，不要被规章制度束缚。在圭恰迪尼看来，这正是共和制度在佛罗伦萨失败的原因，而他与马基雅维利的最大区别也在于此：不要过分执着于制度理论，应该学会顺应时势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来进行政治调整，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动荡，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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