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读《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一书，就深为赵立彬的“纸背情怀”所感动，将西学背景和民族立场交融一体，实为难得；待此次再读《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赵立彬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四年版），则似更上层楼，聚焦于一个不入建制的“文化学”学科，以学科史梳理和学术史眼光视之，则又“风光不与四时同”。“文化”一词，本乃极为模糊之概念，虽极常用且重要，但也歧义纷陈、难以确定；而“文化学”这一概念，梳理文化一词的来龙去脉，并将其做理论化与体系化的努力，甚至贯通中西、勾连内外，遥想前贤来时风尘路，不由得不感慨万千。一门学科，从提出到确立，又有多少是半途躺倒在坎坷风尘之中的，又曾付出了多少优秀学者的辛劳与心血？寄托了多少学人呕心沥血和系之念之的愿念与梦想？

就“文化学”而言，且不说世界史范围内多少，譬如李凯尔特畅言“文化科学”，斯宾格勒以中学教师之身构建“文化形态学”，汤因比著皇皇《历史研究》而确立文明类型……仅就现代中国来看，则钱穆、黄文山，再有陈序经、朱谦之诸君等的努力，居然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真是让人徒生欷歔。作者引黄文山语：“（文化学）是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的，不过这种科学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并非自然科学的实验法所能包括。如果更进一步，我们更可断定文化学的现象有自己的层次，有自己的法则，因此文化现象—不论在结构上的体系，或动态上的变迁历程—似应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当然，因为涉及“文化”概念的界定问题，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得一致之认知。按照钱穆当年的看法：“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不管各家定义如何不同，但文化说到底是个高端问题，即相对于器物、制度等的思想观念层面上的问题；而且钱穆将其逼近为世界文化问题，确实也很有眼光。海通以后，各洲各国交往日密，很难孤立独存，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学的建构就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学科设立问题，而可能牵涉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如此，则不妨从一则小案例入手。

黄文山一九二八年归国之际读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r Abendl.nder），显然相当激动：“十七年冬天我自欧洲坐船经印度洋而回上海，最使我不能忘情的，就是那回航程中唯一的读物—斯宾格拉（Spengler）著的《西方之没落》。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样一种伟大的产品，恐怕不是我们从来不曾产生过‘史诗’（Epic）的民族所能企及的。然而斯宾格拉的大著，虽名满天下，耳熟能详，唯实际上真有几个人曾把原著读完的，纵使能够勉强读完，但能够由此窥见其见解，得到一个综合的观念的，恐怕寥落如晨星了。”那个时代的人还有乘船漂游之乐，能够在舟中岁月从容读书，而且就此发展出与伟大思想家的触碰，对于学人来说自然是莫大之快事。需要提及的一个事实则是，即便在本国同代学者中，斯氏也并不获重视，他的身份不过是中学教师，韦伯等大学者并不是很看重他的学术成就。不过我还是赞同黄文山的观点，英雄不问出身，斯氏所提出的“西方的没落”的观念，其理论构建成功姑且不论，确实是发现了重大命题；而且其开出“文化形态学”之源头，意义极为重大。或许正是从中窥得斯学得以延续开辟的可能性，黄文山乃致毕生精力于“文化学”构建，而仍不可谓成功，为什么？

就现代学术史来看，“社会学”的兴起与“文化学”的夭折，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比较现象，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亦然。当然就德国学术传统来看，则还有“国家学”的铩羽，可见一门学科的兴起成长，远非简单的努力用功就能奏效，在人力之外，还有天时地利的汇聚合力。譬如“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就有韦伯等大家为之摇旗呐喊，但最终也没有能获得一独立学科的地位，反而都归属到了“社会学”的学科定名大旗之下。其他诸如符号学、现象学等，其实理论构建都相当强势，索绪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是大家，但学科本身也均未在大学与学术体制内获得广泛的成功，那也都有诸多缘由；另一个值得考察的对象是心理学，其实心理学本身也并不是一种强势学科，但却基本上在制度内获得了生存的可能，而且逐步发展起来。所以，就学科本身的建立和发展来说，其实有其自然存亡消长的趋势和规律，不宜强求，但对求知之学人来说，我们应承认，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实未尝不是一种好方法。

赵立彬强调“从学科史透视思想史”，自然是很有眼光与远见的观点，这也使得仿佛单一的学科史立即获得了更高端的知识资源补给，让人刮目相看；但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还需要从学术史审视学科史，由思想史勾连知识史，如此或能使得一幅更为立体系统的宏观图卷得以形成，庶几不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知道，“在构建新学科的过程中，学人之间的联系、协调和呼应十分重要。而在‘文化学’的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中有相成和相应的，也有相反和相对的关系”。他列举了一系列学术史事实以说明学界中人对文化学的参与、介入或博弈，这应当可算是学术社会学的内容，确实重要。我们在研究学术史的时候，会很清楚地发现一条非学术的线索，就是学者也是社会生存中人，甚至他首先必须完成作为社会人的义务，这是我们在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时候所不能忽略的。王汎森提出“思想史”与“生活史”的交集，即是看到了这“貌似庸常”与“阳春白雪”之间的血脉关联。所以在我看来，“从社会史观照学科史”也是非常必要的，正是在社会维度的观照下，我们知道学者（或思者）都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仙流”，他们也一样需要衣食住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也不能摆脱具体的制度环境和语境的复杂缠绕，这样的思想才是鲜活的思想，是“语境中的思想”，是“原初的思想”。当然赵立彬想特别凸显的，或许更是学术和思想不可分裂的关系，此前有所谓“有思想的学术”或“有学术的思想”之说，其实在我看来，两者不可或分，真正的学术必然是有思想的学术，真正的思想也必然要以学术为底气和依托。这近乎“有头脑的世界”与“有世界的头脑”，即我们必须使自己的头脑沉静下来思考，同时也不能脱离必然要依存的外在世界，两者必然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关系。

