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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5:政策的战争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中美关系发展到目前的最新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与过去历史的紧密呼应,特别是由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所采取的行动,警告美国勿再插手,阻止美国在亚洲行使它认为是其最重要的力量。在这类行动中,最重要也最知名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朝鲜战争。当时,中美双方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卷入了大规模的敌对行动。但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对峙要早五年发生,那个事件发生在中国港口城市天津和古老帝国首都北京之间的一条道路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小分队当时正在那条尘土飞扬、绿树成列的道路上执行巡逻任务。

时间是1945年9月,抵制日本侵占中国大部领土达八年之久的惨烈抗日战争,刚刚在几周前结束。美国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到中国的北部海岸去帮助维持当地秩序,并协助中国的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重新夺回其先前被占领土。但是,在战争期间曾热烈欢迎美国军队、外交官和记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却根本不想让美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愤怒中双方交火射击,各有死伤和俘虏,其中包括一些正在搜集共产党人不想让他们拥有的情报的人员,他们的使命与近七十年后“考彭斯”号所从事的使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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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来说,1945年标志着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对抗的起源,双方的关系就像反复发作的疾病一样,不断受到困扰,又不断得到恢复,即使曾经有那么几个阶段,双方关系打得火热,高调宣称共同利益,似乎在此期间,过去的猜疑和仇恨已经被永久摒弃。这是一种自行其是的奇特的对抗,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和美国似乎从友好合作中得到的好处比从冲突中得到的要多得多,譬如贸易和投资,共同应对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1945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于从天津到北京的公路上发生冲突之前,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不但在抗日战争中互相合作,并且还热情洋溢地谈到了有关未来的宏图伟业,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将被用于其中以帮助中国摆脱贫困。

当然,这种好事并没有发生。双方在1945年年初似乎还很轻松愉快的心情逐渐恶化,早先常有的宴会、祝酒词和友谊的声明被武装冲突、相互指责,以及特别是来自共产党人愤怒表达的永久且不可避免的敌意所取代。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中美之间最近的竞争都起源于那一年,但这种敌对的模式正是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结束前后几个月里,其后果便是先后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恶战。

这种模式是否可以避免?事情是否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对1945年所发生事件的记载中找到。对于中美两国而言,1945年是个转折点,在未来的岁月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两国之间的关系都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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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中国通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政策处于危机中。E.J.卡恩,《纽约客》杂志的一个作者,在七十年代初采访了卢登、戴维斯、谢伟思和其他中国通。他们告诉他,当时他们都住在重庆的同一幢房子里,“周围没有女性,晚上的时间他们都断断续续地靠他们在桥牌、飞镖或填字游戏上的爱好来打发,或者也用来分析和重新分析中国那令人沮丧的情况”。他们越来越认定“如果他们不尽快去做一些事情,那么美国至今试图在中国和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会付诸东流”。

因此,中国通们决定采取一个激烈的步骤。他们指定谢伟思撰写一篇分析报告送交华盛顿,时间上要与魏德迈和赫尔利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正好一致。当赫尔利不在时,负责大使馆事务的外交官乔治·艾奇逊表达了对这一举措的一些疑虑。“他们会说我们都是叛徒,猫儿不在老鼠就闹翻天。”他如此说道。因此,为预先阻止这一可能性,他们插进了这样一句话:“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所以此时应该是就此事进行讨论的一个有利时机。”然后艾奇逊在文件上签了名,文件就发了出去。文件不加掩饰地宣称赫尔利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是“不完整和不客观的”,这是一份外交人员内部表示不同意见的声明,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据谢伟思后来说,使馆工作人员中的所有政治官员都同意这份电文。20即使是魏德迈的参谋长默文·E.格罗斯(Mervin E.Gross)——魏德迈不在职位上时由他指挥——也表示赞同。电文写道,美国应该向蒋介石递交一份最后通牒。罗斯福应该“以明确无误的措辞告知蒋介石,军事需要要求我们同能够在这场抗日战争中协助我们的共产党和其他适当的团体进行合作并提供补给”。此外,没有必要等到国共合作协定接受之后再向中国领导人发出这份通知。正如历史学家赫伯特·费斯就这项争议所概括的那样,这份政策建议将“确保所有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合作;将共产党人控制在我们这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使国民党人确信其明显的最终打内战的计划是不可取的;以及推进中国的统一大业”。

