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现代知识人，论及当代农民生活，常指责其物欲横流、政治保守、自我中心、信仰坍塌、只在乎当下……这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只讲这一面，是偏见。事实上，当代农民同时兼具两副完全相反的面孔：为利而“拼命”，但亦不愿被“人欲即天理”的现代经济学“巫术”吞没；试图糅合利益算计与温情脉脉，而常陷入尴尬或犬儒；虚无与超越相悖，却能共生。乡村经济、政治、社会及信仰隐含了诸多悖论，但悖论也为人们以犬儒或包容的方式，将日常生活好好过下去，提供了基本理由。对他们，国治、天下平，才有家齐和身修，最后方得心正。此可谓，只有绝大多数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希望的时候，希望才真正赐予了我们！ 

全书抓住的，无不是深深扎根田野“要命”的问题，同时又直入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这体现了许多中国人类学家突破固有民族志描述模式，进行大理论思考的野心，和迈向人类学田野研究高境界的努力，对后学者应有重要示范意义。作者九年磨成此书，痴信“究天人之际”的文字能让汉语读者心有戚戚焉，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皆可通阅。

2010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我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看到他胸牌上写着“谭同学”三个字，我以为是一位姓谭的研究生在做会务。等到这位姓谭的“同学”和我说话时，我才逐渐意识到，他的名字就叫谭同学，是当年3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出站任教的老师。从此以后，我与谭同学的交往慢慢多了起来，几次到中山大学，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而他每次到北京，也都要和我联系。虽然这位谭老师的学问在不断进步，渐渐已经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学者，但人如其名，他始终像学生一样，谦逊好学，从不懈怠。摆在面前的这本《双面人》，就是他经过了多年田野调查之后，完成的一部“村庄史”的新著。

《双面人》的研究对象，是位于粤西的一个镇及其程村。读着书中的乡村史，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读《陈村》的感觉。《陈村》的研究对象同样是广东的一个村庄，是三位研究者尚在很难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研究时，通过大量访谈陈村的香港移民而写成的，属于最早研究大陆当代村庄史的著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很费劲地找到赵文词等人合著的《陈村》英文版。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村庄史研究，当时非常兴奋，如饥似渴地把它读完了。当时在国内还很少看到能够如此细腻地“还原”一个村庄的当代历程的著作。我当时觉得它非常了不起，自己以后的田野研究，也受到了《陈村》的巨大影响。但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外的类似著作已经非常多了，有大量的博士生在田间地头寻找着他们的研究目标。一部描述性的村庄史已经很难再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更期待研究者能够从田野研究中发现更多新的视角，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理论突破。谭同学的研究，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全书分成三部分：文本、阅读、反思。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本身就是对人类学村庄研究的一个反省，因为它其中触及这样一个实质问题：一本民族志的首要任务，是要还原村庄生活的全貌，还是要给它做出理论总结？人类学研究的生命首先在于鲜活的故事，故事的意义，需要理论阐释与分析来点出，但理论又往往会破坏故事的内在丰富性。在微妙的现实生活面前，任何理论总是蹩脚的；但若没有理论的提升，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又与一本乡村小说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仅仅把田野中大量鲜活的故事当作理论阐释的论据和例证，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就会被严重割裂；而我们总希望研究者在成功地描述了一个故事之后，能够告诉我们一些超出故事之外的东西。相信很多做过田野研究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两难，应星在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即一方面完整叙述故事本身，另一方面独立进行理论的分析。谭同学的这个三分结构，正是应星研究方式的发展。他的“文本”部分占全书的约一半篇幅，是对“村庄史”的全面描述，“阅读”部分是从若干个角度进行的理论思考，“反思”部分则是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提升。这样的写作结构透露了作者的理论野心与洞见，也是使本书区别于时下众多的村庄史研究的根本点。

《双面人》写的乡村人生史故事，既不像应星的研究那样，聚焦于一个矛盾相当集中的抗争性事件，也不像我本人的自杀研究那样，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更像《陈村》，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总体历史（并超出了村庄边界而涉及乡镇）。它从1949年一直到21世纪，跨度有六十多年，涉及各种人物，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宗族、宗教等全方位的问题。这一切，都使得这种“村庄史”尤其难写。而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六十年。面对这样的研究范围，这当然是一种更恰当的方式。

《双面人》的第一部分，集中写了六类人的传记（若细分年轻一辈的故事，也可说是十类人的传记），是这部乡村史的经；而第二、三部分的理论思考，则是全书的纬。因而，这些传记就非常重要。