学术发展到今日，西方为主导的知识体系面临范式转型的必然过程，正如郑永年所言：“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来生存。”当然，客观分析条件是一回事，在现实中是否有实力和能力改变之又是一回事。但我想将马克思的话倒过来说，即一方面哲学家去勇于改变世界固然是了不起的，但另一方面思想者的本分还是首先努力去阐释世界。因为阐释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挑战、难度极大的探索性知识工作。

就全球史进程来看，十九世纪以来的“分科治学”也到了一个久分思合的阶段，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真说出了普遍性的道理。当然如何过渡，如何分合，如何完成最后的知识谱系定位，则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恐怕也并非仅是“彼可取而代之”这么简单，人类的问题往往就是连孩子带脏水一起倒掉了，事实上其关系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渗。最近郑永年提出“知识短缺”的问题，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发掘出相关的重要命题点；当然他主要还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尤其强调“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这当然很重要，在他看来，“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这其实还仅是在就问题论问题，或许我可以略作补充的是，有效知识不足乃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譬如对于科技发达（如克隆人）造成的伦理危机、对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危机、对资本疯狂引发的制度危机……太多的问题我们给不出有效知识备用。而像“文化学”这样的学科探索，属于那种仿佛阳春白雪，但却真的可能派上大用的学问。世界的核心问题，仍将首先立足于仿佛抽象无用的“理论知识”的有效探索，亦即“有效知识”或“增量知识”的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自然出现。所谓“两个斗争”或“两种冲突”，是具有根本性的元问题，都在德国近代史中发源，一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一是俾斯麦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两者后来都延绵到世界范围，成为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大“问题”，前者由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革命，后者则由文化斗争而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的冲突”（有趣的是，德文版的翻译就是“文化斗争”）。郑永年也试图给出答案：“中国也有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那就是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初，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那段时间。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是真正了解中国、负有国家建设责任心的一代人。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很难从顶层设计转化成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在转化过程中错误百出。近来的金融市场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通过这段论述，或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郑氏探讨问题的关心所在，我认为，其实需要辨析一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即知识的不同向度和层次，在我看来，如果说学术乃是高端的高深知识的表现，那么讨论知识转型则必须考虑到世俗知识、普通知识的层面。具体解释之，世俗知识是不必经过专门教育，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家庭、社会的口耳相传就能够传播并发生作用的知识。包括宗教知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知识。普通知识是通过一般的教育过程来接受的知识，就是学校里可以传播的教育知识，既有一般的规训，也有普适性的常识，这是社会大众接受面最广的知识类型。高深知识指的是专门性的趋近于学术研究的专业知识，是学院派的立身之基，也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学术担负的使命，是不以是否直接致用为标准的，当然这些高深知识肯定是有其致用性功能的，只不过不一定按照世俗标准来直接兑换利益罢了。但需要指出的是，每种知识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彼此不相关的，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关。

“知识史”“文化学”乃至“文明学”的建构，或许是我们介入时代语境，探讨现实问题的另类方式，因为这些仿佛“高大上”的“阳春白雪”需要学者沉潜下来，进入到学术、知识与历史构建的“真空”里去，有时甚至是脱离现实过分抽象，但其中确实关乎人类乃至世界问题的微言大义存焉。在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不但有学术本质意义上的推进，锱铢积累，求其效应，譬如《比较文明学》（方汉文著）初步提出了一些思路，但如何成为“增量知识”或许还有待来者。我们只要看看外国学者的工作范式就可以知道距离所在，譬如日本学者中村元的大作《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比较思想论》就是让人很觉得开卷有益、启人心智的大作，但那首先决定于作者的学养、见识和气象；若暂不能达致也不要紧，像赵立彬这样沉入历史语境，悉心勾勒和梳理前辈的贡献和经验，再加有独特的学术史意识，自然也属为中国现代学术添砖加瓦的极为踏实、沉潜和有价值的积累性工作！无论何种学科，其兴衰消长如何，地域命运差异如何，都无非是人类在寻道过程中的探索工具，最关键的还是参与者需要有自觉意识，承担起应负的历史责任与知识责任，这或许也正符合作者通过这番学术史梳理工作而达致的认知：“从‘文化学’在近代中国的建构历程中可以看到，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和对中国文化历史地位的自觉）的派生。因为需要认识世界其他文化、认识中国自身文化、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作为理论工具的‘文化学’在中国受到重视，吸引了众多学人的参与建构。来自西方的‘文化学’的种子，落到了近代中国这样一种最有利于其生长的土壤之中，尽管先天不足，但在一定条件下还是不断成长。”压在纸背的，或许是更加自觉的“文化意识”和“知识自觉”，是面对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面临的自身文化立定的知识底气探寻意识，其中还有更广阔范围的世界知识范式转变背景下的双重应对意义，设若如此，这部梳理“文化学”学科史的著作也就有了更为深远的学术眼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