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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洪:公地共同体对穷人的救济

让穷人自由地使用面积很大的公共地,实际上是对穷人极大的救济。但是,由于对公共地的使用是穷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人们一般都意识不到其救济性质。生活中一定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使穷人使用了公共地,他们还是陷入了生存危机,面临饥饿甚至死亡。这就需要其他形态的救济了。

公地共同体具备必要的救济手段。这里简要介绍两种方式。


3.20公地小标第一是给予穷人拾穗的权利。

公地制度下的庄稼收割,一是要赶时间,因为收割时间是集体统一安排的;二是农户经常要请邻居或者外来人帮忙;三是收割下来放在庄稼地里等待运送回家的一把一把的庄稼捆很小;四是村规规定,收割的时候只能割庄稼穗,下面很长的一截庄稼茬都要留着供集体放牧牲畜。这四个方面的因素,造成收割时大量麦穗的遗落。有人估计,拾穗者一天可以挣到与收割者工资同样多的收入。大量的违规拾穗记录和罚款记录表明,违规拾穗者众多。这一切都说明,遗落的麦穗确实不少。

在某些社会的传统中,遗落在地上的麦穗,是属于土地和庄稼的主人的。在罗马法中,拾穗是财产权之一部分:“农业之业主有为其利益支配穗子的绝对权利。”撒利克法(Salic law)规定,“如果任何人在收割季节未经他人同意在他人地里拾穗,他将被罚”若干便士。有资料显示,中世纪穷人在公地共同体内拾穗,似乎也要经土地主人同意。

但是,也许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公地共同体排斥有劳动能力者的拾穗权,而把穗子留给了穷人和其他弱者。拾穗是穷人的权利,这得到了公认。有许多这方面的村规。比如,1286年,纽营顿村的村规规定:“经全体法庭成员通过,本庄园任何人均不得在秋季接待任何有收割能力者为拾穗者。”1405年,某村村规明确规定,“凡有能力收割而一天获得1便士工资及食物者,不得在秋季拾穗,否则罚款12便士。”某村村规规定,太老、太幼、太弱者准许拾穗。身体健全而未被要求收割者也可拾穗——不过,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村里的穷人。在拉姆塞(Ramsey)地区的一个庄园里,村规规定,在庄稼被收割完后的3日内,“贫穷的男女应被允许拾穗。”1282年,有一个给王室庄园管理人的指示规定:“年幼、年老、衰弱不能工作者应该在秋天当庄稼捆已经搬走后拾穗。”有村规规定,在所有庄稼均被收割,并且所有麦捆均被搬走之前,不得在任何地方拾穗;违规拾穗者和同意违规拾穗者都将受到处罚,罚金相同;佃农不得接纳外来者拾穗。


3.20公地小标第二是给予穷人直接的救济。

下面我们将看到,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督教教会承担了重要的救济穷人的功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教会自身的演变,尤其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人口增长,穷人增加,教会从总体上承担的救济穷人的功能越来越衰弱。到13世纪末期,穷人已经经常被教会忽视了。甚至早在13世纪早期就有教会法学家发现,原来那种把教会的主要收入之一什一税分为主教报酬、神职人员报酬、教堂维护费用、救济穷人的四分法已经不复存在。“如今,主教们把一切据为己有”。史料这样记载:到14世纪上半叶,有人谴责神职人员滥用济贫制度,发现他们像狼瓜分猎物一样瓜分属于基督、教会、穷人的财物,只要是他们自己消费不了的,任何东西他们都将藏于箱子里、柜子里,有时候埋在地下。

教会济贫制度瓦解,另一原因是实行了圣俸体制。在诺曼征服后,许多英国堂区被世俗贵族交给了修道院或者总教堂的牧师会(cathedral chapters),这就同时也把救济堂区穷人的责任转给他们了。由于去总教堂或者修道院领取救济物路程远,而且由于当时通信条件非常落后,事先又不知道是否能够领到救济物,因此,穷人经常觉得不值得耽误很多时间去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因而不去。而在堂区,牧师们自己也很穷困,根本顾不了穷人。1391年,议会法令试图强迫拥有圣俸的团体承担济贫责任。1403年,又命令主教们保证,在新得到的圣俸中要有一部分给予穷人。不过这部分数额不太多。修道院在接受堂区的什一税的同时,也给堂区拨付部分济贫财物。理想状况应该是对穷人无差别地施舍济贫物,但是,中世纪晚期却开始有差别了,起因于人口增加和对乞丐的严厉态度。人口增加,穷人也增加,如果不考虑贫困程度而一视同仁地给所有穷人同样多的救济额度,那么救济物就不够。那个时代,社会主流对于有劳动能力而从事乞讨的乞丐者非常鄙视,所以,给予乞丐的救济物也有差别。对于真正只能以乞讨为生的人,就要多给一点;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乞丐,就不给或者少给。

