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阴影笼罩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上空——“中等收入陷阱”。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的历史，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得以超越，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加勒比地区和亚洲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均程度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陷阱”中挣扎着发展。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557美元，刚刚跨入中高收入门槛，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考验。能否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就是这个考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类在迄今为止生活了400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过许多“发展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主要有：“贫困陷阱”——多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人口陷阱”——与人口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相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城市化陷阱”——一些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以超大城市畸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拖住了国民经济前进的后腿；“生态陷阱”——传统工业化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更具有综合性质，当前颇具现实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以下简称“中收陷阱”）命题。该报告源于亚洲以及拉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人均GDP走出1000美元“贫困陷阱”以后，很快达到3000美元以上，此后却长期徘徊在3000～5000美元，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例外。总结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就将人均GDP 5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阶段，称为“中收陷阱”。对于这一命题，赞成与不赞成者均有之，关键要弄清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走出人均GDP 1000美元“贫困陷阱”以后，经济得以迅速“起飞”？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具体情况，可从国际背景和国内发展动力两方面做出阐释。就国际背景而言，一是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虽然二战后局部的摩擦和战争从未间断过，但均为局部战争，规模有限，介入的国家不是很多；产生的影响有限，除少数直接参战国外，其余国家未曾受到多少影响；战争具有打打停停、打谈交替进行的特点，没有分出最后的赢家与输家，没有战争赔偿等后遗症，经济直接伤害不大。二是各国竞相推出刺激经济发展的改革。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纷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释放了生产力。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寻求改革，既有统一货币、经济联系紧密的欧共体诞生，也有松散型但经贸往来享有更多互惠的东盟的出现，更多的则是国家内部在经济体制、管理、财政、税收、货币等方面的改革，适应了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三是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效应。二战后的一二十年，全球性的一次生育高潮（Baby Boom）来临。战后至1965年，世界人口出生率保持在35‰以上，发达国家在20‰以上，发展中国家在40‰以上。如此，0～14岁少年人口经历20多年迅猛增长后转而呈下降趋势，奠定了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老年和少年人口之和占比持续下降的走势，构筑了一段长达40年左右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或“人口视窗”，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不过“黄金时代”到来的迟早和“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的高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别；同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要做具体分析。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是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就内部发展动力而言，最值得重视的一条，走的都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或从轻纺工业起步，或以重化工业为开端，大都沿着资源消耗型与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路子发展下来。这样的传统工业化，像轻工、纺织、采矿、冶炼、钢铁、机械、水泥、石化、造船、建筑业等，技术和工艺已经比较成熟，主要生产流程各国均比较熟悉，只需具备一定的资源、劳动力和资金，便可以发展起来。资源和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的强项，而资金可以通过税收、发行债券等手段取得，还可以寻求外援和借贷。于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呈现城乡点火、处处冒烟的传统工业壮观发展的场面，以比较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第二个问题，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又为何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仍然有着某些共同性可循。

其一，跟不上科技进步、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了包括电子计算机、新能源、新材料、激光、宇航、海洋、生物工程等新的技术革命，当前又进展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新的阶段。与新技术革命相伴的，是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引领新一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作为这次新技术革命前导的微电子技术和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主导发展的潮流。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处于引领地位，发展中国家受到某种排挤，难以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和武装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和管理等部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社会工作效率和效益的全面提高受到限制，产业结构不能迅速调整到以高端产业为主上来，经济运行不能有效地转变到低耗高效轨道上来，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只能停留在以承接传统产业转移为主的发展模式。这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性市场加速形成、资本在国际间流动速度加快以及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合作体系加速扩张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市场难度加大，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常常被置于附属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其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脱离“低收入陷阱”后的经济起飞，虽然事实上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因为经济在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总体上在稳步提高，低收入者大都忍受了。一些国家还通过若干改革措施，缩小收入差距的扩大，缓解了不同阶层和阶级的矛盾，没有爆发剧烈的社会冲突，社会秩序基本保持稳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社会资源占有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累积到严峻程度，引发矛盾集中爆发，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两极分化加剧、过度城市化负面影响显现、失业率屡创新高、社会公共服务缺失、抑制腐败失效、社会秩序混乱、财政金融体制机制难以维系等，最终止住了经济“起飞”阶段快速增长的步伐。 

