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言 这本书根源于几种大家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第一，其出发点是这样的基本前提，即演进之中和已经巩固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构成着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问题和理论的基础。第二，这本书认为，制定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应该追溯到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大卫·李嘉图、亚丹·斯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例如，马克思大量地使用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验，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他从资本积累、商品化、流通、生产、利润的最大化等方面，集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第三，这本书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渗透和生产力及生产工具的发展，同时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了爱尔兰和印度受到的这些影响：他们估计，在印度，资本主义将扫除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的遗产并促进社会进步，而在爱尔兰，保护措施可能将允许爱尔兰在其主导它的邻国英国面前实现自主的发展（莫赫里，1989）。 在20世纪初，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论，都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对帝皇制欧洲和其殖民地的影响。多数理论谴责帝国主义，然而，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散发出来的关于发展的流行思想，在传统上倾向于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积极的趋势能够扩散到世界上不那么发达和更贫穷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帝国和帝国主义阴谋崩溃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都开始对扩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质疑。它们在寻求对自己的贫困、受剥削和缺乏发展的解释时，在关于资本主义的文献中，找到了进行批判的材料。然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和欠发达状态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很清楚的，因此，在1945年后，知识分子们的确为推出新的替代性思想和理论而努力工作。 致力于描写帝国主义的传统作者们，写的是非资本主义世界所受到的剥削。致力于描写欠发达状态和依附性的当代作者们，也涉足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社会形式。就这些传统的和当代的作者而言，他们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或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前者倾向于强调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外部特点，而后者试图将注意力集中于内部的方面。有时他们提供的文章的论战性特点多于实质性和理论性的特点，但他们的讨论所使用的话语，不管它是围绕帝国主义还是围绕发展问题展开的，都要么与资本主义的进步结果，要么与其消极后果，相一致起来了。在围绕帝国主义的讨论变成论战的地方，许多政治经济学家，转向了发展和关于欠发达及依附性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时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转移到别的问题。收全球化这个术语，用它表达到处渗透和扩展的世界经济，但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及其影响。不管我们研究的是跨国公司还是多国公司、国际政治经济还是金融资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认识到，世界经济和全球的体系，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至少从马克思的年代起，一直是这样的。 这篇导言是对我过去的一些著作的补充。本书的许多课题都在那些著作里加以讨论。从所有这些思想家的内容很广泛的著作里援引一些观点的目的在于，要向读者介绍围绕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的不同线条，还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重新研究这些早期传统认识，读者就能够适当地对付当代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另外还将开始注意到，早期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是如何经常地反映当代关于发展课题和问题的辩论的。在将由博德—西景(BOULDER－WESTVIEW)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里的由罗纳德·H奇尔科特写的题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第5章里，有一篇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扩展的文章。在人类出版社(HUMANITY PRESS)将出版的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的《帝国主义》一书里，将刊登以前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著作的选编。 这本书从上述这样的观点出发，而本导言试图帮助读者理解后面刊登的文章。这些文章被归纳分类为三类。第一，它们当中的多数文章回顾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并对它们在理解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方面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重新解释。