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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宝麟|国民党中层官员日记与抗战时期蒋介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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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研究是目前民国史的热门领域,特别是随着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获广泛运用,蒋介石研究已取得极大进展。蒋介石研究与政治环境有相当大的关联。海内外的蒋介石研究,特别在中国大陆,在大体上已翻越以往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研究尺度更显宽松,各类研究论著大量涌现。如今,几乎所有海内外重要的民国史学者均触碰过蒋介石研究。无疑,蒋介石研究是近十年来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显学”。

 

在21世纪前,由于资料不足,蒋介石研究常依赖官方文件、演讲、他人回忆录和报刊等边缘性史料。史料永远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有赖于相关史料最大程度的扩充和利用,蒋介石研究的推进得益于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已刊)、蒋介石日记及其他相关民国档案的开放。相对一手史料,回忆录无疑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而且由于1949年两岸分治,各种回忆录立场各异,对蒋介石的记述和评价也大相径庭。回忆录是相关当事人事后写就,与事实本相已有一定时空距离。还有一种史料也包含对研究对象观察评价的内容,即时人日记。

 

抗战时期,王世杰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徐永昌任军令部部长。王世杰与徐永昌是国民党党政军高层人物,又深得蒋介石信任,襄赞战时政治与军事机要。此二人日记所记要事颇详,且出版时间又早,是目前最有价值的国民党官员日记,也是长期以来抗战史与蒋介石研究的重要史料。

 

除此之外,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有一些“非核心”与非高层的政治人物,他们官至中央部会的秘书、一般幕僚或副职,无法厕身重大决策,与蒋介石也无太多机会直接接触。目前,在这类人物中,王子壮与陈克文留存并出版的日记较为重要。

 

王子壮,1901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祖籍浙江山阴,少年时入济南德文学馆,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专攻法律,并受五四新思潮影响。1923年王子壮学成返回山东,任法政学堂教师,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起,王子壮在山东从事党务活动,任省党部执委会常委兼青年部部长,主持民众运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子壮随丁惟汾至南京,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冬,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次年又任铨叙部政务次长。1939年,辞中央党部秘书职。1948年8月,王子壮在南京逝世。他年少时即奉父命写日记,此后时断时续。1999年,王子壮留存日记由其家人捐赠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由该所影印出版,计十大册。《王子壮日记》收入王1921~1923年和1933年的零散日记,以及1934年至1946年7月24日的完整日记。

 

陈克文,1898年出生,1986年辞世。陈克文于1925年加入国民党,1935年加入国民政府,任行政院参事13年,1948年初当选为立法院委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该年年底至1949年10月,任立法院秘书长,之后定居香港,淡出政界,主要以中学教育为业。陈克文留存日记从1937至1950年,缺1941、1942两年,1944~1947年间亦有大量缺记,另外有1952年3~5月印尼之行日记。《陈克文日记》由其子陈方正编辑校订,由台北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排印本。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简体本。

 

从政治身份和职位而言,王子壮为“党人”,长期从事地方与中央的实际党务工作,亦有中央部会副首长的从政经历。陈克文原为汪精卫“改组派”成员,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几年内处于政治边缘地位,之后长期在行政院从事总务、文书类的实际政务工作,与国民党组织系统无太多瓜葛。抗战时期汪精卫叛逃后,其派系色彩渐淡。以此二人所处的职位论,他们的日记可算得上是一个观察国民党政治的“中层视角”。

 

抗日战争对蒋介石个人的权势变动的最大意义,就是1938年蒋在党内真正确立法定的独尊地位。在1938年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蒋氏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

 

王子壮本人并非拥蒋派,对国民党内政治架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颇倾向于恢复孙中山式的领袖制。有一段时间,王子壮认为:“革命政党即有须集中之组织、独裁之领袖,然后一党始能措置,裕各发挥其效用。”国民党中央之所以没能体现革命性,拥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症结在于“无中心之势力”,其弊端缘于孙中山逝世后党内的领袖制改为委员制。1938年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采取总裁制,并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实行总理职权,这着实让王子壮高兴了一阵,他甚至觉得“本党历史上又有恢复领袖制,总理逝世十三年以来最伟大之成就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逝世造成“党的重心失坠”,以常委制维持,蒋介石在其间渐成“事实上形成本党之重心”,虽然蒋氏组织以个人为中心的CC及黄埔系,但总裁制确立后希望“总裁亦当以天下为公之心对全党作公允之指示”。

 

陈克文未亲历国民党临全大会的总裁、副总裁选举,他于翌日听同僚描述会场情形,深有感慨。他认为国民党重新确立领袖制后,国民党的精神能否从此增进,党内斗争能否从此消失,还无法确定。这或与他的汪派政治身份有关。不过,陈克文对蒋抱有很大期待。1937年底,国民党放弃南京,中央党政军机构暂驻武汉时,日军兵锋正盛,中国的抗战形势不容乐观。陈克文认为,此时“中国现在真是少不得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有他这样的一个领袖,国家前途是不会绝望的”。蒋介石能于1938年任国民党总裁,完全确立领袖地位,与抗战爆发后蒋坚定的抵抗决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党内才能凝聚较一致的拥蒋“民意”,使反蒋各派系也无力撼动蒋介石独尊地位的既成事实。

 

