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

　　巴西利亚的建设、俄罗斯的集体农庄和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国家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该如何行事？在长达10年的调查、研究与探讨后，詹姆斯·C.斯科特，这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得出了他的答案：是国家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本书获2000年度美国麦特·道亘 “最佳比较文学图书”奖，值得关心国家发展、对政治学和人类学有兴趣的读者一阅。


　　19～20世纪是人类最为辉煌的时期，人类的能力被各种科学大大地扩张了，他们不仅不断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断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些引以为自豪的项目背后，居然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斯科特在这本书中阐述了许多失败的项目，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农业；从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每一个项目都很辉煌，但是带给人们的却是巨大的灾难。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含糊的词汇，斯科特在书中用了另外一个术语——社会工程——更直接地传达了这些项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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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项目的批评上，他试图给出一些解决的思路。从行动层面上，斯科特仅给出了很简短，但是很有意义的告诫，他说至少有四个原则可能帮助人们避免这种失败。在理念的层面上，斯科特提出了“米提斯”的概念以强调实践知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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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文字：

　　20世纪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错误?詹姆斯．C．斯科特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国家规划中的各种失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揭示了所有这些规划灾难的共同条件。他认为，这些失败教育我们，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必须要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在这个世纪中最有意义和启发的研究之一……对现代国家成长最吸引人的解释……斯科特提供了反对滥用国家权力来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最有力理论。

　　　　　　——约翰·格瑞(John Gray)，《纽约时报书评》

　　富有启发意义和文采斐然的作品，这部著作呼吁要拯救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纽约客》

　一个有说服力的、在很多方面很有洞察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社会改革的巨大项目总以灾难结束，更不用说革命了——苏维埃的灾难是一个对充满幻想的国家规划的重要批评。

　　——罗伯特·海尔布若纳(Robert Heibroner)，《混合语》

少一些工程思维 多一些人文关怀
　　　　　　　　　　　　　　　　　　　　《南方周末》姚洋
　　
　　1999年我去南方一个城郊县级市做调查，发现它的市政府大楼建在一大片稻田里，原来当初做规划的时候，把政府大楼周围方圆几公里都划成了市区，希望投资者来投资，但实际上投资者一个都没有来。这种贪大之风无处不在。北京修了三环路还要修四环路、五环路，直至六环路；不仅要修路，而且路两旁要各留50米的绿化带。五环路和六环路这样做还勉强可以，但要在四环路两侧各开辟50米绿化带，不知多少楼房要被炸掉。亏得有这些楼房的存在，四环路两侧才没有建成50米绿化带。北京是全国的榜样，其他城市纷起而效尤；无论城市大小，环路是一定要有的，就连一些发达了的村庄，也要建一条绕村的公路。“环路”代表着“现代”、“雄伟”、“大气”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感受。我每到一处，总会看到，当人们说起当地的环路的时候，语气中无不带着几分骄傲之情，言下之意是：“我们也像你们北京了！”
