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对中部区域产业集聚之于区域产业发展的样本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可对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所遇问题进行展开分析，具体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就全国分区域样本对比而言，中部区域的制造业集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最显著，而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产业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其二，对于中部区域而言，加大对外开放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效率提升，而这种集聚推动产业效率提升的原因主要体现为区域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其三，区域“二重开放”对中部区域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中部区域多样化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产业创新升级。

由此，可围绕以上三个命题，对河南省产业集聚发展现状进行如下分析。

河南省地处中部平原、人口众多，是传统农业地区。通过对2013年河南省两位数制造业行业集聚度的计算可以看出，河南省集聚度较高的制造业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虽然中部区域的产业集聚对于其区域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的作用最为显著，但是其要素积累并未对区域产业效率的提升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河南省集聚产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其要素投入重量轻质，此类制造业生产环节依赖重复体力劳动，对高端人力资本要素的需求却并不明显。此外，由于此类企业大都在生产环节中依靠成熟工序化的流水线作业，因此并不具备通过高端人力资本积累以推进产业效率升级的行业特质。

按照已有文献，可分别选取以下六个两位数典型制造业行业作为高端、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为：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低端制造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羽毛制品制造业。由此可以计算并分别描述出1997~2011年河南省高端、低端制造业集聚度变动趋势。

河南省高端制造业集聚度指数基本小于1，即意味着河南省高端制造业集聚状态不显著；而对于低端制造业而言，其集聚度指数基本大于1，即意味着河南省低端制造业集聚状态较为显著。此外，2010年以来河南省高端制造业集聚度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而相反低端制造业集聚度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这表现出河南省内部制造业结构不断调整。

通过计算河南省1997~2011年高端制造业与低端制造业产值之比，可以了解河南省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由之可以看出，河南省制造业结构正处于由以低端为主向以中高端为主的转变过程中。根据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可以推断河南省若要走集聚带动产业效率升级的发展路径，必须不断调整本区域制造业集聚的结构，以淘汰转化落后产能为契机，不断提高低端制造业项目准入及审批门槛，通过多方面措施鼓励和引导各集聚区企业逐渐提升其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实现区域内制造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从而通过集聚区内部人力资本要素的不断积累以达到提升区域产业效率的效果。

河南省地处内陆，对外开放优势并不显著。因而，如何借助外来资本及技术以推动河南省产业转型发展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河南省当前的产业效率提升依然依靠资本要素的不断投入来实现，虽然对外开放及区域开放之区域“二重开放”对于河南省产业集聚具备一定的向心力，但把握和利用这一区域“二重开放”的契机，加快推进河南省产业集聚发展，促进河南省产业转型升级显得尤为关键。为此，本书认为，河南省可以利用地处我国经济腹地的区位优势，通过业已建成的米字形交通网络，更为密切地开展与欧亚区域及我国其他省份之间的产业协作，通过更为全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制造体系，不断扩大“河南制造”的市场辐射范围，并以此不断提升河南省制造业集聚效应。河南省对外开放度近15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区域开放度则自2006年开始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在区域“二重开放”之于区域产业升级的研究框架下，区域“二重开放”作为控制变量对中部区域产业效率及产业创新能力均有显著的促进效果，因此，河南省应当充分借助其当前所处的区域“二重开放”的有利时期以更好实现集聚发展模式下的产业优化升级。

在信息时代及高铁时代的叠加作用下，现代人类生产生活越发不为空间和地域所限制，即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变得更加自由和充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核心外围模型中探讨影响集聚的关键变量“运输成本”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河南省作为全国重要的铁路、公路、航空交通枢纽，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区位资源优势，强化人力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效果，以其区位优势不断实现市场范围的扩大，从而强化河南省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并以此不断带动河南省内各集聚区的产业效率及创新升级。

——节选自 王春晖《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

在现有文献中，主要有两类假说可能为城市集聚差异提供解释，具体如下。

假说一  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活动越易向城市集聚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时会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王小鲁、夏小林（1999），王小鲁（2010）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济研究均指出，当前中国当一个城市规模处于100万~400万人口时城市的规模净收益最高，而规模小于10万人的城市很难发现其规模收益；Au和Henderson（2006）根据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最佳的规模效应为城市人口规模为250万~380万。王小鲁、夏小林（1999）指出，处于规模收益区间的城市其规模收益可达城市GDP的17%~19%。