第二，若干文章批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既成为帝国主义又成为发展理论的基础的。第三，一些文章探讨了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问题，并研究和批判性地分析像全球化那样的替代性理论提法。 帝国主义:遗产及当代意义 帝国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MPERATOR一词，它表达的含义是专制的权力和集中的政府。按照其广义上的含义，帝国主义一词涉及“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群对其他国家或人群的统治，而其统治方式使前者得到好处，而后者往往受到损害”（格里芬和古尔里，1985,第1091页）。在罗马帝国时代，帝国主义加强了传统地方统治的等级制度，而现代帝国主义在从属于它的居民中造就了新的权力基础。例如在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这个词是与那些希望恢复拿破仑帝国的人们相联系的，而在1848年后，它被贬义地用来描述拿破仑·波拿巴的主张。在19世纪70年代，它被用来说明正在扩张的英国殖民主义的行径的特征，在19世纪末，它常常被用于说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科亨，1973,第10～11页）。 帝国主义一词的传统的或旧的含义与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联系在一起。从大约1500～1800年，在重商主义初期，帝国主义的基础是西班牙的统治，在更小的程度上，其基础也是葡萄牙的统治。当时西班牙控制着南美的贵重金属，葡萄牙在非洲、亚洲和拉美有商业联络点，经营着香料、奴隶和象牙的生意。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个王朝被统一在西班牙的控制下时，葡萄牙的霸权大部分向西班牙让步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丧失对海上运输的控制后，随着奴隶从非洲被运往美洲，糖从美洲被运往欧洲，制成品从欧洲被运往亚洲，先是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最后是法国人，都扩展了自己的影响。 这种旧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被对帝国主义的新认识取代了。新的帝国主义概念一般指的是发达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激烈竞争，其象征是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对非洲的瓜分，但在19和20世纪之交期间，这种瓜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在这种转变中凸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18世纪晚期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初级产品的欠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在19世纪末美国和欧洲扩张的事业；作为一个资本积累者的大公司和其对帝国主义的影响；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苏联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巴拉特·布朗，1974）。 这种历史背景和各种各样的解释，为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背景，这些概念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传统的概念。主要的思想家包括以下这些人： J.A.霍布逊,英国自由主义者，强调必须用消费不足理论解释问题。 鲁道夫·希法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是金融资本。 尼古拉·布哈林,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把积累与世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主张一种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并预言了通过渐进的资本主义，可以实现和平的过渡。 弗·伊·列宁,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强调的是垄断资本。 罗莎·卢森堡,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是宗主国里的积累。 约瑟夫·熊彼德,经济学家，预言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将消失。 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方面有分歧。列宁受到霍布逊的影响，与希法亭和布哈林有一些共同的理解，它们后来成为对帝国主义的一种传统的理解，它们强调的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在一起后形成的金融资本、资本输出的扩张以及军事生产和军国主义的增长。虽然霍布逊、考茨基和熊彼德在其很多方面有不同观点，但是，他们都预言，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要么改革或者要么自然演变，帝国主义将受到遏制和甚至可能消失。其他的学者却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主张把建立社会主义这种结果作为完全消灭帝国主义的一种手段。 在这本论文集里，有4篇文章用回顾历史的方法，研究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特别是它在19和20世纪中的本质和影响。通过对它们的观点进行简要的归纳，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围绕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格里高里·诺维尔的文章对霍布逊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和温和的辩护。霍布逊是一个早期的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文章的作者，诺维尔在其他地方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霍布逊的文章。他探讨了霍布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逻辑，提出这个概念对于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资本主义是有用的。他重点注意的问题是关于消费不足的思想。霍布逊曾经使用它作为他的一个论点的依据，这个论点是，英国应该停止在海外的帝国主义剥削，而转到集中建设国内市场，以消费生产的任何多余商品。