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7年《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5》发布会在京举行。

社会体制改革蓝皮书由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共同组织编写。本书由总报告、社会治理体制篇、基本公共服务篇、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篇、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篇5个部分组成。本书主要对2016年社会体制改革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对2017年的改革走向进行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16年，社会领域各项改革扎实有序推进，形成了以党建推动社会建设的新格局，民生持续改善，社会事业持续发展，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社会活力不断增强。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体制改革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政策落实存在不少困难，二是一些改革举措社会认同度有待提高，三是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仍然很大，四是部分群众获得感有待提升。

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改革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需要不断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社会发展领域一个个难题，克服影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个“瓶颈”，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2016年社会体制改革于五大领域取得主要进展

蓝皮书指出，2016年全球经济出现缓慢复苏态势，英国脱欧、美国总统更替等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世界格局的不稳定性风险在积累。面对不断变动的格局，中国紧紧抓住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重点改革和重大政策效果不断显现。社会领域各项改革扎实有序推进，形成了以党建推动社会建设的新格局，民生持续改善，社会事业持续发展，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社会活力不断增强。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两个“开门红”。

2016年社会体制改革于五大领域取得主要进展。

一是社会领域党建扎实开展。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各地积极谋划推进社会领域党的建设。不少地方大力推进基层街道、社区的区域党建，推进商务楼宇党建，大力推动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的提升，探索建立园区、街区、商务楼宇联合党委机制，还有一些地方探索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的工作委员会机制。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的推行，使得社会组织及社会领域能够通过党组织的引导，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使社会组织在发挥功能时可更好地尊重其他组织及民众个人合理的利益诉求。社会组织党建也强化了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建设运行的监管，减低了社会领域改革的风险。二是社会事业改革发展亮点纷呈。精准脱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业形势基本平稳,教育公平迈上新台阶,社会保障改革继续推进。三是政府、社会、市场关系不断改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推进，群团改革深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出台中国第一部公益慈善领域的基本法《慈善法》。四是司法和信访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以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为基本内容的司法体制持续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走向深入，全国信访形势呈现稳中有降、总体向好的态势。五是安全风险管控与应急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国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形势良好，网络环境不断好转。

实现2020全面小康，仍需从三处加强社会体制改革

蓝皮书指出， 距离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只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改革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一方面，有必要对照“十三五”规划，攻克一个个目标难题；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以“好社会”为目标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

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社会体制的“四梁八柱”应当说已经基本成型，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已经建立，各种体制、机制正在持续完善之中。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体制离“成熟、定型”尚有相当差距。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力度，按照“放管服”的总体部署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社会领域，则要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确保财政收入主要向民生及公共服务投入常态化、法治化、机制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要加快群团改革，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以建设“橄榄形”社会结构为重点创新社会体制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是社会结构由一种旧的稳态到达一种更高水平的新的稳态。近年来，社会是否固化、结构是否定型、流动是否在继续、社会阶层变化等议题，都引起普遍关注。社会体制改革就是通过主动的社会规划、干预和建设，推动社会转型的进程。为此，应当增强社会进步的观念，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社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就是说，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回答好要建设的“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否符合“橄榄形”这一基本均衡的形态。

（三）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立足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方面，要解决好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实现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源头治理。另一方面，要抓住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通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来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2016年，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更加重视德治与法治协同发力

蓝皮书指出，2016年，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呈现三大特征：

（一）更加重视德治和法治协同发力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6年，更加重视德治和法治协同发力。例如，《网络安全法》既强调国家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秩序，也要求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网络运营者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针对判决执行难等问题，规定了11类37项联合惩戒措施。

（二）进一步贯彻软法与硬法相结合

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的“硬法”和体现社会自治的“软法”二者有机结合，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路径。2016年，进一步贯彻了软法与硬法相结合。例如，工信部《信息通信网络与信息安全规划（2016~2020）》将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制度作为九个方面重点任务之一，并明确要求从“推动完善国家立法、加快关键制度建设、强化标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展开。

（三）更加重视提升服务管理效能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重在创新治理方式和提高服务效能。2016年，更加重视提升服务管理效能。例如，国家在强化信息化安全同时，重视落实“互联网+”时代对社会领域立法质量、执法效率、司法正义和自觉守法提出的新要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出台。

