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转向亲英美以制日的外交路线，有意激起广泛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浪潮，其中教科书的“国耻教育”功能受到重视。然而教科书的民族主义实践往往可放而不可收，鉴于民间反日情绪强烈，国民政府的作为效果有限，日本亦终不以其为合作方。从此视角，亦可理解中日之间为何最终难免决战。

1928年的济南惨案可谓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如日本驻津司令官多田骏所说“尤以济南事件以来，（蒋）与日本势力不两立，亦系事实”。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济案”促使国民政府转向亲英美以制日的外交路线，有意激起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逐渐看重教科书的民族主义功用，努力使之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思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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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案”后排日教科书潮流的勃兴

“济案”的突然发生，给予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以巨大的震撼，使其对日本的印象大恶。国民党中常会议定：“全国民众及本党党员应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作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反日运动”，“本党攻击对象全在日本政府”，以及推动对日经济绝交。蒋氏另致电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明确提出要将“雪国耻”作为编写教科书的首要宗旨，“尤须注重胶东与辽东之耻辱”，“尤须注重小学教科书与小学教师，必使其有爱国雪耻之心，而后方能任其为教师也”。

稍后举行的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落实了此方针。由朱家骅等人提出的《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和黄统提出的《小学教材增加国耻教材案》获得通过。朱家骅案提出：“（一）国耻教材充分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中；（二）学校遇有机会，即须宣传国耻事实，使知吾国第一仇敌是谁，思有以推翻之。”此处以“第一仇敌”指代日本，只是不愿过分刺激日本，以免引起外交纠纷。黄统案则认为：“惟有将国耻事略、外交失败史、不平等条约，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中国现况，列入教科书中，俾一般青年男女咸存敌忾同仇、枕戈待旦之志。”两案的通过，反映了教育界支持以教科书推动国耻教育（特别是针对日本）的目标。

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在排日教育中的表现尤为激进。1929年初，上海市党部向各小学下发《反日教育大纲》，要求各科目均要体现反日教育：（1）作文，关于反日的论文和诗歌；（2）习字，书写反日标语；（3）图画，画出济南事变日兵横行所造成之惨状；（4）地理，讲述丧失山东、满蒙的领土和主权；（5）算术，日本人在中国的人数、对华投资和贸易统计；（6）国语，日本对华积极政策的历史事实；（7）商业，日本在华市场的势力与进出口统计；（8）历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9）党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9月23日，北平小学校长会议决：“党义、作文、说话、历史等科目，尽量增加东三省事件作教材。音乐教材应偏重教授激励学生爱国心之歌词。”小学教员会亦提出“音乐科停授快乐歌词，多授国耻歌”。其他地方的教育人员也相当积极地利用教科书排日。10月6日，芜湖全县教育行政人员、各中小学教职员学生成立芜湖抗日救国会，“由本会编辑股，即日拟就反日教材分发各校，暂作课程标准”。10月23日，江苏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第九届代表大会决定：“从速改编教材，以御侮救国为中心。”董霖等四十人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一扫过去特设党义课程之弊病，而渗透党义于各种社会学书籍中。如历史、地理之书籍，应渗入以民族独立运动之精神，如日本为我国不共戴天之深仇，应卧薪尝胆以雪耻”。此时已明确提出针对日本的“国耻教育”新倾向，以适应日本侵略的新形势。此案后被大会通过。

教育部根据各省市党部的建议，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横加侵略，欲雪奇耻，自非从教育入手不为功，惟各级学校课程及授课时间均有规定，若中途增加课程实有不便。为应目前需要起见，于课外另加临时讲演，专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排日教科书出现侧重低年级学生的趋势。教育部要求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童子义勇军。其教育纲领称：“（日本）今乃乘我内乱未平，天灾突起，全国人民创巨痛深之日，出兵辽宁，略城数十，占地千里，残酷暴虐，亘古罕闻，此不仅为国家之奇辱，实为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要求全国各学校“注重本国历史地理，特别注重外交史及国防地理，关于日本侵略我国之事实，尤须切〔实〕教授”。