对于持完全相反观点的赫尔利而言,这份电报无疑是战争宣言。显然,它在时机选择上不只是同他到达华盛顿的时间一致,并且还在这项政策辩论发生的时候挖了他的墙脚。以他那种名人的性格特点,他不能够看透这份电报的真相,这是一群聪明且消息灵通的人士所表达的急迫甚至勇敢的不同意见。而他却指控道,这是“不忠的行为”。去武装共产党就是去承认共产党为“有武装的交战方”,而这将“导致国民政府迅速被推翻”。赫尔利现在感觉他无法去相信使馆内或外交部门的任何一个人,他的这种信念又被随之而来的事实加强了。3月5日,他被召到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开会,在会上,如他所说,他受到了“训斥”,并被迫去为他认为已经解决了的政策问题辩解。得到他的授权并对他持完全同情态度的传记作者引述他在那个场合对他自己的描述道,他面对着“国务院中一大批亲共分子作为我的法官向我发问”。

战线被划出来了,赌注则是美国在亚洲的作用的本质。但是,针对一个贫穷的亚洲国家其弱势政府面临共产主义革命时美国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展开的第一轮美国人的较量中,赫尔利能直接接触总统是张王牌。他去了白宫,白宫已经收到了持反对意见的3月2日重庆电报的复印件,费斯记录下了事情的结果:“总统支持赫尔利。”共产党人将不会得到武器或物资供应,未经国民政府事先批准也将不会与他们达成单独协议。

和以往一样,罗斯福根本就没有兴趣用枪指着蒋介石的头来逼其让步。他也许觉得,尤其是在他同斯大林于雅尔塔签署了秘密协定之后,他无法通过迫使蒋介石做出蒋认为将导致推翻其统治的让步来进一步羞辱这位中国领导人。在罗斯福眼里,问题的关键是结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友好的国家。把蒋介石变为一个顺从的附庸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尽管对中国人的骄傲而言是毁灭性的,但《雅尔塔协定》必将把美国更密切地与蒋介石政府捆绑在一起。根据秘密协议的条款,俄国人承诺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而不是给它的意识形态盟友共产党。而现在,居然有人提议美国有效地承认共产党作为事实上的中国北方的政府,而且不顾一个联盟政府的意愿,提供武器和援助给这个事实上的政府!如果蒋介石因为美国给其敌人的援助而垮台,那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就像历史学家加里·梅撰文所称,俄国人将被从只支持国民党的约束中解脱出来。“由此他们能够,”梅总结道,“加入中共的努力,夺取对中国的控制权。”

无论罗斯福的推理是什么,赫尔利现在手握总统给予的信任投票,他将用它来压制在这一领域里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无异于一场清洗,对象是那些曾在该国生活多年,能说其语言,了解其环境和主要人物的人。约翰·戴维斯很走运,他已经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对他极为赞赏。但3月时赴延安报道中共党代会的谢伟思,刚返回重庆就获悉他被要求立即赶赴华盛顿,他照办了,成为一架军用飞机上的唯一乘客,经南亚、中东、非洲和南美长途旅行,于4月12日到达,刚巧就是罗斯福去世的那一天。亚瑟·林沃尔特也被重新分配工作。其他一些人也难逃此劫,包括一位三秘,一位翻译官,以及使馆二号人物乔治·艾奇逊。在赫尔利的坚持下,艾奇逊被弗吉尼亚银行家沃尔特·S.罗伯逊所取代,此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也许就因为这点,他和赫尔利相处得很好。