2016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排名前十城市出炉

蓝皮书调查显示，2016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珠海市、南京市、西安市、太原市、大连市、青岛市、兰州市、银川市、沈阳市和成都市。这10个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最低的也超过56%，最高的达到68.81%。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有5个、东北地区有2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有3个。

排名前十的城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本地城镇化推进速度比较快，随着本地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农村地区范围的不断缩小，本地大量农业人口整体转为非农业人口，例如排名第二的南京市在2013年就完成了撤县设区的任务，通过区划调整把仅有的两个县纳入城区范围。二是流动人口规模较小，除了成都市和珠海市外，其他城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都较低，很多地方本身是人口的流出地，比如西部地区的西安市、太原市、兰州市、银川市和东北地区的沈阳市。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比较早，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快。比如排名第一的珠海市是中国最早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地区之一，本地112.45万户籍人口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成都市是中国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的速度比较快。

各城市积分落户指标偏少，需要科学设定落户数量

蓝皮书根据有关统计数据，2015年末北京市的外来常住人口为822.6万人，上海市的外来常住人口为981.65万人，广州市的外来常住人口为572.98万人，深圳市的外来常住人口为887.87万人，天津市的外来常住人口为500.35万人。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如何落户城市显然是积分落户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各个城市由于种种原因都选择了对积分落户指标进行数量控制。每年可积分落户指标同符合积分落户条件的人口量相比几乎是杯水车薪。例如广州的积分落户名额，在2013年、2014年均为3000个，2015年为4500个，2016年为6000个。2015年，在积分制入户网上申请系统注册人数达3.3万人，最终有7600多人正式申请，通过预审的有6800多人。在2016年积分制入户网上申报期间注册人数超过2.4万人，有1.19万人正式提交申请，1.11万人成功通过预审。积分落户指标的数量控制使得积分落户政策基本成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画饼”，而普通农民工很难从中受益。

八成公众看好京津冀一体化前景

蓝皮书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公众就京津冀一体化前景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仅有两成公众表示很不看好和较少看好，而有四成公众持十分看好和较多看好，还有近四成公众表示一般看好。这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具有良好的民意基础。原因主要是京津冀一体化对于解决当前首都城市病，以及新的资源与机会的创造与分配方面，契合多数公众的预期。

2016年重大公共舆情事件呈现五个新动向

蓝皮书指出，2016年，在新媒体、新技术的推动下和新的管理政策的干预下，重大公共舆情事件较之往年仍然多发，但相比于2015年乃至于更早以前，发生了较为深刻的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第一，突发事件作用弱化。纵观2016年的重大公共舆情事件，可以发现，较之于往年，突发事件对舆情的作用呈现弱化的特点。2015年，重大公共舆情事件的一个特点是“突发事件是舆情事件的重要载体”。然而，2016年，这一特点发生了变化，突发事件不再是重大舆情事件的载体。舆情载体的去突发事件化，一是新媒体时代以来各类舆情事件“洗礼”的结果，二是各地区各部门同步加强应急管理与舆情管理的成效。相对而言，河北邢台洪灾中面对舆情的“鸵鸟心态”在当今已经很少见了。

第二，新兴问题舆论渐热。2016年，一些新兴领域的、管理部门尚未来得及研究的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发展成重大公共舆情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是与互联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电信诈骗问题、信息安全问题、互联网金融问题、互联网广告管理及互联网约车等。此类新兴问题大部分与新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新技术的出现给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变革，改变着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对社会管理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在带来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和弊端，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成为公共舆情事件的重要载体。

第三，警民关系几次成为舆论热点。2016年，涉警舆情的出现频率非常高，警民关系几次受到公共舆情的广泛关注。主要存在执法暴力化、执法欠规范、警察威严受到挑战、警察弱势化等原因。

第四，社会情绪有暴戾化现象。2016年的诸多事件表明社会情绪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暴戾化现象，表现为：一是解决问题方式暴力化，二是情绪宣泄极端化，三是伤医事件屡有发生，四是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五是灭门案时有发生。

第五，中产忧虑开始显现。2015年以前，公共舆情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底层的情绪表达。进入2016年，中产阶层由于对自身利益的担忧而日益通过舆论表达情绪，使得中产阶层对舆情事件的贡献度明显增大。中产阶层的担忧迄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校园污染问题，高考减招，司法公正问题及民粹主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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