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章、书局与大学的整合，构成民国时期思想与学术成长的基本载体，并且，这些载体也成为晚清以降读书人新的安身立命之场所。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读书人因此受到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余英时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部分即是基于此的考虑。然而，冲击并非单向度发生，在“旧社会”瓦解之际，“新社会”也在成长中，报章媒介、新型书局以及大学的兴起，就成为读书人联系社会新的渠道，其身份的意义也可能得以重新确立。这样的角色身份，也使读书人获得新的“晋升的阶梯”；同时，“以文字谋生”，成为读书人可能的抉择。1923年《晨报副镌》刊载的一篇文字，就颇有意味地讲到了古今读书人写作之区别，作者甚至愤愤表示：“我国古哲著书，专讲究藏之名山，以待来者。窥其书之内容，不是对于学术有特别发挥，就是对于世道有针砭公用。今日则不然。社会喜讲恋爱，就千篇一律皆在作恋爱小说，并不注意人心世道的转移。社会喜谈社会主义，就报纸杂志皆言社会主义，毫不计较国家社会的经济状况。所以然者，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对此略加分析，或有俾更好认知新型媒介的影响，也有助于检讨20世纪的读书人。

报章所展现的民国时期的“思想版图”，已经说明报刊的影响无处不在；读报章也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至于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更有诸多例证。李欧梵尝试为五四一代做一个“集体素描”，即突出了读报章这一环节。不宁唯是，在读书人的自觉中，还把创办刊物明确定位于与“国家”、“社会”发生关系之始。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中就明确表示：“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瞿秋白也将参与组织《新社会》旬刊，视作其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这里也略可说明报章如何影响读书人的生活，尤其是如何构成读书人“晋升的阶梯”。

用不着特别指明，隋唐以后绵延一千多年的科考制度，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管道。流动包括空间上的，也包括身份上的。民国时期读书人的成长轨迹，也显示了新式传播媒介如何使个人与社会建立关联，并仰赖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换言之，新式传播媒介构成了读书人晋升的阶梯（当然只是阶梯之一）。只是游走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借助于报章敲开大学之门，有的则是身处大学通过创办报章与社会发生联系。

吴虞通过报章走向大学即是一典型事例。其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将此一过程有形象的展现，昭示出那个年代的读书人，阅读报章已构成基本的生活形态。当吴虞尝试办杂志的时候，其所读杂志便起到示范作用。1914年吴与几位同道商定拟办报刊的内容，要模仿的对象是《新民丛报》，“拟仿之分政治时评、教育时评、社会时评三门也”；稍后又提出：“文学之书当以《国粹学报》学篇文篇为依据，择善而从，庶无泛滥之敝。” 1915年吴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还远涉上海、东京。1920年的一则日记则说明其定购的杂志达12种之多。这些都显示一位读书人如何通过报章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阅读报刊的过程也是选择同道的过程。凡觉得思想相近者，吴虞便致函相关编辑人员，并奉上自己的文稿，其与《甲寅》、《新青年》的关系，即由此肇端。他也希图自己的思想得播于天下，知悉其文稿将刊于《新青年》，他在日记中便写道：“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与《甲寅》、《新青年》的关系也成为吴虞晋升之路的重要一环。先是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将其文字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的回信则表示：“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日记中这方面的例证颇多，显示出读书人与刊物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发生的。1919年吴虞在《时事新报》读到朱谦之的《新旧之相反相成》，内中提到“蜀中有吴虞先生者，好为排孔之论，实于新旧递嬗中为尤有功”。为此，吴马上将《进步》杂志所登其关于李卓吾的文字检出寄给朱。两个月后，朱谦之也自北京来函，“请作《李卓吾学记》”。

