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材料和新看法，新编年谱中都编写了进去。当然，这些说法不一定准确和真实，但至少提供了一些新内容，可供研究时参考。
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王明年谱》，是在周国全先生和我一起编写、1991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明年谱》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而成的。与原来的《王明年谱》相比，新编《王明年谱》，字数大大增加，内容更为详尽和全面。原来的年谱只有16万字，写得很简单，很多内容没有写进去。新编《王明年谱》的字数增加了好几倍，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详尽的关于王明的年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明的一生，以及有关王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部年谱充分利用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王明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为了编写《王明评传》，周国全先生和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查阅了关于王明的档案。原来的年谱虽然已经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但还有很多材料没有利用。而这些档案材料非常宝贵，可能至今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过。因此，这次新编年谱时充分利用了这部分档案资料。
除了国内的档案材料外，我于1995年曾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到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书刊，并复印了其中的一部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还送给我一套俄文版的《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这些档案资料和书刊，国内的学者大部分也没有看到过，这次新编年谱时也充分地加以利用了。
此外，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曾送给我一套由其母亲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以及一些单篇的回忆录，如《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和毛泽东》，以及有关王明两次中毒的材料，如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所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等。孟庆树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书虽然已由莫斯科《本体心理学》慈善基金会于2011年在莫斯科出版中文版，但国内的学者很少有人看到。其他的资料，国内的学者就更少有人看到了。
这些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看法。下面列举几例:
一、关于1927年3月米夫率领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到中国的任务。过去对此不太清楚。据王明说，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二是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三至六个月，人数为三至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15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并带来五万美元作开办费。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如果真像王明说的那样，当时马上举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并马上扩军，这对于挽救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是会起到重要作用的。
二、关于顾顺章叛变的问题。过去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说不是他们，而是秘密党员“老鲍”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说老鲍(老包、又叫王八旦，都是他的党内代号，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来同志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是秘密党员。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12个机关的命令时，这位多年来保卫着党的机关和干部的同志，立即把顾顺章被捕叛变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过了不久，李克农和钱壮飞两同志从南京逃到上海。他们俩是隐藏在蒋介石、陈立夫和陈果夫特务总部内的共产党员，而顾顺章知道他们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听到有人打电话给陈立夫说:“共产党特务头子顾顺章被捕，供出12个机关”来时，他们立即逃走了。而他们所听到的，和老鲍得到的消息一样。此后老鲍虽然不再受信任，但并未马上被撤职。直到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在领导抗日运动时被日本人杀害了!
三、关于向忠发的被捕，大致情况都了解，但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王明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由于蒋介石觉得向忠发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
四、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据王明说，他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无法开展工作。他们虽然时常搬家，但仍然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国际决定调周恩来和王明一起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他们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并派人来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临行前，周恩来改变了计划，说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从莫斯科回来，他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资格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于是，王明就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
五、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负总责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负总责，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据王明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并不是他提议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五人，即平时已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博古、陈云、洛甫、康生四人，加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福坦。在周恩来和王明离开上海前，曾开过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解决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卢福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恩来和王明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开始一个时期，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就是五人轮流当主席，以后才逐渐地由博古自己一人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了。因为卢福坦自知不行，不再闹了。洛甫没有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陈云、康生自觉政治上不强，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谁也不和他争了。
六、周恩来与王明曾一起编辑《南针》杂志。这个情况过去谁也不知道。据王明回忆说:1931年9月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们去莫斯科后，他们觉得工作这样忙，哪能离开?于是两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动，就在家里合编刊物好了，于是出了一个小型指导刊物，名叫《南针》。王明用韶玉等笔名，周恩来用苏广等笔名写文章，帮助干部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可惜因为他们相继离开上海，《南针》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几期《南针》在共产国际都有)。
七、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过去我们只知道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中央苏区，是因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但不知道是怎么决定的。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主要是因为工作环境更加糟糕，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致电共产国际，问怎么处理?共产国际的同志就找王明商量，当时也未想到什么办法。恰好王明这时候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是恩来同志用中国信纸和毛笔誊清的)，其中谈到斯大林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发展军队，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就像吴佩孚在四川练兵，然后再打出去。四川是个发展苏维埃红军的好地方。等将来苏维埃红军更加发展时，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请他考虑:中央苏区有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可算是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了避免破坏，可否让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共产国际领导人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解决，须请示斯大林。结果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康生到莫斯科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还带去了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这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搬到中央苏区去的。
八、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过去只知道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不能清楚共产国际是怎么决策的。王明在《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这个电报是他参加起草的。他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的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曾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根据这个电报进行的。
九、关于1938年王稼祥带回的支持毛泽东做领袖的口信问题。大家都知道，王稼祥在1938年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与他谈话，让他回国后告诉大家，要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口信。这对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据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他还说:1950年底他们到莫斯科后，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同志对他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去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的面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也对这个口信的真实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十、关于王明两次中毒的问题。在《中共五十年》即《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王明一再说在延安时毛泽东曾派人毒害他。国内学者都认为这是他对毛泽东的污蔑。但根据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材料可以看出:王明确实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于延安严重汞中毒，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护士拿错药在河北省平山县朱豪医院再次中毒。虽然这两次中毒都是医疗事故，但中毒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并不是他的编造。
对于这些新材料和新看法，新编年谱中都编写了进去。当然，这些说法不一定准确和真实，但至少提供了一些新内容，可供研究时参考。
新编《王明年谱》还充分吸收了20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的成果。这20多年来，关于王明以及与他有关的问题的
研究很大的进展，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评价和分析也更加客观。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提供了很多关于王明的新材料。除公开出版物外，还内部出版了一些论著，例如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出版的施巨流著《王明问题研究》，就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新编年谱充分吸收了这些数学成果。连同过去出版的书刊，新编年谱共引用各种书籍250多本、报刊70多种。当然，很多论著对同一事件的回忆、看法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完全相反，可谓众说纷纭。为了客观地反映王明的一生，我们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并对有关事实做了必要的考证和说明。至于如何评价，一般不做过多的分析和评判，以便让大家在比较中弄清事实，辩明是非。
在编写中，我尽量引用原版书籍，并对引文注明出处。例如对于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大家看到的都是根据《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俄文版翻译，由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内部出版、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再版的书。但这本书在1979年就由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两本书内容虽然基本一致，但字句有很大的不同。字句不同，表述的意思就会有一定差别。应该说，苏联出版的中文版更为准确。我一直不理解，当初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这本书时，为什么不直接采用苏联出版的中文版，而要由俄文版翻译过来。有趣的是，2009年香港哈耶出版社曾将《中共五十年》改名为《王明回忆录》出版。后来，这本《王明回忆录》又有人假冒中国军事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为了使这本书的引文更加准确，新编年谱全部采用苏联出版的中文版。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的材料，新编年谱尽可能地对每一条材料注明了出处和来源。遗憾的是，由于20多年前编写年谱时没有注明出处，很多材料已经丢失，以致现在无法查阅，因此一部分材料未能将出处注明。另外，很多材料来源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这些材料也不能一一注明，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当然，新编年谱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对于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档案资料，没有能够全部复印回来;对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未能前去查阅。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这两个时期王明生平与思想的记载。以后如有机会，再想法补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