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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上真理子|由“生元说”看孙中山的科学观

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职,退而定居上海,专心著述。孙中山写于同年7月的一封信显示,此时他已开始关心科学。


近日父得阅一书为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其思想为极新,驾乎近时学者之上。待孙夫人看完,我当寄来汝。汝可译之,亦可开中国学者之眼界也。


这是孙中山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信中推荐的Cell Intelligence(《细胞的智能》)一书,著者是美国人圭哇里(Nels Quevli),扉页著者名后附称其为注册药剂师和法学士,但生平不详,只知另著有Enzyme Intelligence(《酵素的智能》),几近无名。孙中山如何了解到圭哇里该书的信息不得而知,但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中确有此书。


该书名《细胞的智能》已自不凡,而其副标题之长更是不同寻常。孙中山或因其长而略作“进化原因”的副标题,实为全书内容提要。


细胞的智能:成长、遗传、本能行为之起因。细胞乃具有意识之智能物,因此方得设计、组构一切动植物。其方法与人建造房屋、铁路及其他构造物同。本书旨在验证此一事实。


圭哇里承认生物进化的法则(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同时反复主张进化非因偶然(突然变异和自然选择),而是细胞的智能作用(积累记忆,基于明确目的进行判断、行为的能力)被发挥出来的结果。通过显微镜可观察到,一切动植物皆为具有智能的细胞的共同体,而且无论单细胞生物还是多细胞生物,其作用并无差异。他还说,依现代科学的水平,虽然还无法解答细胞及其智能到底如何发生,但却足可轻易地验证其智能的存在。他因此断言,决不能够仅把细胞与遵循机械性定律的无机物或化学性物质等而视之。值得关注的是,圭哇里为其学说反复引证的科学根据是显微镜下对细胞详细观察的结果。该着眼点对在西医书院求学时起即十分熟悉显微镜下微观世界的孙中山,无疑具有极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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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Intelligence扉页,京都大学文学部藏


圭哇里认为细胞具有与人一样的智能,此论当否姑且不论。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对该论感佩之余是如何对其展开详细论述和发挥的。在上述致孙科信的第二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圭哇里之说被阐发为“生元说”。


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则前时之哲学家所不能明者,科学家所不能解者,进化论所不能通者,心理学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为学问之试验场矣。


孙中山还论道:“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空中之飞鸟,即生元所造之飞行机也;水中之鳞介,即生元所造之潜航艇也。” 显然,该段论述与前引圭哇里著作之副标题十分相似。


那么,孙中山为何创造“生元”以替代“细胞”?“元”除“本源”外,还意指“最重要者”。不妨认为,孙中山创造“生元”以取代语感上偏重物质的“细胞”,其意图在于强调细胞生命的重要性。此处可见“生元说”的第一个特质。


如圭哇里所述,“生元”是生物进化的首要原因。而孙中山则更进一步,将“生元”置于包括无机物在内的世界进化史中加以论述。他说,世界进化分三个时期。第一期是物质进化之时期(太空中物质聚而成地球的时期);第二期是物种进化之时期(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的时期);第三期是人类进化之时期(人类依相互扶助原则实现人类进化目的的时期)。在这里,所谓“生元”在物种进化时期依物竞天择之原则由低等到高等逐步进化。就此点而言,“生元”即使其本身具有智能,也似乎与人类进化时期并无关系。


然而,如上所述,圭哇里提出其观点时将细胞的功能比喻为人的行为,孙中山也基本继承了该观察视角。圭哇里“细胞的复合体形成共同体或细胞共和国”之说,与孙中山称“人身既为生元所构成之国家”若合符节。如此,则构成现实中国家“生元”的只能是人。所谓生物进化,是生命体形成无数“生元”集合体,各“生元”的功能发生复杂分合的过程。在进化达到最高级的生命体中,各“生元”分别发挥知觉、传递、运动等作用,保持理想的和谐状态。而将此认识转用到国家形态上的,是孙中山对人类进化的阐释。


在《孙文学说》中,人类进化的阶段被分为“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随着这种进化,国家的“生元”即人分化成“为创造发明”的“先知先觉者”、为“仿效推行”的“后知后觉者”,以及“为竭力乐成”的“不知不觉者”;因此,要实现人类高度进化,“知觉生元”(即“先知先觉者”)、“传递生元”(即“后知后觉者”)和“实行生元”(即“不知不觉者”)须密切合作,发挥相互所需要的作用。至此,孙中山描绘的建设理想国家的道路通过“生元”和进化的逻辑得到证明。与进化论结合并将其运用于国家,是“生元说”的第二个特质。


将国家比作有机体的论点,可说是所谓“国家有机体说”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与强调须忠诚和服从国家的集权主义国家论存在明确界线。圭哇里就细胞“共和国”这样论述:


(细胞的)智能发挥作用的生命体,应不存在特定的核心。细胞本身各自就是智能的核心,无论被安排在任何地方,在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情况下,似乎都理解各自的任务。细胞共和国的每位公民,都是拥有智能的爱国者。那是每人都赞美智能和独立,同时又为整体福祉而合作的民主主义。


当然,圭哇里重视的“共和国”整体的福祉,必须通过各细胞的牺牲及恪尽职责才能实现;但那完全是发自每个独立细胞的自主性智能的功能。对于功能分化为脑细胞、神经细胞、运动细胞的高等生物,该原则也不会动摇。比如,圭哇里在高度进化的神经细胞那里看到的是细胞相互“制衡”(control)的关系,而非“支配”(domineer)关系。受圭哇里细胞论启发而产生的孙中山的“生元说”,不大可能走向承认独裁及集权主义的国家论。


总之,孙中山把“生元说”与进化论结合起来,试图以此对从宇宙诞生到人类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历史进行科学把握。衡诸当代标准,这样的理论若称为“科学”或使人感到异样,却绝非孤立于同时期进化论论坛之外。运用科学理论进化论纵览万物进化历史,并从中找出一致性,是当时许多人都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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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作者武上真理子,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标签: 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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