1935年7月制定的《一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课程标准》，更规定历史知识方面应“注重革命因果与国耻及不平等条约由来以激励爱国心”，地理知识上则应“（注重）各割让地、租界、通商场、外国邮船、内地航行路线、合办铁路、借款铁路、约定铁路。注重外侮之由来，使略知如何救国雪耻之意义”。

有意思的是，教科书宣扬排日，并不止于灌输观念和史实，不少是通过生动活泼的方式加以表现，颇为切合青少年的心理。长期关注小学教育的吴研因注意到，商务、中华、开明等各大出版社的国语教科书“能把民族精神做骨干，特别注重救国雪耻的教材，而以发明故事、科学故事、读书方法指导等等参杂其间”。以《四个爱国的小学生》一课为例：上海的四名小学生以中国在淞沪、东北的战争中缺乏空军抵抗而吃亏，主动写信给市长吴铁城，捐款四元，提议“劝全国儿童把糖果钱节省下来，买一架军用轰炸飞机，定名‘上海儿童号’，帮助军队攻打敌人”，并获得吴氏复信称赞。虽然儿童未必能理解当时史事，但这样一种启发孩子爱国情感的方式，无疑符合儿童心理，且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讲授的过程中，教师也会进一步讲解里面隐含的内容。这便是时人对“国耻教育”的最佳运用。日本当然也是深以为惧的。

当然，数量庞大的排日教科书也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主要是存在大量的宣传叫嚣口号，未必能有切实的雪耻效果，反而给人以口实。例如任中敏编辑、胡汉民校订的《民智国语读本（第二册）》第41课说：“五三，五三，谁人来抢我济南？杀我同胞几千口，此仇不报做人难！五九，五九，二十一条谁开口，大家被欺大家丑，此仇不报不罢手！”对此顺口溜，教育界的孙百刚就评论说：“此种村妇骂街口吻之国耻歌，毫不切实深刻，非但不能养成儿童之爱国心，反生膜视国耻之反影响。”而且过于直白，自然容易引起外交上的纠纷。

2

日本对教科书问题的立场与利用

日本政府以其对华情报网之严密，早已注意到中国朝野以教科书排日的做法，而且特意收集相关资料。国民党执政后，日本驻华各地的公使馆和领事馆纷纷向外务省汇报中国以教科书排日的情况。九一八事变后，外务省更将各地汇报过来的排日教科书之情况，加以汇总和分析，并将其中的《排日教科书一览表》提供给国民政府，要求加以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据以认为排外（排日）内容之标准。外务省编写的《支那的排外教育》一书，将中国教科书的排外记事内容分为三大类，一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下分（A）武力的、政治的压迫，包括“列强的政治压迫”“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土的丧失”“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问题；（B）经济的侵略，关于外人在银行、关税、铁道、海运的特权，洋货的侵入，乃至租界地价上升等问题；（C）自然的、人口的压迫，特别是关于日本向“满蒙”和山东的移民问题。二是中国方面为此提出的对策，分别是（A）废除或取消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撤废领事裁判权，乃至提出“打倒帝国主义”；（B）在经济上，实施“抵制仇货”的不合作主张；（C）提醒国人注意，外人之殖民将影响国家和民族之生存。三是同情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如朝鲜、安南和印度），与之共同奋斗等内容。

在日本看来，之所以发动九一八事变，乃至成立伪满洲国，在于国民政府已不能履行其责任，有效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日本宣称“在满洲事变前，邦人之被害者指不胜屈”，然而事变以后，日本在关内却面临日益扩大的反日浪潮，利益受损，日本政府反而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政府素来努力于增进中日亲善，然中国方面动辄出以排日运动，在各地公然施排日教育于儿童，且对于抗日救国会、反日会，及其他职业的排日团体，予以默认，对于违法私刑行为亦不加禁止，中国官吏方面而且屡有指导排日运动情事，最近对日本敌视之报复的排日计划，更见扩大，中国中部及南部突发的排日暴动，满布不稳定空气，而贵国政府竟取袖手旁观态度，就今日状态而言，或竟至发生中日两国间最重大的不幸结果亦未可知。日本政府对此极度忧虑，用敢发出重大警告，促贵国政府之反省。