在这种形势下,与教会堂区重叠的公地共同体主要承担了济贫功能。

在欧洲大陆,堂区居民们建立了“穷人桌子”(poor table)——教堂门口的一张桌子,在那里管理慈善事务。德国,低地国家,法国都如此。在西班牙,方法是设立“穷人盘子”(poor plates)。在英国,堂区居民也是在教会体系之外自己救济贫民。在13世纪,许多地方的教堂院子里,都有“施舍桌子”(dole table)。1287年,英国埃克塞特教区主教(Exeter diocesan)发布的命令表明,接受捐赠的箱子是由俗人而非神职人员放置在教堂的。

在英国某些地方,习惯规定,某些新租种份地的佃农,必须公开承诺:他们将按照习惯的标准给某些年老力衰的佃农以住处、食物、衣服和燃料。这些佃农,有的是老佃农的亲属,比如子女;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却同老佃农之间毫无亲属关系。这个承诺是非常郑重的:它在庄园法庭或者村民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被记录于法庭卷宗。如果老人被忽视了,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照顾的话,村民们还可以把承诺人和老人两方带入法庭,进行审理并且做出判决。这种强制性的、可以称之为济贫责任制的制度,表现了那个时代基层社会对穷人的重视。

1295年,英国某法庭记录中提到有关提供给穷人的住宿和食物数量方面的习惯。这种习惯,有点像我国古代农村建立“义仓”的习惯;也有点像人民公社时代由生产队救济“五保户”的习惯。受基督教友爱精神的教化,许多人为了灵魂得救,多行善事。重点是多救助穷人。从中世纪早期以至16世纪都铎时代,不少村民死前立遗嘱留下钱财帮助村里穷人纳税。在英国基层社会,还有一种专门交给教会用来济贫的税收,叫作俗人税,由村庄共同体负责向居民收集和交付给教会。这一税收的征缴开始于1334年,因此,基层社会纳税与济贫之间的联系可以回溯至14世纪。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各个堂区都建造或者从捐献者那里得到专门供穷人住的房子,比如1451年在剑桥郡的埃尔斯沃斯(Elsworth),就在教堂的院子里建有一所这样的房子。

与民间的济贫相比,政府发挥济贫功能远远落在后面:是在黑死病灾难之后的1349年才开始的。可见宗教的、民间的济贫功能有多么重要。


①Warren.O. Ault, “By-Laws of Gleaning and the Problems of Harvest”,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14, No.2 (1961).

②Diana Wood,Medieval Economic Thought, p.57.

③Diana Wood,Medieval Economic Thought, p.57.

④Christopher Dyrer, “The English Medieval Village Community and Its Decline”,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33, No.4, Vill, Guild, and Gentry: Forces of Community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 (Oct., 1994), pp.407-429.

⑤Christopher Dyrer, “The English Medieval Village Community and Its Decline”,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33, No.4, Vill, Guild, and Gentry: Forces of Community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Oct.,1994),pp.415-416.



3.20公地专用分割线


3.20公地


公地制度是曾经在欧洲广大农村存在了近千年的一种土地使用方式、劳动生产方式和村庄生活方式。它是全面展示欧洲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平台。本书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英国公地制度,内容包括:有关公地制度的基本概念;公地制度中的私有与公有、私人与公共之间的产权关系;公地共同体的治理方式;公地制度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公地共同体中公有与私有、公共与私人之间长期的斗争和博弈;彻底摧毁公地制度的圈地运动及其经济社会后果;西方自18世纪以来对公地制度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作者对这一制度的评价。本书对公地制度的基本概念,这一制度下财产权利的基本特点,村民共同体治理方式,公地制度对于穷人的价值、这一制度中“公”与“私”的博弈与斗争、这一制度的伦理价值等方面的探讨,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本书运用了作者十几年在国内外收集的丰富资料,论证严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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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公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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