其三，畸形发展的城市化。落入“中收陷阱”的国家，大都首先陷入以大城市畸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以拉丁美洲国家最为典型，又称城市化“拉美陷阱”。其基本特征可用“三个畸形”并存概括。一为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并存。一方面，这些大都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产业、高档的住宅和相应的现代化设施；另一方面，存在着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贫民居住区缺少最基本的公共设施、被边缘化到城乡结合部的大量贫民窟。二为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并存。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等收入丰厚，可谓腰缠万贯；而生活贫困特别是生活在贫民窟内的居民，几乎是一贫如洗，相当多的贫民不得不以乞讨为生。三为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被少数富人占有，他们的现代文明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两样；而穷人却与这些资源无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能享受在这个时代应当享受的文明生活。目前10%富人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0%以上，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60%以上居住在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中。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大量无业和失业的人口群体，城市失业率超过10%；社会冲突加剧，治安等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财政拮据，城市治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援助，造成国家债台高筑；城市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交通运输和水、煤气等的供给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城区地价大幅度上涨，失业人口和流入的农民纷纷向郊外转移，逐渐形成大面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贫民区，与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拉美国家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累赘、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沦为“中收陷阱”的铺路石。

其四，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体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其成因是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然而“下降”和“延长”并不同步，一般情况下，老龄化前期“下降”快于“延长”，老龄化后期“下降”慢于“延长”。“下降”与“延长”的这一时间差，决定着老龄化前期经历一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后期则转变为“人口亏损”“人口负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时下成了一句套话，许多问题的阐述套用这句话，有的实难避免牵强附会之嫌。然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用“机遇与挑战并存”概括是再恰当不过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走出“中收陷阱”既要及时把握“黄金时代”机遇，也要有效应对“人口亏损”挑战。这是从人口老龄化视角审视“中收陷阱”的关键，也是能否走出“中收陷阱”的关键。

把握“黄金时代”机遇期

老龄化前期出生率下降快于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快于60岁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导致老少从属年龄人口或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总体人口比例下降，15～59岁或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升高。前已叙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先是经历一段全球性的生育高潮，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年轻化趋势。其后，进入1960年代发达国家出生率出现下降趋势，并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下来；进入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开始下降，这一趋势也延续下来，只是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国家还出现过反复。出生率变动的这一走势，决定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的变动。

无论世界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均呈持续增长趋势，只是增长的幅度发展中国家要高出发达国家许多。然而受战后生育高潮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来，受出生率持续下降影响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呈“亚U形曲线”走势。所谓“亚U形曲线”，是指同标准U形曲线比较有某些修正：U形曲线左边下降幅度较小，右边则上升幅度较大，呈“√”状而非标准U形。与此相对应的是，从属年龄比（Dependency Ratio，0～14+65+/15～64）呈倒U形曲线走势。

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从属年龄比以1970年前后为最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始于70年代；发达国家生育高潮结束较早，1960年前后即迎来从属比峰值，此后则出现逐步降低走势。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段生育高潮，曾使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经历20多年、发达国家经历10多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少年和老年被抚养人口占比升高，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利的时期。这一时期过后，便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从属年龄比持续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贡献，一是提供比较充裕的劳动力，满足经济“起飞”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使活劳动成本变得廉价，有利于商品竞争力的提升；二是少年和老年人口之和占比下降，使社会总抚养比经历长达40年左右下降的最佳时期，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韩国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恢复起来困难很多。然而他们迅速发展起来，步入高收入国家。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紧紧抓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充分利用这一时代带来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加快发展。无独有偶，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变动走过的轨迹证明，情况与日、韩两国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日、韩数据参见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中国数据参见相应年份《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位预测。 

