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虽然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空间范畴中的社会组织、团体日益连属一体，其间的边界亦因它们不断融合而逐渐消弭，但同时亦不容否认的是，当下世界仍主要以多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构成。从认同角度来看，在每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及其成员各自的族属身份认同与共有的国家认同一起，构成了认同的多层结构或模式。亦谓在当下世界，绝大多数人既属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有民族成员的身份和归属感，又同时属于某一个具体的国家，享有这个国家公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因而又具有明确的国家认同。

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群体及其个体成员如此之身份归属和认同事实提示我们，在任何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身份及文化心理取向，一直与对本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的心理态度处于不断互动之中。事实上，当下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状已经反映出，这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纠缠”，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一种情况是，不同民族及其成员在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同时，也保持对自我民族身份、属性和文化特质的认同；而另一种情况则表现为极端或相反，民族自我身份和归属感的认同超越于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之上，以对本民族的认同削弱或淡化对国家的认同。前者反映的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统一”，具体表现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和谐团结，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加强，国家、社会稳定发展；后者则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内某些民族过于强调自我认同而对国家的离心力加大，甚至有分裂的倾向，在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秩序的同时，也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大局造成破坏。

一般意义上，民族认同抑或国家认同，既形成于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又以具体的形态共时存在并多元呈现；两者既有一致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就民族认同而言，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民族身份确认，即指民族成员“根植于一个民族中”而产生对该民族的身份感、情感依附和归属意识，包含了“人们的意识、情感、认知以及和这个民族相一致的思维方式等复杂的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因素”。（郑晓云，2011）换言之，某人只要属于某一民族，即意味他具有某个民族的成员身份，与这个民族及其他成员一样共享该民族的生活风习、历史文化背景和共同价值观念，进而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对该民族的依附感、归属感。就此而论，民族认同在作为民族自我存在表现形式的同时，更是民族社会发展的文化与心理基础，所遵循的是血系、历史文化和共同族属前提下产生的心灵情感的逻辑路径。也正由于民族认同基于具有“原生性”特质的体貌特征、血缘关系、共同记忆和历史文化传统，因而往往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选择性和在“我们”范围内的稳定性。

国家认同则体现为国民对自己国民身份的自觉，包括对本国的归属感、热爱感和对国家政治权威的服从、赞同和支持的意识与具体行为。从概念的整体功能角度上来看，国家认同作为一条重要纽带维系着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其核心是国民对本国政治制度的服从和赞同。而从多民族国家内的某个民族言之，国家认同实质上是该民族在国家共同体中的自我身份确认，将自己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该民族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主体意识。（贺金瑞、燕继荣，2008）相较于前述民族认同的情感逻辑及不可选择和稳定性特点，国家认同显然不是与生俱来，所遵循的亦为一种获得性的政治逻辑，具有相对的变易性和可选择性的明显特征。

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的理论构成与逻辑路向来看，多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及其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我的民族认同与共同的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在这种时候，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自身的特点使然，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及其成员，在保持民族认同稳定性的同时，往往表现出两种相对的态度：或肯定、巩固和强化国家认同；或弱化甚至背离、否弃国家认同。有学者分析：“以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而言，不同的民族首先具有对本民族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拥有国家认同，这种先天性决定了民族认同是相对稳定的。而国家的形成往往比民族的形成历史要晚得多。在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国家认同是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被不断建构、强化的。因而对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对关系，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大于国家认同。在不同的条件下，国家认同有可能发生变化，既可能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家的认同，得到强化，与国家认同产生融合而形成一种互相依存的状态；而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国家认同会被弱化，甚至产生背离与对抗。” （郑晓云，2011）

或许，对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认识，可从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入手来获得。

首先，从两者间的差异性来看，其张力和冲突客观存在。

根据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各自所依凭的基础要素的分析，国家认同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政治共同体，而民族认同的对象则更多偏向了血缘系谱或历史与文化共同体。在这一点上，两者已经显示出了本质差别。前者强调认同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后者则突出血缘和文化的生物或社会属性的基础和作用。在认同的内容上，国家认同包含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威、政治过程和政治价值等要素的服从和支持。国家政府利用其政治权力，通过法律、政策、教育等手段，组织各类资源，在满足民众需求、保障民众权利的前提下建构国内不同民族及其成员对国家的热爱、忠诚和依附感，巩固、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系统的服从、支持和效忠。相较之下，民族认同的内容则多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体貌特征、语言、习俗、世居地域、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等要素有关。民族认同的加强主要依赖于民族成员自发的对本民族文化特质认同的深化和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或自豪感的提升。如果说国家认同因其政治属性和政治目标而具有相当的强制性的话，那么民族认同却因民族成员的内在自觉而体现出相对的“宽松”和“自由”，难言具有政治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正是基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差异性，后者的高涨或增强即意味着前者的减损或削弱。因为在相当程度上，国家认同的建构、巩固和强化，其实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系统通过不断运作，对国内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等特殊性和差异性进行弥合或多样性整合，凸显不同民族之间的共性，达到国家的一致性和统整性目标。而民族认同则要求保持本民族的独特个性和自我文化特质以区别于“他者”，避免本民族作为历史文化或血缘共同体在国家这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被以各种建设或发展的名义而“淹没”或“同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国家认同体现出的是“求同”特点的话，那么民族认同则明显是在要求“辨异”和凸显自我、保存自我。在此情状之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而且两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和矛盾不只体现于学者们的理论逻辑中，而且在近代以来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也有足够多的表现，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以不同的形式时不时地爆发出来。

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引发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原因，矛盾和冲突的具体程度、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因此，一般而言，通过忽视、压制甚至消除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要素，建构统一政治共同体和所谓国家民族，实现国家同质性的问题解决方式和途径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甚至或多或少地还带有文化霸权主义嫌疑。（高永久、朱军，2010）这在当下世界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政治治理实践中值得引起重视并需谨慎为之。

其次，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密切联系来看，两者之间又有一致之处，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总体目标和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多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国家认同是一个意域更为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民族认同皆被包含于内，各个民族的自我身份确认都是在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中得以完成并巩固的。就此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犹如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民族认同构成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不同民族的成员在拥有本民族身份意识的同时也存有作为民族国家公民所必有的国家认同感。正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国家理论所说，先有民族国家，再有国家创造出来的民族。也就是说，民族的群体意识、身份观念等皆是在民族国家确立之后再由国家创造出来的。霍氏此见影响很大，其中所包含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位序关系亦为许多学者所肯认，他们一致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之处，在相当程度上，主要表现为民族认同乃为国家认同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基础。由此而言，“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并非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两者兼容的。国家的认同在学校教育中应该以一种变化的、多元种族的方式教导，追求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并不意味着倡导一种排他的或静态的霸权文化”。

也就是说，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并不一定就与国家认同形成冲突，反而可能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巩固。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巩固成为由多民族组织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内各个民族认同的最高目标和最后归依。事实上，在共时意义上言，当下多民族国家对基于血缘、地域、语言、风习、信仰等文化要素的民族认同，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稳定和民族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下，大多持尊重、包容的态度并适当引导，以有效拉近多民族国家内部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努力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整合。而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与个体，绝大多数都希望在自身民族身份与权利得到国家政治法律层面上的确认和肯定，社会经济利益、文化和宗教信仰得到保障和尊重的情况下，过上一种更为幸福的生活。这个目标其实是建立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致性的基础之上的。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同民族的共同目标和追求，各民族成员愿意分享共同的国家认同，希望在同一个政治屋顶下实现共同的目标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