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以此理由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真相。日本外务省先期编印了《支那的排外教育》等书，遍送日本驻世界各地的公使馆和领事馆。外务省档案显示，该书赠送驻英、苏联、美、国联的公使馆和领事馆数量均为三部，而给其他各国的一般只有一部；在北平、上海、香港、广东、福州、成都、汉口、济南、青岛、天津、哈尔滨、奉天、吉林、间岛等反日呼声较为强烈之地，所在的领事馆（公使馆）均分得两部或以上。可知日本以排日教育大做文章，试图拉拢英、美、苏联等国，以及作为打压中国反日运动的借口。

中国方面也注意到日本的外交攻势。参与李顿调查团的中方顾问顾维钧专门撰写说帖加以回应。该说帖针对公开出版的东京赫洛书店《中国之排外教育》和祖国社《中华民国教科书内发现之排外记事》两本小册子进行辩解：一、“小册所引各种教科书并非教育部审定之本。”二、“所录课本为原书所无”，如所谓《辽东半岛两渔人》一课，并不在高级新主义国语教科书第三册之内。三、特别注意解释针对欧美列强的“排外”内容。一方面指出，日本对所谓排外内容的翻译“牵强失真”，例如“联合先进各国以期世界革命”按汉文应译为“联合世界革命的先进国”；另一方面，指出中日就排外性质的认定不同：

日方小册所录之课文，其中实无排外性质者甚多。例如关于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签字之记述。系属表示前清政府之无能，大臣之时形不睦，其中不知爱国者居多，与夫彼等对于英国兵力之畏葸也。至记述德兵在胶州登岸一节，实系攻击前清总兵官之骄妄、愚昧与恇怯。至第二十五页所载，乃一缅甸人怨诉本国为英国侵入征服，系由“中国政府不遗一兵援救”。第四十五页所载，乃谓安南之丧失，由于中国外交之失当。第三十二页乃说明法人之入安南，系应安南人之僭望登王位者之请。以上各课文，均无可指摘者也。

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自然深谙革命外交在对外交涉中的负面形象，故而采取守势。但以日本对此问题用力之深，此回应未免显得单薄，且似乎未能充分掌握日本对于排日教育的切肤之痛和深入了解的程度。除了上述的两本小册子外，还有东亚经济调查局在1929年编成的《支那排日教材集》、《支那小学校教科书》（编者冈井良二）和《现行支那教科书》（以上皆日文），以及英文的Anti-foreign teachings in New text-books of China等日人搜集的排日教材资料汇编。而顾氏对此或不清楚，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未免让外间产生疑问。

当时组成李顿调查团的五位委员分别来自英、美、法、德、意，基本能代表欧美列强的意见。各国对华的政治立场各异，据顾维钧的印象，“英、美两国团员很自然地比较同情中国，而法国将军一般是、而实际也是比较同情日本的”，“（德）希尼博士和（意）马柯迪大使表现比较中立，或许马柯迪的观点有点像法国将军，但还未到同样的程度。”

李顿调查团提供给国联的报告书，尽管认定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但在排日教科书的问题上，实际接纳了日本的说辞，顾维钧的辩解归于无效。报告书指出：“（中国）因采取猛烈之排外宣传，致遭阻碍，并在两点特殊之处，肆意为之，以致助成发生现时冲突之形势。斯即利用经济抵制，及在学校内介入排外宣传是也。”“试一翻阅各校课本，即使读者感觉著书之人，图以嫉恨之火焰燃烧爱国观念，又欲于仇害心理之上，建树人格。此种猛烈排外之宣传，初起于学校，继用之于社会生活上之各方面，其结果引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有时甚而发为攻击各部长及其他官吏之身体、家宅或衙署之行动，与推翻政府之企图。此种态度，既乏有效之内政改革，或国家程度之增进，译为之陪衬，徒使各国惊骇，对于现时借为唯一保障之权利，更增不愿放弃之感。”

