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作为一个既承担特定社会功能，又相对自主运行的行动者，在其内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强化着农民工子女的“弱者”身份。从学校的办学目标、校训到不同形式的校园活动，都试图在学校空间内凸显农民工子女的户籍身份。在此，农民工子女不仅仅是需要接受教育、社会化的对象，同时还是学习成绩差、行为习惯差的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起点永远都是“弱者”，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转化为好学生、优秀的城市人。同时，随着教师权威回归“凡人”，师生关系演变为赤裸裸的控制关系，且迫于科研的压力，为了寻找差异与创新，教师可能将农民工子女的刻板印象无限放大，使这些孩子的任何表现都与其户籍身份直接挂钩。此外，为了追求较高的升学率，学校和教师通过“隐性淘汰”联手塑造着农民工子女的分化道路。那些成绩差、中考无望的农民工子女，提前成为学校的“弃儿”。

威利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小子”已经看透了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调侃、进攻以及无时无刻制造课堂问题来中断课堂秩序，并通过打架、集会等方式彰显男子气概，还欺负女孩、嘲笑少数族裔群体，并在学业上失败（Collins，2009）。在此，笔者首先探讨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教育所持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将促使其在与学校、教师互动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方式。

面对学校大张旗鼓宣扬的各类特色活动，农民工子女并没有完全按照学校宣传的加以理解，而是从这些形式化的活动中看出了实质性的端倪：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为了给某高中拉赞助，让学生去那里上学，去那里上学的，给奖电动车的。

——对游游的访谈（日志090308）

对考取某高中进行物质奖励，是作为学校特色活动加以宣传，突出的是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然而，农民工子女并未将这种行为仅仅视为一种奖励，还认为这是一种学校之间的合作，即飞翔中学为某高中“拉赞助”，他们看到了奖励作为“隐性策略”的一面。

笔者：这次是不是只有品学兼优的人（学生）才能够出来玩呢？

初一女生：也不是，其实就是老师们想出来玩了，叫上学生就是一个摆设，我们是上周五下午才知道要出来玩的，其他的同学都不知道的。

（日志090518）

同样，当学校组织节假日老师和部分品学兼优的农民工子女代表“师生游”，并将其赋予“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生活”的实际意义时，农民工子女即便是在一同游玩，也没有将这种游玩视为学校的“眷顾”，而认为他们只是摆设而已。

为追求较高的升学率，学校通过“隐性淘汰”的策略，将那些中考无望的农民工子女提前排除在中考行列之外，让其无法给升学率“拖后腿”。但作为一种交换，学校将会进行“校内中考”，确保这些“弃儿”能够拿到毕业证。对于学校的这种“隐性策略”，农民工子女看得十分清楚：

学校做这些也不是白做的，我们不用参加中考，学校的升学率都上去了，对学校也好。不过对我们也是好的，起码我的初中毕业证不用愁了。

——对小青的访谈（日志090401）

在农民工子女眼中，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实施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关系，同时还存在一种交换关系，即通过“隐性淘汰”，学校能够获得高升学率，而农民工子女得到了毕业证。正是看到了与学校的这种交换性，有些农民工子女对中考更加无所顾忌。

韩老师在课堂上通知：中考英语的卷面成绩需要达到45分，才能拿到毕业证，否则只能拿到一个九年义务教育的结业证。听到这个消息，身旁的小文并没有任何反应，仍旧看着自己的小说。

笔者：你该看看书了，不担心以后拿不到毕业证啊？

小文（打算“签约”）满不在乎地说：我觉得应该能拿到吧，我们这么多人，它（指教育局）不可能不管的，应该能够拿到的。

笔者：那你得做好万一的准备，万一就是用这个分数卡人呢？

小文：万一？万一，那我就不知道了。

（日志090508）

打算“签约”退出中考的小文，因为将要参加的是校内中考，所以认为老师所讲的最低分数与他没有太大关系，作为交换条件，学校会让他拿到毕业证。

笔者认为，农民工子女对学校教育“空洞性”的洞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或者说，针对学校教育，农民工子女具有复杂的认知特征。一方面，基于自身生活经验和学校的各种行为，他们看到了学校所传授知识的无用性、特色活动流于形式，并体验到与学校之间的交换关系；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又深深地影响农民工子女对自身的看法，成绩成为他们重要的认知参照，他们也将教育视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笔者：你想学什么专业？

小文：学汽修，就是搞汽车维修的那种。

坐在附近的小超听到后立刻说：学汽修挺不错的。不过咱们这种水平估计进不了太好的店，像那些奔驰、宝马的经常会有外国人来，那得外语特别好。

小文：好的地方咱们学历也不够啊。有的大专需要念5年的，我哪能撑得住？就念个3年中专就行了。

笔者：我看小青打算选计算机专业。

小超：学计算机那得英语好，英语不好的连基本的操作都看不懂，怎么学啊？

小文使劲摇头：我英语很烂，我不学计算机。我觉得那个汽车美容就挺赚钱的。

笔者：那你打算学这个吗？

小文：不，这个需要美术很好，我美术不行。

笔者：那你选什么学校啊？

小文：现在学校还没有下来。到时候四五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学校来招生，在这里摆个台子什么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从上面农民工子女的对话中可见，在考虑专业的时候，他们是以自己当前的成绩为参照。当英语成绩不好时，他们就不太会考虑计算机专业，或是好一些的汽车维修店；而当美术成绩不好时，就算看到汽车美容行业赚钱，他们也不会选择。因此，在他们眼中，教育仍旧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高学历能够带来高收入。然而，枯燥的学习让他们认为自己“撑不到”获取高学历的时候，是对高学历的主动放弃。

当教师逐渐由抽象的“圣人”回归具体的“凡人”时，当师生关系逐渐演变成赤裸裸的控制关系时，当频繁的惩罚已成为师生日常生活的频发事件时，大部分农民工子女也逐渐认可了教师这种来自个人的权威。

小石：上午刚被老师叫去抽了7棍子。

笔者：为什么是7棍子？

小石：因为老师说离中考及格还差7分就抽7棍子了，上次说我差1分就抽了1棍子，这次抽了7棍子。

笔者：老师为什么认为你差7分呢？根据成绩？

小石：谁知道他因为什么呢？反正他自己心里有谱，说你差几分，就差几分。

笔者：哪个老师呢？

小石（支支吾吾，不愿意说）：反正就是他们老师。

笔者：其他学生也挨抽了？

小石：很多，我们是学生互抽。

笔者：啊？这样的啊？那你抽的谁啊？

小石：我谁也没抽，就是我们老师那些小跟班，给老师干活的，替老师抽我们，他不敢多抽，该抽多少下就抽多少下。他要抽多了，我就要收拾他了。

（日志090401）

在笔者所接触的农民工子女中，小石算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男生，追求时尚与网络非主流，嘲笑班里那些埋头苦学的“书呆子”，并与社会青年还有着密切联系。即便是这样的学生，在频繁的惩罚中，也认可了教师这种来自个人的控制权。只要是教师制定的惩罚规则，他都认为是教师“心里有数”，即便是学生来执行这种惩罚，也认为“该抽多少下就抽多少下”是合理的。

由此可见，农民工子女对教育“空洞性”的认知更多地是针对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与学校活动，并未扩展到对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这一观念的质疑。因此，在这些孩子眼中，高学历对应着高收入、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