如果划分“黄金时代”的标准为从属年龄比在0.5以下，那么日、韩和中国都经历了从属年龄比下降击穿0.5分界线以后，继续下降并触底反弹回升到0.5以上的时段，时间在40年左右。不过三国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有先有后，三国跨入和走出“黄金时代”的时间也有所不同。日本最早进入，1963～2005年从属年龄比保持在0.5以下，经历42年的“黄金时代”；韩国为1986～2026年，经历40年的时间；中国为1990～2030年，“黄金时代”同为40年。三国比较，日本进入“黄金时代”早于韩国23年，早于中国27年；结束早于韩国21年，早于中国25年。联系三国的经济发展，上述三段时间正是各自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充分展现了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代”的巨大推动力。当前中国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已引起国内外热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角度观察，可以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大致可以支持到2030年从属年龄比回升至0.5以上之后。在未来20年中，设计三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案：① 如果保持年平均7.0%的速度增长，2030年可达1552525亿元；人口以14.65亿计算，则人均GDP可达105974元；再以目前人民币对美元639∶100不变比价计算，则人均GDP可达16584美元。② 如果保持年平均5.0%的速度增长，届时可达1064508亿元，人均GDP可达72663元，折合11371美元。③ 如果保持年平均3.0%的速度增长，届时可达724615亿元，人均GDP可达49462元，折合7740美元。以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401202亿元为基期计算，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前，对“中收陷阱”上限，有人均GDP 6000美元、8000美元、10000美元不等，如以10000美元作上限，方案①超过很多，方案②也有超过，而方案③则有较大差距。据此，中国要想脚踏实地跨越“中收陷阱”，未来2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应低于5%。可能有人认为5%的增长率过低，这样的预测与当前的现实不相称；然而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在未来的20年中保持5%的年平均增长率，为中外发展史上所见不多，并不为低。如能实现，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那么能否实现呢？这取决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口的等诸多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能否抓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的机遇。目前，学术界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结束，“人口视窗”关闭，“人口负债”已经开始者有之；劳动力不足已经显现，“民工荒”将会越来越严重者有之；主张继续收紧人口生育政策，让劳动力向卖方市场转变，从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者也有之。观点不同与对对“黄金时代”的判断、“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的走势及对其延续时间的估量有关。笔者以为，要具体区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两种变动。2010年普查0～14岁人口占比下降到16.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到8.9%，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74.5%，按照年龄结构推移，当处于“黄金时代”峰顶位置，从属比下降到34.2%最低值，可视为刘易斯第一拐点。其后转而上升，至2030年以后上升到50%以上，“黄金时代”结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于2017年上升到10亿峰值，此可视为刘易斯第二拐点，此后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2050年可减至8.5亿左右。目前处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之间，虽然处于孤顶阶段增长甚微，但是态势上还在增长，总体上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不存在短缺问题。存在的是相对短缺或结构性短缺，如东南沿海等一些地方，一方面“劳工荒”有蔓延之势，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2017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逐步减少，至2050年年平均减少四五百万，值得重视。尽管总体上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但是新的结构性短缺会逐步加剧。不过这又是一个机遇，是工资率上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到以高端产业为主导发展轨道的一个机遇，为下一步的新发展提供必要条件的机遇。