诺维尔既研究霍布逊提出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中的观点，又研究其中的问题。他对在奈梅尔斯、卡拉格尔、鲁宾逊、爱德尔斯坦以及费尔德豪斯所发表的批判文章中反对霍布逊的意见进行了评价。此时他建立了为霍布逊进行辩护的框架，还争辩说，现在需要提出一种后霍布逊主义的观点，它的内容应该涉及“能够促进军事综合体的需求得以扩大的效应”和“在所夺取的地区和夺取它们的经济动机之间缺少相关性的问题”。此外，他提出，与自由贸易及银行业在英国的集中相结合的卡特尔化，可能破坏了在国内的投资。他还提出，像乔万尼·阿里齐和伊曼努尔·华勒斯坦那样的作者，成功地超越了霍布逊的帝国主义模式。还说，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非凯恩斯主义的传统，都能够超越霍布逊关于消费不足的理论。 迈克尔·巴拉特·布朗过去写了很多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这次他提供了对自己以前的思想的回顾。他重新确认了自己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即认为，它是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并把它视为工业资本的竞争性的积累过程在全世界的扩张。这种帝国主义采取了两种形式，即在欧洲之内和之外的欧洲人集团，分别建立了自身的资本积累体系，由依赖于欧洲的殖民地向欧洲提供原料。一些欧洲人最初是作为在美国和在英国的自治领地的移民安扎下来了的，但后来他们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进行了独立的资本积累。与此不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大部分采取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形式，其中还混杂着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的形态。 巴拉特·布朗在对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大量著作和对一般发展学的兴衰进行批判性评估时，再次确认他的早期判断大部分是成立的。第一，帝国和帝国主义首先是对经济问题的反应。但是，他也承认，他应该像贝西尔·达维德逊那样的作者所做的那样，更恰如其分地对待帝国对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那些作者研究了比如说殖民主义对非洲文化的影响。第二，从地理学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的解释，可以以资源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发展为依据，并且说明欧洲为什么兴起和非洲为什么衰落。对于农业上的差异为什么在欧洲特别地重要，而在亚洲并非如此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亚洲有灌溉的河流农业导致产生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以及要保护自己对付游牧民族的入侵，以致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了干扰;而在欧洲，由雨水提供所需要的水的农业，导致产生了权力分散的经济和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第三，民族企业互相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它与国家的支持一起组成了19世纪晚期的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在这里，巴拉特·布朗试图否定这样的论点，即在1860年之后的英帝国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的权力和压力的结果。他也反对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形成的“绅士般帝国主义”，是权力已经顺利地从在更早的阶段中掌权的经营商业和拥有土地的寡头集团手中转移到了金融资本的精英们手中的结果。最后，他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后，帝国主义继续存在，原来的殖民地的人民也继续受到剥削，这种情况的基础在于殖民地时期的商业关系和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了，它们得到了在原来的殖民地里兴起的商业和地主家族的支持，从而保证了向原来的殖民主义列强的原材料供应。在这一点上，他对贪污、直接的剥削形式以及外债进行了揭露。他提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有关国家带来的破坏比给它们带来的好处要大。历史并没有结束，如果要维持地球上的生命，我们必须寻找新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此外，虽然帝国主义的进程阻碍了南方国家人民的进步，但是，北方国家的人民未必因此就得到了什么好处。北方国家经济的进步主要根源于北方国家人民自己劳动的生产效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的扩大，不是根源于殖民地的被拖延的发展。他认为，尽管帝国主义带来了不平等，但在一切地方都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状况方面有了一些进步，新的强有力的势力在成长，这不仅有益于促进人们对不公正的觉醒，而且也有益于寻找可持续性的发展，并找到建立在平等交换基础之上的替代性贸易形式。 由迈克尔· 霍华德和J.E.金提供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性归纳，在其开端讨论的是马克思和他最初围绕关于资本主义积累是与强制性措施相辅相成的思想而提出的粗糙提法；然后该归纳转到传统帝国主义和资本的垄断化和对稳定的霸权的追求；该归纳的结尾则关注了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和保尔·巴兰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他们通过集中研究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与更早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相比较是“新的角度”，取得了“重要的进步”。霍华德和金暗示，这些进步揭露了马克思的观点中某些错误的看法，但他们也继而批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特别是批评了后者没有分析苏联的生产方式或者后者对沿着苏联路线的独立发展过于偏好。尽管霍华德和金做了如上的分析，但是，他们在结束自己的文章时，谈的是分歧、紧张的关系,甚至暴力冲突，而没有谈今天看上去正在发生的一体化和统一。他们提出，“传统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和新帝国主义的继续存在，都不能作为一种关于极糟社会的幻想而加以否定。” 