传记最先写的是长期掌权、晚年却变得贫困的集权干部程成仁，随后写的是起初积极投身政治、后来却经商致富的农民老板程守义。这两个人的故事，据说是程村的“本纪”，基本上勾勒了以程村为中心的乡村历史的主线。两个人的经历，都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1世纪的各个阶段，相互之间是对头，最终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在21世纪，最终的结局截然不同，但两个人最终却走到了一起，在程成仁寂寞贫穷的晚年中，最关心他的却是当年的对头程守义。

随后的一章“知识分子”，写了程守德和程守智两兄弟，因为他们“一家人”都被认为是程村的知识分子。两兄弟是读书人，身上具有农村知识分子的很多特点，最终要么是不由自主地卷入地方政治，要么是积极参与宗族事务，诠释着这个自称是程明道后人的理学之乡的现代命运。

 “威权官员”一章写的是程成信的人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属于程村的“本纪”。但与前面几个人不同，生于1950年的程成信，明显属于完全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种干部。他有过当兵的经历，但转业后却回到了村里，靠程成仁带着逐渐进入仕途，而他所面对的已经完全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政治格局，与程成仁一代完全不同了。

最后两章传记写的是一般老百姓：“普通农民”和“年轻后生”。

生于1941年的“普通农民”程守宽，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六十多年的乡村历史。他既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的武斗，也经历了改革以来的挣扎，直至错过了发财的机会，而最终在不公平的现实中，徘徊于各种宗教（场所），与村庄精英们的生活形成一种补充与对照。

“年轻后生”一章则描写了程村的若干个年轻人。与前面几章写的老一辈相比，其人生经验既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也有非常大的不同。程福稻是程守义的儿子，他继续着程守义的传奇，通过经营石材而发家致富。程守义的两个女儿则经营服装生意，也做得规模很大。而程守德的几个子女代表了乡村多数的年轻人，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当中。程守智的女儿程敬娴则属于极少数仍然留在乡村里干农活的年轻人之一。

作者通过描述以上不同类别的人生史，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广阔面貌，让我们看到一幅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复杂生活图景。这种写法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作者的分析与解释并没有干扰乡村生活史的叙述，第一部分展现出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性，为读者留下了相当广阔的解释空间。而作者本人随后给出的解释，只不过是多种可能性解释中的一种。

作者的解释与分析，即第二部分“阅读”和第三部分“反思”。同样是分析，为什么一定要分为两部分？这是《双面人》的又一个特点，既有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有对更高问题的反思。

 “阅读”部分包括“农工经济”“善恶政治”“社会分合”“信仰有无”四章，分别分析了乡村生活中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四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囊括了乡村生活的所有重要内容。在这一部分，作者充分参考和继承了四个方面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文献综述相当全面、细致，观点也富有洞见。这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大综述、大对话。

如果说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继承和发展，第三部分“反思”则是本书非常独特的一部分了。这一部分分为“生活哲学”“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三章，试图对乡村故事进行更全面的提升。“生活哲学”一章分别讨论了和乡村生活有关系的各种关于“人”的理解；“天人之际”一章则讨论了生活中的各种“理”；“古今之变”一章，可以看作全书点题性的结论章，揭示了《双面人》所聚焦的最核心的问题：乡村生活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和冲突。

从第三部分章节的命名来看，作者受太史公的影响呼之欲出。在我看来，立足于现实生活，但是由此可以进入对更高问题的思考，是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最高境界。我们所熟悉的欧美人类学大师无不如此。谭同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无疑有着相当值得敬佩的地方，而他所抓住的，当然是现代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究竟如何在扎实的田野资料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些大问题，应该也与其对写作方式的思考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因为将乡村人生史的描述与理论阐释分开，全书才获得了更多的空间来在理论上有更自由地展开。而这三章的理论分析又无不紧扣前文的乡村人生史叙述，让人读起来不会有割裂感和生硬感。

作者的这一努力，体现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类学家突破固有的民族志描述模式，进行大理论思考的野心。而书中抓住的问题，虽然看似抽象，但并非凭空而来，无不深深地扎根于前文的田野经验材料，同时又蕴含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这一努力对于以后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应该会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总之，对于关心当代中国乡村命运的人，《双面人》是一本很好的读物，既能给人描绘出一幅广阔而色彩斑斓的乡村生活画面，也能在理论上给我们深层的启发。因此，我们也必须恭喜谭同学，在学术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而对于未来的研究，我有一个小小的期望是，或许可以更集中地聚焦于一个专题，相信那会在新的起点上，使经验描述与理论思考都呈现更大的力量。                                      

     吴 飞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