3

中日交涉修改教科书

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表示“中国倘能将排日及抵货运动完全停止，日本政府将予以精神上、人才、物质上之援助”，即10月“广田三原则”之雏形。此事亦正好给国民政府以外交折冲的良机。同年2月14日，蒋介石与日本新闻记者在牯岭见面，表示“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又公开赞赏广田的对华谈话。

在教科书问题上，国民政府试图改变事变后的激烈态度，进一步加强审定力度，尽量防止反日内容的扩大化。教育部于1935年3月密令负教科书审查之责的国立编译馆， “以后审查中小学教科书时，对于国耻教材应注意正确事实之叙述，与健全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勿使有不翔实之记载，谩骂之字句，或单纯的鼓煽仇恨之言辞”。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要求各界“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

到次年7至9月间，上海、成都、北海和汉口相继发生日人被杀及受伤事件，日本将此解读为国民政府排日宣传的结果，因此教科书问题再次成为其施压的重点。1936年9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奉日本政府之命恢复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谈判。“川越以蓉案及北海事件均因我党政机关未能诚意取缔排日而发生”，因此教科书问题成为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

川越：取缔排日为我方希望之一。敝方认为事件之根本原因，一在排日，向来贵方取缔排日之命令未能使一般人民彻底周知，此点最关重要，甚冀贵方注意此点。又有进者，不仅消极的取缔排日，更望积极的指导舆论，制造良好空气，苟能由国民政府表示调整邦交之具体的意向，自信最为有效。

川越：关于排日教育问题，据闻贵方已着手改订或改编排日教材，现状如何，愿闻其详。盖以中日调整邦交，须从高处远处着想，则势非涉及本问题不可。

部长：此事须磨君知之颇详，余与有田君亦曾谈及。据余调查所知，在九一八及一二八事件当时发生后刊物中反日文字确实不少，至教科书均由商务、中华等书局出版，并非政府发行或亦有之，但其后教部实行审查，已经遵照政治会议决定方针，只许陈述事实，不得有煽动及漫骂等之言词。现用教科书经审查者皆无问题，坊间有无旧本流传，余故不得而知。但学校所用之新教本概已经过此项审查矣。

川越：教科书之种类多否？

部长：前甚复杂，今则书局之数既减，且对书版附有年限，故简单多矣。详容调查可也。

川越：本人有一意见可供参考，窃以为教科书之统一化似最有益。

高司长：早经计划，拟由国家发行，惟一时未能实现耳。

从上可知，此前张群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以及当时的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商谈过教科书问题。而在此次张、川谈判中，川越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以实现“积极的指导舆论”的目的，消减中国的抗日风潮；张群则声明中方立场为“只许陈述事实，不得有煽动及漫骂等之言词”，指出现行的新教本都是通过审查的。在会谈中，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对于川越提出的政府统一教科书之要求表示赞同。事实也确如其所讲“早经计划”。1932年教科书编辑委员会（隶属国立编译馆）成立，几年之间已相继出版教科书、教学法、补充教材及课外读物数十种，被教育部定为国定本教材。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亦有编订学校教科书的职能。

23日，川越与张群举行第三次会谈，向国民政府提出颇为苛刻的七项条件，当中第七项便是“彻底取缔排日，包括修改教科书及取缔朝鲜人的问题”。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外交压力，由教育部提出《关于我国中小学教科图书编审情形节略》（以下简称《节略》），以做答辩。当中承认“在数年以前，各书店所编之教科图书，间有不甚妥善者；当满洲事变及一二八事变陆续发生之时，言词间或不免偏激，审定之时亦或不及一一改删”（这与张群会谈时的表态一致），但同时也强调“近一、二年来，教育部考察日严，此类情形，已逐渐绝迹。全国各校所用教本率皆为本部最近精密审定之本，外人不察，往往觅取一、二未经审定之书，或审定已失时效之书，以为排外或排日之口实，实则此类教本原为部所禁制，亦已罕见采用。”

