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发展遵循着客观的规律，但重要人物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毋庸置疑。这里我们选取过去150年里中国社会、政治、文学、思想、艺术等领域的8位名人，从他们的人生里管窥沧海桑田的岁月流转。

催生了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由“破坏”走向“建设”的一大转折，他理想中的国家建设所依据的关键概念之一就是“科学”，这频繁见于其《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著作。然而，孙中山本人的科学观很大程度上已为后来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所涂抹。如果我们以世界近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潮流为背景，并进而以“科学”为线索就其思想由科学深化为哲学的过程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作为“伟大革命家”的孙中山和“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9年6月的北京，五十二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他以长者的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二十八岁的归国留学生胡适接着登台演讲。他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然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是明显的。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并不同了）。

胡适要扮演的角色颇具宗教使命感。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反映出他的意愿——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梦想。

胡乔木的名字是同毛泽东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胡乔木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学徒而至助手，再至独当一面工作，他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在毛泽东这样的导师指点下做事、写作，最终成就了这位享有“党内第一支笔”美誉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毛泽东来说，胡乔木这个“学徒”学得很好，很快就成了得力的助手。毛泽东有这样一个管用的助手，也是如虎添翼，特别有助于他的理论创造，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后，胡乔木又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包括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编辑修订《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吕叔湘语）。

社会学何为而作乎？曰，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也……人类生活，一调适之过程而已。但调适匪易，一人单独之调适，常不如众人联合调适之经济而有效……人类共同生活之中心问题，为生存之调适；而共同生活之中心要素，为文化社会学，即研究此中心要素与其所生之种种关系与影响，及解决此中心问题之种种条件与方法之学问也。

我国自革命以来，社会组织，顿呈剧激之变迁，外有环境之侵迫，内有人民之需求，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如何满足人民之需求，解除环境之侵迫，以谋妥善之调适，此则有俟乎文化之发展。谋中国文化之发展，以求中国民族更优胜之生存，此则社会学者与有责焉者矣。凡上所述，皆社会学之要义也。——孙本文

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人类历史以图像为其象征符号，经过时间的筛选而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例如沙飞拍摄的《八路军奋起抗战——战斗在古长城上》就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代表图像；而《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也已经成为该时代重要文化事件的代表图像。

沙飞是身手矫捷的影像摄猎人、游走于大时代风云变幻的都市与战地；他用影像记录社会重大事件，将历史瞬间凝结。在自己摄猎到的纷繁世界里凝结传世影像，他结构出个人生命意义的永恒。沙飞的传奇式人生和他戏剧性的命运，对中国摄影史的描述和史论观念的思维定式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近乎荒谬的典范。沙飞的生，沙飞的死，沙飞的死而复生，结构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道非常景观。

1973年7月，章士钊在香港病逝。此前5月，章士钊来港会晤三夫人殷德贞，但外界揣测此行或负有斡旋大陆与台湾和平谈判的使命。章士钊时年已逾九十，抵港后不久即病重不起，溘然而逝。章士钊一生交友广泛，有呼吁推翻清朝的黄兴、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众多背景、党派迥异的人物。毛泽东亦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基本没有受到冲击，逝世后，朱德、周恩来等列席葬礼。

章士钊对自己身为政论家的作用十分自豪。这种自豪绝非仅来自于其“士大夫意识”。他坚信政论家能够促进政治改良，亦即，他虽然强烈关心政治，但自始就有意避开政治家之路，并发现不参与政治更有其积极意义。

稿酬高、个性怪，张爱玲，这位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因“笔一摇而千金立至”被一语双关地称为“千金小姐”。爱人胡兰成说“与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贵族的血液”的比喻又被著名出版人平襟亚断章取义，在上海文坛打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笔墨官司。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桩因稿酬不公而引发的作家与出版人之间的个人纠纷，而其弦外之音上海女作家的异军突起。战争期间上海一片肃杀，女作家们以体察入微的写作方式和个人化、家庭化的战争叙事契合了战争时期市民读者的需求，成为沦陷时期上海文化市场的中坚力量。张爱玲“无父文本”中男性家长的沉默，源自她一再挑战的家族婚姻生活与性别权利关系。这是一场文坛的“性别战争”。

问李滨声在绘画与京剧中更喜欢哪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京剧。”

三岁会唱“孤王酒醉桃花宫”；十四岁进入票房；二十二岁在北平的京剧大舞台主演而一唱成名，七十岁开个人京剧专场演出；八十岁坐镇央视戏曲频道讲绝活；直到九十岁时还在扎着行头指导专业戏曲科班的后生们排演全本《罗成》……李滨声的人生轨迹与京剧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因为京剧，他来到北京；因为京剧，他喜欢画画；因为京剧，他受过批判；因为京剧，他上过春晚……他给自己取名“梨园客”，表达的是心里那一份对京剧的不舍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