　　这种贪大情绪的背后，正是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所着力批判的“极端现代主义”。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确切地点明了斯科特所要批判的对象。他在书中分析了像前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以及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这样一些本意是要改善人类生活，但在现实中却遭到彻底失败的例子，强有力地向我们证明，这些失败背后，都是极端现代主义在作祟。极端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简单、整齐、雄伟、宏大。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空旷无物，周边的办公楼和住宅整齐划一。它的整个城市布局呈现出极规则的几何图形，但只能在空中看到，地面上生活的人只会感受到枯燥和不方便。前苏联的集体化不仅把农民集中到标准的住宅区中，而且强迫他们种植单一作物，或专注于单一的生产环节，如给动物配种。坦桑尼亚的村庄化把几百万原本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到农庄中居住，原意是为了更方便地向他们提供卫生、教育以及水电等基础设施服务，而且手段远比前苏联集体化温和，但在现实中也遭到惨败。原因在于，村庄化迫使农民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生态环境，失去了和原居住地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生产知识；而且，村庄化追求简单、直线的美学，不仅要求农民种植国家规定的统一作物，而且要求他们居住在沿公路一字排开的标准住宅里。
　　极端现代主义在中国流传之广，可以说已经渗入了每个人的血液。前不久我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花了很长时间批评各地大拆大建、贪大求洋的做法。演讲完毕，一位学生却来问我：“老师，现在农村的住宅很分散，是不是应该规划一下，把人集中起来居住？”我顿时觉得，我两个小时的演讲算是白费了！从上到下，我们的思维仍然是工程式的。这种工程思维的最好体现，是各种各样以数字命名的项目。前几天报纸上登了一家汽车厂雄心勃勃的振兴计划，叫“2211”工程，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努力的方向。黄仁宇批评中国古代不会“数目字管理”，意为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因此才没有发明现代科学，实现工业革命。为了显示和传统的决裂以及对现代科学的亲近，以数字来命名项目就变得非常适用了。
　　但是，社会是不能缩减为数目字的，以工程思维来改造社会，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以北大校园周边的拆迁为例。几年前，北大校园边上的海淀和成府是学生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虽然房舍很陈旧，道路很狭窄，却蕴藏着生活的活力。因为这里至少还有可以称得上是“街”和“市”的东西。就像坦桑尼亚被强制迁移的农民一样，那些被搬迁的居民也永久地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生态环境。海淀和成府都已经被高楼大厦和高层住宅所取代，变得极富现代美感，但社会却消失了。早在1960年代，简·雅各布斯就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对以勒库布西耶为代表的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她发现，这种思想最致命的错误，在于它扼杀了街道生活，进而摧毁了社会。在现实中，我们仍然在轰轰烈烈地大举拆迁，制造一座座没有街道生活的空城。我们今天所秉持的美学原则，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前苏联集体化和坦桑尼亚村庄化的时代，追求宏大、整齐划一以及秩序，是各个城市在拆建过程中一致性的行动。斯科特的书，应当成为我们的一面警钟。
　　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在“现代主义”之前加上了“极端”这个限定词。正如他本人在书中所说，他并不反对现代主义，也不认为社会应该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听任自发力量毫无节制地释放能量。我对他的解读是，他并不反对所有由国家发起的、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事实上，许多这样的项目是成功的，比如由俾斯麦首创、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普及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加坡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温和的强制储蓄政策以及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实行的产业政策等等。为什么这些项目成功了，而像前苏联集体化这样的项目却失败了？
　　我想，这里的关键，说到底是对人性的尊重与否。人性的本质是个人的自主性。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因此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那些失败了的项目，无不以剥夺这些权利为基本特征。基于个人的自主性，就产生了人的多样性。人与人之间可以因为各种原因———自然的、社会的———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如果人的自主性不受约束，则我们就必然观察到人的多样性。然而，正如斯科特向我们所展示的，那些失败的项目无不以追求整齐划一，从而抹杀人的多样性为特征。