回应指责的同时，教育部在《节略》中亦反击日本的虚伪行为：“中日两国关系之调整，必本于双方之努力。近年以来，吾国政府虽尽力以求嫌怨之渐释，日方则迄未为同样之努力。即单就出版物而言，日本学校教科书及教科参考用书，充斥侵华排外之教材，自昔已然，近今尤烈。国人所辑是项研究，已不胜枚指。姑就日本研究会所编《日本侵华排外之教材与言论》一书观之，其蓄意侵略侮辱邻国之态，已昭然若揭。此种侵华排华之教材，以及侮辱中国国民、挑拨中日恶感之其他日本刊物，日方应如何量为取缔，吾国政府似亦可唤起日政府之注意。”中文《国际》杂志也刊登了长文，详举日本方面关于侵略中国之教材，涉及历史、地理和通俗教材等方面。日本驻福州总领事守屋和郎也将此文报告给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但在中弱日强的情况下，这类指责充其量也不过是“缓兵之计”，不大可能有任何实质的效果。

11月，外交部形成了《关于解决成都事件之对策草案》，对日方可能提出的要求做了预先的准备。对“改编排日教科书，停止排日教育”一条的答复是：“查我国教科书系由教育部审定，内容并无排日意义，亦无所谓排日教育。惟历史上我国所受之外侮，关系国家史实，自应据事直言，不能抹煞。日方此项要求，干涉我国教育，应予拒绝。”国民政府其实已经预见到“此事势必引起教育界重大反响，发生种种风波，使政府陷于困境，影响全部问题不能解决”，但是“我方如为情势所迫，万不得已”，也可做出让步，“似可明令出版界，嗣后刊物遇有涉及国际关系者，务须以善邻为主，不可插入影响邦交之文字或图画。但须绝对避免为接受要求之办法也”。可见国民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也承受着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即便妥协让步，也不能造成屈服于日本要求的舆论印象。

12月，川越强行把日方单独形成的会谈备忘录送至中方。内中称，国民政府自行提出“改订排日教科书。现已由教育部当局设立委员会促进改订教科书，应于短期间内将各学校所用之教材中凡带有排日色彩之课本一律删除”。日方这种蛮横做法，正是国民政府要极力避免的“接受要求之办法”，因此被其拒绝。

1936年10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代表王造时在某日本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说，“今日所谓排日教育仅在于把至今日为止中国是怎样地被日本处置着，特别是最近，是如何地被待遇着的事实，使国民知道而已。所以，所谓‘排日教育’这东西，并不是中国政策的结果，而是日本××的结果”。

到此时为止，日本侵华的史迹已罄竹难书，若修改教科书就等于承认日本的侵略，在意识上首先屈服。国人不无讽刺地指出，日方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的目标不外乎“中国历史课本删除近世史，增加满洲建国史略，在‘冀东’则仅仅做到删去中日交涉史迹，如‘甲午’、‘五九’、‘五三’、‘五卅’、‘九一八’之类。地理课本划东四省于中国之外，为满洲国，并及其新划行政区域。取消党义及公民课目，增加日文，以便大讲其‘亲善’”。

综观中日就教科书问题的交涉过程，日方的蛮横无理和咄咄进逼显而易见。除了要达到消除中国反日氛围的目的外，日方此举还在于进一步瓦解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并使中国的朝野矛盾加剧，以“接受要求之办法”逼迫国民政府就范便是显例。蒋介石在其压力下，由于得到朝野较为广泛的支持，亦颇能坚持“济案”以来所确立的以教科书推行“国耻教育”的方针，反映出其具有较为强硬的民族主义态度和立场。而日本方面则坚持认为中日外交回复原来的正常轨道，“第一要件便是废弃抗日教育，永远停止抗日运动。若国民党不改变其政策，就必须考虑打倒国民党，以将中国国民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中救出。”从此视角，或可理解中日为何最终难免决战。

本文选自《近代史学刊》第16辑，有删节。作者李欣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