应对“人口亏损”挑战

以上分析表明，在走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从属比一般都要经历由下降到上升的转变，即笔者称之为刘易斯第一拐点的转变。只要上升不超过一定的界限，例如本文定义为从属比不超过0.5，即可认定处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立足人口老龄化视角，能否顺利跨越“中收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充分运用“黄金时代”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在“人口亏损”“人口负债”期到来之前，实现成功跨越。不过，即使在“黄金时代”期间，也面临诸多挑战，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挑战增强，越过第二拐点之后挑战变得更为严峻。联系中国实际，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属年龄比不断攀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即进入“黄金时代”后期，从属比转呈上升趋势，“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呈递减趋势。中国在2010年刘易斯第一拐点时，从属比下降到34.2%最低值，其后便步入上升轨迹。2017年刘易斯第二拐点从属比可上升到42.5%，至2030年“黄金时代”结束时可上升到49.0%。其后呈加速上升态势，2040年可上升到59.0%，平均每年升高一个百分点，为上升最快时期；此后上升速度趋缓，2050年可达63.4%。那么，是何原因使从属比由下降转而上升呢？少年人口占比稳中有降，主要是老年人口占比升高的结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可由2010年8.9%，上升到2017年10.6%，2030年16.2%，2040年22.0%，2050年23.1%。这是中位预测，低位预测上升还要更高一些。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决定着老年退休金的大幅度增长。国际社会一般将支付老年退休金占国民收入10%或工资总额29％定为“警戒线”，超过这一“警戒线”，将使国家的财政经济陷入困境。预测表明，中国老年退休金总额将在2025～2030年上升到逼近这一“警戒线”，而此时距离老龄化和从属比峰值的到来尚有20多年的时间。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在经济不断发展中满足老年退休金增长需求；另一方面，要吸取老龄化严重国家，尤其是经济、人口、文化等同我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日本、韩国的做法和经验，推动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其二，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虽然中国在越过刘易斯第一、第二拐点之后，劳动力市场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完成“供大于求—供求平衡—供不应求”三个发展阶段的转变，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口和劳动力过剩严重，笔者并不担心劳动力供给的总体短缺，因为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替代劳动力的数量短缺。笔者担心的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取决于劳动者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取决于人力资本积聚的增强。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人口数量增长较快和人口素质提高较慢的矛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矛盾获得很大程度的改善和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恰在此时，人口老龄化列车高速驶来，给这一根本性矛盾的解决出了一道难题。老龄化不仅提高了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中的比重，而且使劳动年龄人口中相对较高年龄组所占比例也在增高。预测表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9岁较年轻组群所占比例长时间处于下降状态，50～64岁较高年龄组群所占比例处于上升状态，呈现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态势。年龄不饶人，50岁及以上劳动年龄人口体力和精力都不及年轻人口群体，知识更新、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能力减退，最终将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三，工资率上升和边际投资效益下降。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转变，自然而然推动工资率上涨。长期以来，国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近两三年来才稍有提升，欠账较多。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一是如前所述，发生了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向平衡、将来再由平衡向短缺的转变，工资率上行有了坚实的基础；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一个由买方主宰的劳动力市场正向买卖双方共同主宰博弈、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转变，新的体制机制正在形成之中，工资率稳步提升已成为必然。工资率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导致生产总成本上升，致使边际投资效益下降，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传统发展模式，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其四，老年消费乏力。从长远看，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变以外需为主为内需为主、内需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生育率下降可引起有效需求不足，这给老龄化背景下的扩大消费蒙上一层阴影。人口经济发展预测表明，无论在怎样的消费函数下，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消费间接影响经济增长，都以生育率越低、老龄化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为大；反之，生育率越高、老龄化越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为小。以中国为例，2020年低、中、高三种人口预测的经济产出之比为1.00∶1.35∶1.35，2040年可能变动到1.00∶2.20∶2.24，中位预测和高位预测经济产出要比低位预测高出许多。 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老年人口消费与日俱增，市场潜力将逐步显现。如果能使老年人口收入逐年增长，适合老年人口需要的消费品能够满足市场需要，老年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占比将显著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以内需消费为主上来，提供了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2] 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 田雪原：《“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城市化视角》，《人民日报》2011年5月5日。

[4]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5] 王一鸣：《调整和转型：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

[6] 吴愈晓：《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7] 李子联：《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约束条件与机制突破》，《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8] 王宁：《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困境与超越》，《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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