通过报刊发表的文字，吴虞的影响力逐渐扩大，1917年，主持南社的柳亚子致函吴虞：“前从《民国日报》传读大著，知为今世之能倡唐风者，无任佩服”，“窃幸吾道不孤，私以入社为请，甚以先生不弃鄙陋，惠然肯来，则拔帜树帜，可以助我张目”。吴也欣然接受，“将社书填就，即以柳亚子、谢无量为绍介人”。不惟如此，因为在报刊上读其文字而致函吴虞表示敬佩之意的，既有“僻处鄂西”的陈彦徵，复有来自日本的青木正儿。其影响并不限于舆论界，北京大学的大门也为之打开。1917年其堂弟吴君毅来信言及“日前章行严、胡适之过谈，盛称兄学术思想不似多读旧书者，弟拟荐兄主讲中国文学于北京大学”。1921年夏天吴正式受聘于北大，因获得胡适等人佳评，他也不无骄傲地表示：“予之著作，在四川前数年，真有‘蜀犬吠日’的景象。近来同调虽多，而‘诧异惊奇’的人，委实还是不少。可是一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简直欢迎到这种地步，足见社会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了。”

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皆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如此），变化的主要是表达身份的载体。报章之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正构成其联结社会的“中间环节”。这里并无意说明读书人依托报章形成了单一的角色身份，事实上，民国区别于晚清的主要所在，正在于投身报界的读书人，有着多重身份。重要的还在于，新式传播媒介作为“晋升的阶梯”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此相应的，“以文字谋生”也成为读书人可能的选择。

读书人阅读报章以及为报章撰文，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内中涉及“生意”层面的关系不可忽略。报章之经营，本有其“生意经”，促成部分读书人“卖文为生”，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环。按照陆费逵的揭示，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4元，5—6元的很少，小书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很显然，这是伴随报业及新书出版业竞争的加剧发展而来。当文字可以卖钱渐渐成为风气，则不乏读书人将此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包天笑、张静庐等人的回忆中，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对此略加分析，可窥见其中所发生的转变。

包天笑最初创办杂志时，还谈不到稿费一层。其最初的卖文生涯，是将翻译的两部小说售给了上海文明书局，获得100元稿费。这可不是小数字，除了到上海的旅费，还“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真是“何乐而不为”。当包天笑略有薄名，别的报章招其加入，就涉及薪资待遇问题。《时报》招其加入，给出的条件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这还不算，后来包又接受了《小说林》的聘任，每月有40元的收入，“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

在张静庐的自传中，有一节专门描绘“从酒保到编辑”的经历。他最初充当一家小店的“外账房”，每月薪水4块钱，约在16岁那年开始接触报刊，并进入写作的尝试阶段，刊登最多的是上海《中外日报》的副刊，却未料在天津出版的《公民日报》，居然不打招呼就刊载了其小说，当他去信质询，该报回信表示：“本报即将扩充篇幅，如先生不惮跋涉，愿聘先生为副刊编辑”，还特别说明：“因社中经费支绌，请半尽义务，月致车费四十金。”张这样描绘当时的心境：“天呀！这是做梦么？‘四十元’，这在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这样的故事，实际成为民国时期读书人的常态。恽代英的日记就显示一个在校学生与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成为谋生的重要手段。养家负担甚重的恽代英，向报刊投稿换取现金与赠书券，是支撑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主要的倚靠。日记中记录了其投稿各杂志的情况，具体收益也详细登录，整个1917年，共得现洋109元，书券35元2角。茅盾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及其收入情况，从1918年末始，《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解放与改造》半月刊，都陆续约其写稿，这样收入自然增加不少，而在商务的月薪已增至50元，在《学生杂志》上所写稿件还不算在内，“向各处投稿的收入，平均每月也有四十元左右”。

要说读书人的“生意”，最突出的还是依托于大的书局、报馆。商务在这方面可谓做得非常到位，也可谓给足了读书人体面。张元济日记中记录了不少与读书人的交往，梁启超与商务的合作，就构成改善生计的重大转机。1922年张元济在致梁启超的一通信函中写道：“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为宜。文兴浓时，可以多做，反是则减少。”他还特别强调“千字二十元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1925年8月3日，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该年收入，就说明“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将五千元”。这样的收入，自然不是小数字。梁启超未必具有代表性，但读书人依托于书局与报章却是颇为普遍情形，所谓“以文字谋生”，自也构成民国时期读书人基本的生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