　　可悲的是，对整齐划一的追求，仍然是当今中国精英阶层，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的共识。今年早些时候我到南方一个发达地区调查，和当地官员讨论新农村建设问题。在交谈中，我建议当地官员以群众意愿为重来考虑新农村建设规划。一位官员马上回答：“现在群众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自由，村委会主任是村民选的，而且还有管理委员会和查账委员会，村里的账目都是公开的。在新农村建设上，我看就是要做新村规划，不能只听村民的。”这个回答明显前后矛盾。我想，前面几句对村庄民主肯定的话，只是这位官员打的马虎眼，他想说的都在后面几句里。在他的潜意识里，村庄民主不过是摆设，该动真格的时候，还是要政府出马，来个一刀切。民主的实质是妥协，是每个人之间的相互接纳。对于官员们来说，这太复杂了，远不如直接由他们做主来得痛快。可这正是那些失败项目的通病。(P1173614)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2006年8月3日 D30版 阅读）

　　　　　　　　　　　　　　　　　　　社会岂可简单梳理
　　　　　　　　　　　　　　　　　　　《南方周末》毛丹
　　
　　视角不同而看法不同，通常叫见仁见智，言下之意是这些不同意见其实可以被等值看待。但是，一个人接受别人的视角却很难。例如，我女儿(高一)的班主任是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前不久向全班推荐《洛丽塔》，我就很不接受。虽然我从不反对纳博科夫，还喜欢他的《斩首之邀》，另外我也体谅语文老师提倡读名著的苦心，可是我终究认为《洛丽塔》作为小说不优秀，推荐给高一学生读尤其不合适。所以，我揶揄女儿：你老师大概是想用这本书让你们知道，小女生在神经兮兮的年龄最好离老男人远点！我知道她老师不会同意我的看法。这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学生家长的不同视角。
　　不过还有些事以及有些人看事的视角，要比这件事严重得多，很难再被当成见仁见智的问题。半年前，我曾随友人应一家拉链厂老板之邀去参观，看到厂里有很多农村来的十七八岁的女工，一律面无表情，每天10多个小时重复从机器里往外抽拉链三四万条，月工资则不足千元。从国家和某些经济学家的视角看，青年农民到厂里就业纯属进步。而在我的视角里，一边是一个花样少女每天拉扯拉链，而且根本无力改变现状，另一边是她的老板请客一顿饭花数千元，而且这是他的合法权益。这里面就有卢梭所谓的直接让人震惊的东西！
　　我无法说服自己使用某些经济学家的视角，当然更不会傻乎乎地相信女工换到老板的视角看一下问题就能让自己变成老板。这件事给我如下教训：在大多数情况下换视角是不解决问题的。视角差异只是表象，真正问题出在立场或利益不同。如果有些视角受到强大权力的支撑，你更别指望人家转换视角了。某位散文写作明星在电视上提倡：“对事物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他的话颠三倒四，难以操作，意思或许是好的：第一，对一个事物从不同视角看看，可免于片面；第二，类推起来还应多听他人从不同视角得到的看法，可免于偏执。但是，我觉得这种泛泛的好意在两种情况下是无用的。第一种情况是，看特别复杂的东西时，简单转一下视角不见得就看清楚了。第二种情况，有些人或受利益驱使，或受权力支持，根本不听别人的。后一种情况，说轻了是视角固定化或强硬化，说重了该叫视角霸权。不幸的是，权力越大者越容易使用视角霸权。
　　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狭隘视角。我用它去看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觉得它的长处是用一串故事证明：国家看社会时最容易使用视角霸权，一方面把复杂问题简单地看，另一方面又最具有强硬化特征，把两种毛病都占全了。而且，专权程度越高的现代国家，越是不把如何看待社会的问题放入教授间(比如博兰尼和哈耶克之间)、平民间对简单事进行争论的领域。为了使社会情况变得清晰以便于征税、征兵、防止暴乱等等，这类国家总是想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社会情况搞清楚，如有可能就恨不得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张张国家专用地图，打开一张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身份是什么、住在哪里、有多少财富，再打开另一张一看又知道了别的什么东西；国家甚至为此不惜用简单和清楚的社会工程重新建构社会。可是由于社会的历史比现代国家长，又很复杂，国家实际上对社会很多关键方面所知甚少，而且兴趣只关乎社会的少数几个部分，结果这种国家简单梳理社会的著名工程几乎个个都出了大问题——比如在对待自然和空间方面，德国曾经认定森林的用途就是提供木材，于是要把森林弄成各种单一树种、整洁清楚的林子，地道的农民当然认为那种林子不如叫做木头军团；又如在处理城市建设方面，巴西利亚、芝加哥某些城区几乎完全按照典型的政府规划、计划建筑起来，结果一般街区、街角自然形成的社会聚合功能也就自然消失了；至于在农村社会改造方面，前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运动都是著名的败笔。