在抗战前,蒋介石用他娴熟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党内各派系及地方实力派的挑战。当然,蒋个人“勇于负责、不辞艰苦、力争上游”的政治性格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蒋介石本人在意识形态建构上并无过人之处,王子壮称其为“最实际的政治家”。此后,蒋的这种现实主义从政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行事用人之道。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完全确立党内领袖地位后,对党政军各方面均能严控在手,说他是独裁者也不为过。蒋介石的独裁,除了归因其权欲和手腕之外,还在于有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人马。1931年底,蒋介石因粤方反对第二次下野,他总结失败的原因是“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之后,培植幕僚班底成为蒋介石独裁地位确立和稳固的重要保障。不过,蒋氏的亲信和幕僚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即拥蒋派内部派系林立,争斗激烈。一方面由于各路人马各有政治背景,或彼此有宿怨;另一方面也和蒋介石“分治”的手段有关。王子壮在抗战前发现蒋介石对其周围亲信的部署“概赖军法”,即“在党,信赖二陈,政则依杨永泰,军事则以黄埔为中心,是对各路均有一部领导之实力”。这种驭人之术类似用兵之法,以上3派人马加上宋子文、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政军党财各以一路人马为主力,且又可以收互相牵制之效,殆鉴于历来中央政权时有旁落之虞,乃有此发现欤”,当时各路人马“尚无冲突”。他预测蒋的方法如果能指挥裕如则可,“但如彼此水火,必将误大事”。

 

蒋介石通过党内不同派系和人物掌控党、政、军、财、特等各方面工作,他们都对蒋单独负责。这既有助于蒋形成个人独裁的广泛人事基础,又能使各派系和各方面工作互相牵制,防止一头独大。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即蒋掌控下的各路人马的高内耗。在战前,拥蒋各派之争已露端倪,只不过在反蒋派与拥蒋派矛盾下被掩盖,而且王子壮不在核心圈内,估计难知详情。到抗战时期,各派已势如水火,矛盾冲突公诸党内外。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即全党的领袖,原打算对党内同志一视同仁,不再培植党内派系为己所用,但事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他曾下令解散一切小组织,命在党务系统内根基尚浅的朱家骅出掌中央组织部即出此意。但朱家骅替代二陈兄弟后,在党内自立门户,与CC系关系恶劣,而CC系与黄埔系、政学系的矛盾更为显著。有人谓:“党内之各派皆由蒋先生所手创,至于利害关头,彼此斗争,几有不能震压之势。”王子壮认为党内有派别并非致命伤,但现时国民党各派系几乎形成“封建集团、宗法社会”。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争夺政治资源,“活动”中央委员名额,国民党内各派合纵连横,竞争趋于白热化。据身历其事的王子壮看来,这次大会后,“极见人心之涣散,领袖之尊严为之减低不少,党内之分歧必形成力之分散”。对于党内派系争斗,蒋介石并非熟视无睹,他曾多次严厉禁止小团体活动,强调党内“团结”。然而,为了寻求政治平衡,蒋宁可默认派别活动的存在,但求“服从”,以防某一方“独擅”。

 

蒋介石在宏观上驾驭各方的同时,在微观上喜好直接插手具体事务。前者形成蒋集团内耗,后者则显示其个人缺乏统筹能力,这些都导致蒋介石个人威信受损。陈克文发现,蒋介石热衷于过问各种具体事务,但“以蒋委员长现在的地位,许多事不应该直接负责,以免政策的执行发生困难,同时也可免他的威信尊严发生影响”。

 

蒋介石的手令数量极多。据一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人士估计,从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从室累积收藏蒋的手令达120余箱。许多研究者认为,蒋介石手令是越级指挥和人治的体现。张瑞德通过对藏于两岸的2000余份手令的分析研究,认为蒋大量颁布手令是战时权宜措施,军事方面最多,政治方面次之,党务较少,手令内容越级指挥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的情况仅为作战方面的手令。张瑞德的定量定性研究,当为蒋介石的“手令”正名。不过,在彼时,蒋的手令确实令底下做事的人无所适从。陈克文在行政院处理具体政务,发现蒋介石下达的命令常常不能贯彻。连主事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对蒋的手令都是阳奉阴违,推延了事。由此,陈克文认为蒋的威信与权力其实是不相称的。另外,陈克文发现作为领袖,蒋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喜欢把一切的工作人员变成自己的直接部队,直接指挥、直接监督、直接考核,全违背了分层负责,权限分明的组织道理。”王子壮有同感,他认为蒋介石一方面要求各机关切实实施,分层负责,另一方面又“手谕纷然,每致各机关弃置原有工作计划,专为应付手谕”,手令(手谕)多由临时感触而发,无统一性,常互有抵触。

 

昔人有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王子壮与陈克文既是国民党决策圈的“局外”人,是国民党高层政治的观察者,又是“局内”人。游走于局内外之间,知人论世或有真切所在。王子壮和陈克文在各自的日记中对蒋介石有大篇幅的记述,其中有目睹者,有耳闻者,更有所想所感者。相比回忆录,这些观察最大的不同是即时性,所言未必皆符合事实,评介或许也见仁见智,但在日记载体上更显得“口吐真言”。

 

从史料载体的角度看,日记自然是一手资料,但日记中所载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一手。日记的史料价值应体现在与其他各类文献比勘印证上,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研究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参阅王、陈二人的日记可作为与蒋介石日记及其他史料的对勘物,或起一些补充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二人所记蒋介石事迹的行文方式与否臧所评则是观察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形象建构的一个独特视角。

本文选自《民国研究》第30辑,作者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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