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从传统经济关注资源的稀缺与配置转移到了对人的行为的关注，而对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的关注，博弈论无疑是一个非常适用的理论工具。博弈论研究的是市场交易中理性人的合作与冲突，这对于典当行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适宜的观察视角。典当行为作为一种交易方式，交易的双方可以说都是理性人。他们在交易中形成的规则和习惯，也是在长期交易的反复博弈中形成的。

典权是在传统社会环境下于民间市场博弈的结果。在近代天津社会经济的变迁下，封闭的“熟人社会”正转向“生人社会”。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涌入，传统的文化环境正在经历着变迁，传统的物权观念受到了西方所有权观念的冲击，使典权在新的环境之下需要寻找新的均衡。^①城市社会在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向近代“生人社会”的过程中流动性增加，重复博弈的环境发生变迁。在传统社会土壤中因博弈而生的典权制度面临着新的风险，但因其融资与用益的功能，典权依然在近代社会经济中具有存在的价值。国家与民间社会在典权问题上也存在着博弈。国家作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量，运用法律手段并通过立契、登记、作保、纳税等一系列契据，将典权逐步纳入了近代国家管理的轨道，保证了“理性的参与者能够达成任何契约，在无限重复博弈中，都是一个可行的均衡结果”。^②这些使典权在社会变迁中依然具有其存在的可能与价值。

当铺可以定义为一种以抵押借贷为主兼具多种功能的金融、商业、保险机构。典当业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行业，所以为国家与社会高度关注。典当业营业的特殊要求，使得它们在市场中的博弈不可能像豪泰森价格竞争模型那样最后成为邻居，^③因为那样会导致恶性竞争。此外，典当业还需要面对各种外部压力。在这些冲突和合作的博弈中，当行公所成立了。典当业工会是近代天津当铺之间博弈的结果，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限制典铺之间的竞争，垄断天津当铺市场，对外来的进入者进行考量，维持当铺的整体利益，如它们内部采用暗记的办法来统一典当品的当价，维持对市场的控制，限制内部的竞争。近代军阀的资本注入天津，他们带来的资本部分投入了典当业，也带来了恶性竞争，打破了典当业原有的均衡，导致典当业利润下降。同时，在租界中的质铺也打破了天津典当业原油的市场格局，它们与老城区典当业的博弈造成了典当行业内部更为激烈的竞争局面。

小押是民间私人当铺，与正规的典当业一直在市场准入上进行着博弈。在近代早期，小押利用天津战乱的机会希图进行合法经营，成为正式的市场成员，但是没有成功。在日伪时期，小押成为日本人打击天津典当业的工具，双方的博弈导致了天津典当业的巨大损失。国家对典当业的管理不断加强，导致典当业与国家也一直激烈地博弈着。国家时常想要创立公典，制约典当业的当息。但是，国家的资金和管理手段有限，受典当业的制约，公典在近代天津始终没有建立。

在国家对当铺的管理上，国家与当铺也一直存在着博弈，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国家对典当业的控制日趋严密，干预典当业的营业法规，干涉典当业行会的管理，参与典当业行会的选举，还要征收税费等。

国家与天津当业的博弈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国家对当业的规范和管理对当业的发展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对当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合法性和营业的近代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近代前期，天津当商讲伦理道德中的信仰文化、地缘关系融入家规、号规、行规，依据地缘和业缘关系成立会馆和同业公会，对内抑制不正当竞争，树立市场权威，对外联合，共同抵制违规行为，通过神灵等营造戒信文化，实施集体惩戒的制度模式，赢得了良好的声誉。^④人们与当铺之间存在着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博弈。有学者认为他们的博弈是鹰鸽博弈，形成了由典当业制定规则的习俗。^⑤但是，在近代，典当业面临着新的社会生存环境，尤其是在民国以后，社会经济的变迁导致国家对典当业的控制愈严格，民间社会利用法律、舆论等新的策略与典当业进行博弈，使典当业受到了更大的制约。

近代社会的变迁导致了在社会与当铺的博弈中，典当业与民间社会建立的信任关系也产生了变化。原来自称“裕国便民”的典当业，在近代被当作剥削性的行业，其慈善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剥削”的时代话语成为人们与典当进行博弈的新工具。“道德博弈也就是在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选择其中一个均衡的协调装置。”^⑥在新的环境下，典当业面临着社会信任危机。

作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对当铺也有着复杂的情感，“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⑦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曾对近代中国的典当业产生过巨大影响，关于典当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值得商榷。近代天津典当业的当息是观察典当业是否剥削的主要指标，在当息问题上国家与人们和典当铺之间一直博弈着。近代天津的当息是国家依据社会情况而通过法律规定的，也是近代天津社会与当铺和国家间博弈的一个结果。国家在其中力求维持社会和典当业利益的平衡。在当铺和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和相互欺诈的行为，但是，这并不能显示出就一定存在剥削。^⑧

典当业内部存在着激烈的博弈，在不同的典当铺、帮派之间长期存在着博弈，在当铺内部职工与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着博弈。近代天津当铺在使用人员上依然依照传统，聘用由亲属和熟人介绍的、来自山西老家的老乡，导致了人员使用上的论资排辈和依照私人关系用人。这既适应了古代社会的习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典当业地位下降，收益降低，内部关系也发生了变迁，这种用人方式对典当业的经营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消极影响，典当业内部人才素质低下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进而导致典当行业内部保守力量对典当业进步的阻碍，这也是典当业走向衰落的一个因素。^⑨

①[英]肯·宾默尔：《自然正义》，第21页。“我们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在于能够用文化去解决均衡选择问题。”

②[英]肯·宾默尔：《自然正义》，第139页。

③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第80页。

④刘建生等：《山西典商研究》，第94页。

⑤李道永：《民国时期民间借贷习惯研究》，第109页。

⑥[英]肯·宾默尔：《自然正义》，第292页。

⑦[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62页。

⑧崔志远：《博弈论与社会科学》，第96~98页。

⑨《天津市典当业同业公会店员调查表，天津市典当业同业公会》（1938年），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号：J0129-2-00424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