　　说到这本书的短处，我觉得它远比《道义经济学》要来得书生气。斯科特在这本书里似乎沉迷于描述国家视角的简单荒谬以及关于自然、城市、农村三类社会梳理工程的恶果。这些描述活灵活现，充分显示了政治学家斯科特在历史学上的才华。不过，他描述细节的做法多少减弱了对一个重大政治学问题的探讨，即：简单梳理社会的工程如此荒谬，为什么可以一再上演？书里虽然提到有四种因素构成了国家实施梳理社会的工程的基础，包括国家制度、国家的某些极端化的信念、独裁、公民社会力量弱小等等，但是，它对国家视角受国家权力支撑，强调得还是不够。其实，国家的视角和国家视角指导下的国家行动，危险性主要还不是来自于它的片面，而在于它的偏执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撑，成为独断力量，变得难以被社会、个体所抵挡；一句话，它变成了霸权性视角。所以，以下两种现象就变得很常见：其一，只要国家权力不能得到很好的社会节制，国家简单梳理社会的项目或工程总是会出现的。其二，在不发达国家、社会节制力较差的地方，这种危险性往往更强。在这类国家，也许谁都知道国家治理社会最好是采取裁判模式——把自己当成足球赛场上的黑衣法官那样去主持、维护一个公平的社会合作竞赛的秩序，而不是自己去充任球队老板、教练、球员，最坏的结果则是同时既当裁判又当前锋。可是，在这类国家中通常有两种力量在要求或有利于国家实施简单梳理社会的工程：其一，在国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尽快建设强大国家的需要容易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其二，后发展国家要加速社会成长，常常需要国家干预或推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公众、社会节制国家权力的愿望和能力都会明显降低。
　　有评论者说斯科特的书解释了“20世纪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错误……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必须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我觉得这种评论不大对头。不受节制的国家权力根本就不屑于学习地方知识。我宁愿相信斯科特的本意主要是反对滥用国家权力去重新塑造社会。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有一段话，很好地表述他的态度：“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它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由。我的观点是，一个受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是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总的说，我认为斯科特的书是好书，政府官员尤其是把自己变成政绩冲动型动物的那类干部，应该读一读的。可惜大多数干部通常没有时间读书。而且说到底，不能指望哪一个政府、哪一级政府完全放弃梳理社会的心思，那种收敛要建立在强大的社会权力基础之上，以及国家间竞争较为平和的氛围之中。所以，我只能期望普通读者去读读这本书——如果因此明白期望政府不仅维护社会秩序而且包办社会建设，是一件有害的事情，或许能对国家视角的收敛起一点点作用。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2006年8月3日 D30版 阅读）

　　　　　　　　　　　　　强制的现代化与软弱的公民——读《国家的视角》
　　　　　　　　　　　　　　　　　　《中国图书评论》吴小彬

　　一本书，可以漂洋过海影响遥远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见证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没落；一条路的变迁，至少可以成为一座城市历史的侧记；那一棵树呢，包括它的每一片落叶，也不会是没有什么寓意的吧。
    在我居住的城市里，原来有一条林荫路，高大的梧桐和柳树组成了一道浓郁的天幕，为人们遮住夏天灼人的阳光。这座城市树木很少，林荫路就更少，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并喜爱这条路。几年前，市里按城建规划要扩建这条路，必须砍掉树木。许多市民表示反对，记得当时报纸上还发表过几封读者来信，不同意伐树辟路。最后，这些树木还是被砍掉了，一条崭新、宽阔的大道取代了林荫路，让来往的机动车顺利行驶。可是，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却失去了林荫的庇护，被迫在炽烈的阳光下走这条路，有人说这条路成了“火道”。几天前，我路过此处，看到近年来猛然增多了的车辆，在交通高峰时又在这里拥堵，我想起当初一位市民的话：除了砍掉树木，我们难道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把不顾自然和社会的复杂情状，使用权力强制推行简单化和清晰化的工程项目的做法称为“极端现代主义”，他说这种行为方式来源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或霸权式的计划思想”。在详细研究了德国森林工程、巴西利亚城市建设等事例以后，斯科特指出，清晰性和标准化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但这种清晰和标准在许多情况下却给自然与社会带来生态紊乱或麻烦。比如巴西利亚的建设。按照雄心勃勃的政府高官和设计者的构想，巴西利亚要建成为一座示范城市，整个新首都是一个反对旧巴西的腐败、落后和无知的宣言。因此，这座城市建起了巨大的广场、笔直宽阔的道路，行政中心、商业区、居住区被严格分开，卫生、教育、健康、娱乐设施都是最新最好的建筑，还有喷泉以及草坪，每人25平方米的绿地达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想标准。这在管理者看来是城市建设的了不起的进步。但对于居民来说，巴西利亚是“一座没有拥挤人群的城市”，缺少生活的气息，没有繁华的街角和店铺。而且，城市建筑的重复和单一，使人辨不清方向，每个商业区和居住区看起来都一样。城市的不同部分由一套精密的首字母缩写和简写来表示，这对于行政机构和城市管理人员来说是理性和清楚了，可对于居民却是迷惑的，他们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掌握这套命名。
