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它将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议》。

中国作为履约国，《巴黎协议》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风向标作用？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佳发展案例，不仅促使发达国家加快新能源的发展，而且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技术本土化、生产本土化能带来技术创新和成本的降低，使得最初以外向出口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演变成为国内国际市场并重的现实格局，成为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动力。

1. 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问题

煤炭的消费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重要的来源，有效控制煤炭的使用是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中之重。同时，煤炭的消费也是中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研究表明，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和汞的排放高于其他化石能源，加上大量煤炭作为终端能源而被直接消费，煤炭是产生PM2.5的重要原因。中国煤炭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长期维持在80％左右。虽然煤炭消费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会不断下降，但到2035年，煤炭消费仍然会占中国基础能源消费的51%。所以煤炭的清洁生产和消费是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减轻大气污染的关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能源需求强度和增速下降，煤炭市场需求增幅回落，中国煤炭市场呈现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的态势。未来5~10年的国内外能源形势，为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煤炭清洁利用问题上，要提高电煤占燃煤总量的比例，确保新增煤电装机技术的先进性。中国电煤占燃煤总量的比重约51%，直接散烧约占20%，电煤比重与美国的93%、欧盟的82%、俄罗斯的64%、世界平均比重的78%相比差距很大。在煤电发展上要发展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逐步淘汰亚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考虑到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应该加大对煤基多联产技术的试点和投入，为未来可能的碳捕捉和埋存做好技术储备。

2.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一方面需要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另一方面需要逐步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例，以满足人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求。在过去这两个方面均出现了积极的进展。

根据国际能源署2015年的研究报告，全球经济在过去40年中首次在非经济危机情景下出现经济增长和与化石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现象。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3%，但是能源消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并没有增长。一方面，GDP单位能效继续快速下降(下降2.3%)，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增长占了全球能源增长的约一半。中、美、日、德等国在新能源投资中继续领跑，全球投资达270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继续下降。

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提出了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不低于20%的目标。这个进取的目标显示了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心，为中国能源行业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国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除了传统的水电和核电迅速发展外，风能和太阳能也后来居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领头羊，被西方国家的学者称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光伏产业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为全球市场提供超过70%的光伏产品，而且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和新增装机容量最大的市场。中国光伏发电的发展速度成为能源革命的一大亮点。截至2015年底，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4318万千瓦，上升为全球首位。

2014年光伏产业发展情况。中国连续8年的光伏电池产量居全球之首，累计为全球提供了70%以上的光伏产品；2015年新增装机容量1513万千瓦，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1/4以上，连续3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应用市场。

同时，中国也开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建设光伏电站。中国企业在德国、美国、日本等海外发达国家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项目的装机容量超过了300万千瓦;另外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三峡集团等重点企业则围绕“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布局，积极开拓重点区域;特变电工、中兴能源正在巴基斯坦等国建设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项目，将“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和开发模式打造成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样板、新能源国际发展的示范。

未来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应继续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同时开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市场，并根据两个不同市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采取不同的策略。发达国家技术研发能力基础雄厚、管理经验丰富，虽然在新能源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但面对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较低，但是利用新能源技术的能力需要提升。因此，针对发达国家市场，除了传统的贸易形式外，应该通过技术合作研发整合全球智力资源，以实现中国在新能源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应加强与发达国家在本产业领域的研发和装备制造合作，开展前沿、共性技术联合研发，提高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研发能力及综合制造能力，共同促进产业技术进步；还要积极参与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风能等行业的国际标准制定，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体系海外推广，推动相关产品和技术检测认证的国际互认，提高中国标准检测认证机构的技术能力和品牌国际影响力，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占领制高点；同时，在当地设厂，实现生产本地化，避免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确保在发达国家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3. 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问题

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要在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这不仅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温室气体减排的决心和诚意，也是中国减排活动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市场和法律手段为主的巨大转变。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碳排放权定价，将无成本的排放变为有成本的排放，让碳的排放者和消费者有动力通过对低碳技术和产品的投资来降低排放，最终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中国决策者期望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碳排放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引导机制将碳排放降下来。中国目前已经建成7个碳排放交易的试点，但是这些试点是分离的，各自独立，综合效益体现不出来。只有建立全国性的排放交易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科学的排放配额分配机制，也需要公正透明的核查和履约程序。排放配额既要考虑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历史排放，又要确保配额能够起到督促企业减排的作用。这就需要确保政府在交易体系中行使职能要到位又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同时加强培养企业和第三方核证的统计和申报能力。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碳排放市场，它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同时，长期以来，欧盟对中国碳排放市场能力建设进行资助和培训。鉴于中国未来的碳市场体系庞大，能力培养工程浩大，国家相关机构应加强和欧盟等相关方合作，扩大培训规模，为中国的碳市场建设准备好较为充分的技术人才和监管人才。

4. 加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贸易投资谈判的多边和诸边平台上强化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环境产品属性，将环境履约与环境产品贸易投资便利化挂钩，以应对发达国家对中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贸易和投资议题上的关税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壁垒。

在当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各缔约方将重点集中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和南北国家之间的责任和义务的平衡上，但是在如何加强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加快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部署的问题上容易忽略或轻视。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某些产业和技术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成本和技术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乏力、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这给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也不利于发达国家降低减排成本。

未来，中国可以联合其他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后期履约谈判）、世界贸易组织、G20、金砖国家会议等平台，将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挂钩，将其作为推动发达国家开放相关领域贸易投资的抓手，避免中国在环境谈判和贸易谈判中分别承压的尴尬局面。

2016年12月9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共同创办的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低碳经济蓝皮书：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议》的达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未来节能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进展、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与积极推动、谈判机制和协议内容创新以及中国的积极贡献等是协议得以通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本次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深度参与和适度引领是中国参与并塑造全球治理的又一成功案例。煤炭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减排、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国际环境谈判成果和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有机配合等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履约和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内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