河南省当前17个城市以常住人口计，截至2012年，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这一门槛的城市数为9个，分别为郑州（587万人）、洛阳（196万人）、信阳（149万）、平顶山（104万人）、安阳（110万人）、新乡（103万人）、漯河（139万人）、南阳（194万人）、商丘（181万人）。而这9个城市中又有4个城市存在市辖区是原来的县改为市区的情况，这4个城市分别为漯河、南阳、商丘、信阳，建成区面积分别为60、147、62、73平方公里。仅有南阳城市建成区面积与其常住人口大体相符，但2007年南阳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比重仅为30%（数据来源为2008年《河南统计年鉴》），虽然《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没有对南阳市区行政区划调整的说明，但可以看出南阳市区内类似农村地区的地方应较多。在这类由县改成的市区里，有大量农业人口，居住、生活生产方式和乡镇相差无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因此这类区域基本上不存在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2007年之前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有郑州、洛阳、新乡、安阳。而新乡、安阳市区常住人口刚刚超过100万，也难谈城市规模效应。此外，不少研究都指出，一个省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对于该省长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魏后凯，2007）。就所关注的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问题，笔者分别计算了各省规模最大城市GDP占各省的比重，剔除4个直辖市和西藏，26个省份规模最大城市占本省经济比重平均水平为19.89%，而郑州占河南省的比重仅为8.52%。因此，是否因为河南省城市规模普遍偏小难以形成集聚力造成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呢？

假说二  一个地区城市经济比重受该地区主导产业外部性的影响

Henderson（1974，1980）就曾以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论述不同城市为何规模差异如此之大。他指出外部经济往往在特定产业或产业间发生，而外部不经济则往往由整体城市规模的增大而产生，而不论这个城市生产什么。这种不对称会产生两种影响，一是当城市规模所带来的不经济超过了某类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时，这类产业则会退出该城市，而这类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大小取决于该产业内部规模报酬递增情况以及这类产业与城市其他产业间的外部性；二是不同行业的外部经济差别很大，一些技术成熟产业间的溢出效应有限，而另外一些产业则溢出效应很强，如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随后，Henderson（1994，1997）、Fujita和Ishii（1998）、Duranton和Puga（2001）、Glaeser和Kahn（2001）等学者基于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数据都发现，成熟的产业或已经标准化生产的产业，其技术外溢效应小于创新性或高科技产业；技术外溢效应显著的产业（创新性产业、高科技产业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企业）会向多元化的大城市集聚，而技术外溢效应较小的产业（成熟产业或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企业）则更多地集聚在较小的专业化城镇或农村地区。

河南省形成了以C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13（农副食品加工业）、C3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为主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上述3个产业产值占河南制造业的比重为35.57%，其中C33和C13占河南省制造业的产值比重为25.26%。C33以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以及耐火材料制品制造等三位数制造业为主，这些产业基本属于对自然资源的加工为主，制造工艺已经非常成熟难有集聚所带来的技术溢出。C13以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等三位数制造业为主，也难谈集聚带来的技术溢出。是否因为河南省当前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导致了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呢？

在解释河南经济活动为何不向城市集聚的定量回归分析中，假说二——城市经济占比受其主导产业外部性的影响得到了验证，该结论与Fujita和Ishii（1998）、Duranton和Puga（2001）、Glaeser和Kahn（2001）等学者基于不同国家产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结论——技术外溢效应大的产业会向多元化的大城市集聚，技术外溢效应较小的产业则更多地集聚在较小的专业化城镇或农村地区颇为一致。

Henderson（1974，1980）基于产业外部性构建的解释不同城市存在较大规模差异的模型仍然是我们理解城市层面经济集聚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解释河南经济活动为何不向城市集聚的回归分析中，除了产业外部经济导致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结论外，还有几个经验研究结论值得关注。①城市经济比重的一阶滞后项是对城市经济比重提升最主要的影响变量。这意味着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无论“正确”与否，一旦落地对今后的经济活动有着长期影响。各种要素如果在部门间错配，那么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可以在短期内（1~2年）认知并改正。但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当配置，则在短期内难以察觉。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量投资设立城市，一些工人和企业家来这里寻求市场，接着因为这里形成了市场，更多的人口接踵而至。但这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是不是各种要素最佳的空间配置，我们很难得知。因为即使城市选择了“错误”的位置，城市也不会彻底失败，政府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付成本。②城市第二产业比重提升比城市第三产业比重提升对一个地区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聚促进作用更强。但就全国整体而言，自2007年以来，我们发现城市第三产业占全国第三产业比重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由72.6%下降至67.8%。考虑到当前城市人口占全国比重不及30%的现状，第三产业对经济活动向城市促进作用低的原因可能源于人口因户籍等制度造成的难以向城市集聚所致。③国有经济比重高的省份呈现城市经济比重高，但城市规模单纯地变大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最终目的，而是希望经济集聚提升生产效率。而且山西省在回归结果中就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反而会影响一个城市长期的发展，反而导致了城市经济比重下降。

——节选自 刘涛《产业空间重构与经济非集聚研究：2006年以来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