　　由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的现代化，当然对农业、商业或某些城市有益处，可一段时间以后，随之而来的却可能是灾变、毁坏和危机．在这方面，斯科特将德国的“财政森林”当作一个典型。十九世纪的德国政府，为了从森林种植和开发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推广科学林业，挪威云杉因其材质坚固、生长迅速、市场价格高。被规定为主要树种，得以大面积种植。森林成为“单一商品的生产机器”，在广袤的山野和平原，到处可以见到呈几何形状的、高度一致的云杉林。管理良好的森林显示出一种整齐的视觉特征，“高大一致变成一种强大的美学概念”。政府通过种植云杉林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可对于农民来说，单一树种的森林却是一个灾难，因为在过去的林业生态中，他们可以放牧，获得各种食物、原材料和草药，但是现在这种权利被剥夺了。过去多样性的森林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阔叶林(落叶的)，现在则大部分是针叶林。政府官员的实用主义及商业开发逻辑，使他们观察事物的眼光非常狭窄，这是“一种国家管道式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中，只看到森林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和规模化经营的利润，其他所有东西都丢失了，大部分的植物，包括草、花、苔藓、灌木、藤都不见了，爬行动物、鸟和数量众多的昆虫也不见了。
    事情还远不止此。在短时间内，森林产业标准化的实验非常成功，新森林的生产能力提供了更多相似的木材和木质纤维，提高了林地的经济回报，德国的集约商业化林业成为全世界的楷模。但是，只有当针叶林被第二轮种植以后，单一树种森林在生态方面的负效应才显现出来。许多单一树种的小树林在第一轮生长得很好，可是到第二轮却有了惊人的退化。统计结果显示，森林减少了20%到30％的产量。就这样，一个新的词汇——“森林死亡”——进入了德文。很明显，土壤的恢复、营养的摄取，以及真菌、昆虫、动物、植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的复杂过程，由于种植单一树种而被迫中断了。林业科学家经过观察和研究终于发现，所有种植单一树种的森林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自然植物联合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森林抗拒天敌的能力也随之降低。没有任何管理的树林也同样要受到风暴、疾病以及寒冷的威胁，但树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各种鸟、昆虫和动物的帮助使它们比单一品种的树林有更强的抵抗力。森林多样性就像是一个保险政策，而单一化的树林则是一个没有保险的脆弱体系。
    极端现代主义，其本质规定是对科学和进步的强烈信念。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许多极端现代主义的工程出现在晚近崛起的、有些以前是西方殖民地的国家中。现代技术在一些关键领域的突破和进展，使国家统治者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这种能力的增强又鼓舞了他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雄心。在苏联农庄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印度孟买的城市建设中，规划、规划者和国家不是提出建议，更不是商量，而是直接命令与驱迫，有时甚至伴随着暴力的使用，导致大批人口的死亡。政府管制和干预的范围可以是无止境的，一个有明确国家意图的新政权，要按照自身需要和新道德的标准操作社会。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操作总以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与规划为蓝图。理性和科学的设计，在这里代表着一种国家的视角——这是一种特权的视角，统治者喜欢通过这种视角巡视社会图景。
    相较于社会的复杂，这种图景肯定是简单的，而简单化正是国家机器的内在需要，因为这样便于规划、管理和统治。斯科特指出，这些新兴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意识到纳税人权利的公民社会的不发达和政府权威的不受限制。不受选民制约的国家权力，常常能够完成难以想像的巨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工程，规划者和管理者“以真理的名义索要权力”，城市、乡村、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机器和机器上的部件，可以按设想和计划拆卸、拼装、迁移，于是，到处都出现了“被格式化的事实”和“整形外科建筑”。斯科特敏锐地观察到，启蒙运动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被这些国家有意忽略了，而该运动对专家理性权威的重视，则吸引了那些统治者。