赫尔利还对美国外交人员前往延安下了禁令,因此中国通们曾经享有的会见共产党高级官员的捷径被切断了。后来,谢伟思也曾报告说,赫尔利把外交信函展示给中国国民党官员看的习惯会有削弱性效应,因为这些报告的来源可能会受到威胁。谢伟思说:“有些人被召唤到大使面前去听他的长篇训斥,而他使用的是剥皮匠人的语言。”赫尔利的胜利并不是导致同中共的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消失的主要原因,但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它证实了毛泽东和他的谋士们无论如何都倾向于相信的观点,即美国是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必将是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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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经不能在涉及中国的职务上为美国效力的外交官,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源源不断地提交令人瞩目的且往往是很精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谢伟思写了一些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报告,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分裂,描述了战争双方的宣传战,分析了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会与日本合作、对公众舆论实施审查的效果、共产党是如何能够把根据地扩大到被日占区中去等许多其他话题,甚至还提到了国共双方写在墙上的口号和所画的宣传画,以及它们所展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此外还有两党竭力为自己打造的形象和诋毁对方的形象。谢伟思在1945年3月提交的有关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桂系将领的报告是中国政治内部运作的一个有技巧的解剖,它说明了除其他方面之外,为什么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削弱潜在对手比晋升有能力的军官更为重要。这种彻底运用“分而治之”的权术,谢伟思写道:“在蒋介石看来也许是他唯一的选择。由于本身薄弱,中央政府的唯一希望,根据其有限的看法,就在于削弱所有反对派团体,并使它们始终处于弱小和不团结的状态。蒋介石眼里的‘统一’显然意味着主宰一切。”

谢伟思和其他外交界支持者的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对毛泽东的看法变得过分乐观。他们上了共产党的当。这一结论是无法避免的。但他们绝不是亲共的,绝不像赫尔利和从事政治迫害的委员会为“失去”中国而竭力责怪他们时所声称的那样。赫尔利坚持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字眼——“不忠”——是丑陋的诽谤。直到四十年后,当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再次前往中国时,美国才重新享有有关中国问题的始终是高水准的报告和分析,就像被赫尔利从他们的岗位上清除掉的谢伟思、卢登、戴维斯、艾奇逊、赖斯、约翰·埃默森等人当年所提供的那些报告那样。

1945年4月初,还是在华盛顿,赫尔利召开了一次涉及面广泛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受到了重庆和延安的关注。赫尔利在会上毫不含糊地宣布不会给共产党任何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就等于承认除美国承诺支持的政府之外另有一个中国政府存在。赫尔利还插入了一个体现他那一贯的乐观的声明,声称中国各党派正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统一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最主要的信息是,在这种统一得以实现之前,绝不能“促进和援助中共军队的发展”。这个声明与国务院几个星期前给予魏德迈的立场文件是不一致的,但没有人出面来反驳这个被新闻界称为“赫尔利少将”的人。

甚至在此之前,赫尔利还催促总统告诉他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信息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究竟做出了什么决定。起初,罗斯福对他的大使否认他和斯大林之间曾有过关于中国的秘密协议,但在最后一次访问白宫时,赫尔利终于让他道出了真相,罗斯福给赫尔利看了同斯大林达成的交易的文本。在后来对这起事件的叙述中,赫尔利说他被深深震撼了。“美国的外交官们”,他指控道,已经“放弃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且(画出了)共产党征服的蓝图”。

但是,正如他的未经授权的传记作者罗素·D.布希特(Russell D.Buhite)所指出的那样,他很可能是假装义愤填膺,或至少是夸大其词。赫尔利完全清楚将苏联引入战争的必要性,他也接受了拿中国的什么东西作为给他们的回报的随之而来的必要性。他所想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切实际地希望得到的——是莫斯科和重庆之间的交易,这将阻止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赫尔利似乎准备让自己挑起这副重担,要亲自出马去伦敦和莫斯科(他后来说此举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虽然并不确定),以便争取获得英国和苏联对他的中国政策的支持。

于是,赫尔利再一次出门到国际外交这片险象环生的水域里去天真地游泳。他会见了丘吉尔,后者尽职尽责地同意支持蒋介石政府并鼓励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但后来丘吉尔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做。然后,赫尔利又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们向他保证称会支持蒋介石政府,就只是他的政府,他们不打算支持中共。

令人吃惊的是,赫尔利那么轻易地怀疑中国通们有着隐藏起来的阴暗邪恶的动机,却如此轻易地被一块糖果哄得团团转。他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可能试图通过提供有关他们意图的虚假保证来抵消美国的努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赫尔利与之争斗的中国通之一,约翰·戴维斯,现在正在莫斯科,他试图警告自己的老上司不要被花言巧语所蒙骗——然而,后来被指控对共产党态度过软的却是戴维斯,而不是赫尔利。“曾经有大量的忠告提供给(赫尔利),但他没有表现出接受的愿望。”乔治·凯南如此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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