    按斯科特的归纳，这些带来巨大灾难的工程项目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一、对自然和社会管理制度的简单化；二、极端现代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三、独裁主义国家；四、软弱的公民社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搜集了大量事例和数据，用以证明极端现代主义的僭妄与愚蠢，他也指出一些国家的执政者因为不受选民制约，才得以专横跋扈，推行那些表面看来理性和科学、实则轻率而颟顸的工程项目，最后给自然、民众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与损失。斯科特此书资料丰富、翔实，论述有理、有力，确如美国《纽约客》杂志所说，这是一部“富有启发意义和文采斐然的作品”。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便是对上述“致命结合的四个因素”的第四个——软弱的公民社会——没有展开来谈。当然，用很大的篇幅来谈公民社会，可能已超出了此书的论域，作者如有这样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笔者前些天读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一文，感到此文正好可以作为《国家的视角》的补充。窃以为如果将两者放在一起读，不仅可以加深对极端现代主义的辨析与批判，而且能从个体存在的角度，体验现代性对人的压迫和钳制，从而丰富自己对人的多样性与社会的认识，并可能激发抵抗异化的勇气。
    阿伦特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是一个本质规定，“人按其本性，便是政治性的”。根据希腊人的思想，人的政治关系不同于以家和家庭为轴心的自然关系，人除了有家庭生活，还有政治生活。正是政治生活，使一个人成为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人才享有了自由，并且是自由的人。后来，人被称为社会性的生物，众多家庭按照经济的要求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家庭，人们把这些家庭的集合称为社会。托马斯·阿奎那在译介亚里士多德的时候用人的社会性取代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说明，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并非亚里士多德不明白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个共同之处。人的天然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伙伴关系实质上是肉体生存的需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局限性，而肉体生存的需要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的。
    所谓政治，就是参与城邦事务，就是以一个自由的公民身份进入公共领域，在这时，他是以离开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为代价的。在家庭里，他是一家之主。是家长，他可以用命令而非劝说的方式对待家人或家奴，他的权力与权威充分并绝对，甚至能够使用暴力。然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他与他人则是平等的，他要用“言辞”表达对城邦事务的意见，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城邦事务要求“通过言辞和劝说来决定”。一个人离开家庭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只有在家庭的范围内，他才主要关心自己的生存。而进入政治领域。他首先要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过分留恋生命会妨碍自由，这是受奴役的明确标志。因此，勇气便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美德，只有具备这种美德的人才会被允许参与城邦管理事务。亚里士多德称公民的生活为“幸福的生活”，是因为这种生活从劳役和工作中解脱出来，克服了一切生物对于自身生存的紧迫要求，这样，“幸福的生活”就不再受到肉体生命过程的束缚了。
    到了中世纪，自由的公民社会不存在了。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世俗社会，在整体上等于古代的私人领域，并依照家庭的模式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从而使公共领域彻底消失了。所以，中世纪的政治思想未能意识到家庭的退隐生活与城邦的公共生活之间的区分，因而也未能意识到勇气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态度是一种美德。许久之后，马基雅维里试图恢复勇气的古老尊严，他说明“军事冒险家如何从卑微的身份上升到显赫的高位”、从平民上升为王公贵族，从一切人共同的处境、上升到通过战争业绩而取得辉煌的荣耀地位。
    在近代乃至当代社会，私人领域通过启蒙运动和个人主义的张扬得到极大的丰富。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慢慢引出如下认识：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迅速积累的财富、家庭的美满等等，被视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标志。个人极力获得这些东西的过程，很可能也是他放弃政治和公共领域活动的过程，这导致人们不再关心政治和私人领域之外的事务。平等观念的普及对此毫无帮助，因为，许许多多具有平等观念的人都只关心私人的事情和个人在职业、仕途以及财富上的成功，都退到个人与家庭利益的狭小天地里，金钱收益成为所有人的关注中心和焦点。也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坐标。对政府和社会的统治与规约，大家都采取顺从主义的立场。而国家的管理者与社会，当然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与他人一致的行为，它们要求人们遵循既定的道德与各类规则，这些规则倾向于将人们“标准化”，目的是便于统辖与管制。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社会的兴起”。它的胜利来自于这样一个根本事实——人的生命过程通过社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引导到公共领域，其间个体肉体生存、家庭生活以及物种延续的必然性要求得到满足与保障。在这里，人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作为动物种类的一个标本(即作为种的人类)存在的。大众社会的同一性质，它那仅仅允许有一种利益、一种观点的顺从主义，最终是植根于作为种的人类的生活和片面性之中的。大众社会不过说明了这样的事实，社会可以毫无例外地囊括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所有家庭与所有成员。社会在一切方面都实现了平均化。平等在世界上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恰恰表明了国家对个人的征服，社会对公共领域的征服。阿伦特指出，当代社会看似民主、平等，但社会秩序无时无刻不在实施着一种“无人的统治”。所谓“无人”，并不因为失去了人格特征而减少其压迫与严厉，“无人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统治，无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最残酷、最暴虐的统治形式”。
    正是大众的这种顺从，奠定了近代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和它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是建立在人一致遵循特定的行为模式的基础上的。凡是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学才成为一门学科。而且，人的数量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循规蹈矩，就越不能容忍与大家不一样的人与行为。还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在那些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大众顺从的表现方式可能有所差别，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在某些国家，政府对民众的管制，恰恰是通过“市场”和所谓“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来调节与实施的(市场的奥秘之处，在于代表着“无人统治”的一种方式，它往往用一些表面看来是流行的或通用的标准来甄别、遴选与规约人)。
    这种整齐划一、没有个性的芸芸众生，由这些众生组成的大众社会，实质上剥夺了每个人的隐私和私人性。阿伦特观察到，大众社会不仅毁灭了公共领域，而且也破坏了私人领域，不仅剥夺了人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且也砸碎了他们的私人家园。过去，人们觉得一旦躲进私人家园，便可避开外部世界的干扰与喧嚣，即便人在社会和职场上遭到失败或挫折，他也可以在自己温暖的小家庭里得到休息、理解和安慰。而现在这种幸福和可能性越来越稀薄并少见了，大量家庭的破裂、居高不下的离婚率、还有为数甚多的单亲家庭的状况说明，时代的风暴吹进了家庭的每一个角落。家庭就是社会，家庭成员同样具备其他社会成员的目光、习惯、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假如一个人由于在社会上失败了退回家庭，变得精神沮丧．刚开始也许还能得到同情，时间长了肯定会引起家庭的厌烦，他的妻子、父母和孩子，也早晚要与他发生冲突。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由于公共领域的瓦解，人失去了其政治的本性，人不能在公共领域施展自己潜在的才华，都不再关心公共政治生活，只顾一己私利。这些充满私欲的人在一起肯定要竞争，有胜者就有负者。竞争的失败者回到家中，遇到的实质上还是他在社会和职场中碰到的那些人，谁会喜欢一个“无能”和“沮丧”的人呢?谁会长期体谅并照料一个被社会证明是“失败”的人呢?思想和灵魂相同的人在一起难免产生厌倦和摩擦，家庭各种矛盾的产生，乃至最后破裂，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因此，公共领域消失之际，私人领域同样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
    相比之下，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特别是后者)就显得睿智和深刻得多，他们意识到，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如果仅仅在家庭的范围内度过一生，那就等于被剥夺了本质性的东西，一个人若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那就等于被剥夺了最能显示人的才华和特点的可能，人也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们认为，埋头于私人事务，在共同世界之外生活，是愚蠢的，私人性仅仅提供了一个逃避共和国事务的藏身之所；而人的卓异，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总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在公共条件下从事的每一项活动，都能够达到在私人条件下无法企及的境界。这种在公共领域里的表现，是政治的，是关于城邦管理事务的。显然，这种卓异的才能，不同于今天的人们在职业和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中显露出的才干及能力。
    那么，当代人如何恢复自己的政治本能呢?如何复原失去的公共领域呢?阿伦特认为，人必须超越自我，超越一己私利，将勇气作为政治品德重新确立，而且必须超越凡人的生命大限。“没有这种向着潜在的尘世永生的超越，任何政治，严格说来，任何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理性思维和科学的发展，很少有人认真地渴求尘世永生了，谁如果还有这种想望，肯定会被大家认为是愚昧和贪图虚荣。可阿伦特坚持自己的观点，只有对永生的本真关怀，才能让人找回一个“自由人”的勇气，公共领域也才能随后建立起来，并最终保障人的私人领域。因为有这样的公共领域的庇护，人的多样性的才华和丰富个性方能得到展示与增长，人们才可以抵挡大众社会的严厉规约和暴力统治。
    如果说斯科特例举的那些事实，是以往极端现代主义恶果的话，那么，稍微观察一下现实世界，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表现不一的现代主义管理和统治方法，同样以理性、科学、福利、安全、规范、规则为理由，出现在大众社会中。这些东西组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和无形的网，将人们困陷其中。在许多情况下，人甚至是自动地、不由自主地服从这些规约和统治，因为它们以种种美好、进步、善意或“强大趋势”的面目出现，人似乎除了就范、服从，别无选择。阿伦特的论述表明，人这是被“社会”统治了，由于人们长期以来不再关注公共领域，只经营一己的私利，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活动和物种延续，代替政治本能成为人的惟一本能，所以．人实质上是自动进入“屏障和网”里的，人成了社会规范的奴隶。失去个性和自我存在勇气的大众，丧失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不自觉地做了社会的俘虏。
    将斯科特和阿伦特放在一起读，我们可以吃惊地看到，当代大众社会，已经陷入到一种人类(种类)生态灾难中，并最终威胁着每一个人的人性的完善。因为大众社会在“无人统治”之下，实施着对人从肉体到心灵的全面控制、操纵。人们被驱赶着进入到各种为私利拼斗的“名利场”，社会以“科学”、“教育”、“计划”等名义，甚至在人们还未成年时，就开始按一定的模式引领、训导、规范他们。他们根本不会反抗，他们也意识不到需要反抗，已经固化为意识形态和强大物质力量的社会，不会让他们产生反抗的念头。人们被操控、复制成了千人一面、万众一辞，学历、职称、高薪、房子、汽车，当然还有家庭，成为每个人奋斗和追求的目标，成为人生的惟一意义。每个人都生怕自己被“飞速旋转的社会”甩下，都害怕自己跟不上现代化的节奏，都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和标准。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人们也与别人攀比、争斗，与他人发生纠纷、争吵。人们每天奔忙、操劳、焦虑，搞得心绪烦乱、精疲力竭，不过是想让社会承认自己，不过是想让社会和管制者接受自己、容纳自己，人们哪里还会想到什么人的本质、本性、人的永生和永恒意义?而同样受到理性和科学蛊惑的管制者，正是这样期待、希望与管理的，并且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管理和统治方法了——斯科特所揭示的极端现代主义逻辑．正是在这里显示了它最终的异化本性及能量——一个没有反抗、不知反抗、整齐划一、清晰简单的大众社会，布满了整个世界。
    我们可以想起十九世纪德国的“财政森林”了。我们已经看到，那个集约化标准化的森林工程，由于树种的单一最后蒙受的巨大损失。人，不也一样吗?千人一面、志趣相仿、被同一模式制造出来的格式化的人，不也意味着人的丰富个性和发展可能受到砍削、抑制而被迫中断?不也意味着人性受到外力的约束和戕害而只能“规范化生产”了?树种的单一化最后造成“森林死亡”，而人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的单一化，最后肯定也会给人类带来重大损失。起初指向自然界的理性和技术的利刃，就这样反过身来指向了人类自己。事态的严重性，很可能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认识或体悟到的。我们必须向别人、也向自己发问了——被推向高峰的极端现代主义，要把人类引到哪里去呢?还要给人类和自然造成多少损害与灾难，我们才能想到应该制约它、防范它呢?
 
文章来源：　《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7月号 主题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