安东尼·布鲁维尔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归纳和评估里，讨论了3个问题：欧洲为什么能够取得统治地位，欧洲为什么对于在种族和文化上不同于欧洲的地区实行了殖民主义；所建立的帝国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不同部分在财产上的差别负责；鉴于殖民帝国已经崩溃，今天帝国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他具体地集中考虑英国的经验。他研究了帝国主义的经验中的得与失，提出，虽然殖民主义阻碍了殖民地获得技术进步的好处，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并不是仅仅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发财的。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影响的分析有点模棱两可，因为，他对支持帝国主义有进步性的材料提出了疑问，而且看上去靠近了这样的观点，即他认为，殖民地受到折磨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现代化的好处没有涉及它们，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技术发展的好处很明显。他相信，帝国的崩溃是由于帝国的存在很脆弱，而且，因为有争取独立的斗争和对建立民族国家和民主的追求，维持帝国主义的费用很巨大。在争取独立的斗争获胜之后的时期里，世界上的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他强烈提出，认为世界经济对穷国有偏见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在第三世界里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很不清楚的问题。他说：“所有的证明材料表明，从长远看，帝国对帝国主义中心的发展的影响是很小的。”今天的新特点是，世界经济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这非常像20世纪初的欧洲那样。尽管帝国主义很粗野，在发展上不平等，有挫折和危机，但同时也很清楚的是，落后地区能够追上欧洲的进步。 帝国主义和发展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和欠发达状况受到了关注，在这过程中，过去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其中有一些是在19世纪提出来的，又被人们重新提出来了，从而重新出现了。然而，在历史文献中，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很少，因此，在当代的作者中，很少有人明确寻找早期的思想和把理论建立在过去的辩论的基础之上。 安东尼·布鲁维尔（1990）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外，他的归纳的基础是经典思想家的早期理论贡献，他把帝国主义和关于发展的文献相联系起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和欠发达状况的理论的演变进行了追索。布鲁维尔通过观察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和贡献，有效地说明了这些论题。在这些思想家中，有马克思、卢森堡、霍布逊、希法亭、布哈林、列宁等经典思想家，有巴兰、弗朗克、阿明、华勒斯坦、埃曼努尔、雷伊等当代思想家。 乔万尼·阿里齐也对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关于发展的理论之间的联系的理解作出了贡献。他考察了J.A.霍布逊的思想中的帝国主义概念的极限和模棱两可的性质，试图通过对列宁的研究来重新制定该概念（阿里齐，1978、1983）。最近，他探究了在过去的700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兴衰，他的依据是这样的前提，即金融资本未必是像列宁、希法亭等提出的那样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事实上它是一直存在的和不断重现的一个现象，从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出现时到当代，它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特点。 阿里齐没有把自己的分析局限于仅仅根据20世纪情况来确立概念的较传统做法，而使自己对历史的归纳包括了关于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战略、成功和衰落的历史分析。他的综合归纳和历史归纳提醒了读者，要重新思考在历史较长的时期里的历史发展，要重新思考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的兴衰的案例研究（阿里齐，1994）。 其他一些著作也支持我们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之间的联系的前提，其中，普拉帕特·帕特奈克（1995b）在自己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帝国主义究竟变成了什么？比尔·沃伦（1980）从略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写文章，他强调指出，帝国主义需要扩张，并主张让一种进步的资本主义渗入落后地区，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植入前资本主义的或早期的资本主义地区。 在60年代和70年代里，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制定了一些与现存的欧洲中心主义相偏离的前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反映着很多关于帝国主义和西方的统治的观点。在过去的理论中，有很多有创新的贡献，其中首先是早期的著作。例如保尔· 巴兰（1957）的著作，它们倾向于把讨论的焦点放在落后、不平等、剥削和欠发达状况上，并且通过强调帝国主义的作用，而不是通过依靠对封建主义和具有两重性的社会的解释，来向传统的保守和激进的解释进行挑战（斯特恩，1988）。人们提出了很多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和关于发展和不发达状况的问题，这些问题给理论带来了很多好处。两位思想家偏离了帝国主义论，他们是鲁伊·莫罗·马里尼（1978）和菲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1972）,前者制定了关于亚帝国主义的理论，其依据是巴西军人在1964年到1985年之间的独裁时期里的扩张主义计划和行动；后者提出了关于联合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其依据部分地来源于他阅读的列宁著作（帕尔马在1978年研究列宁的思想，以寻找关于欠发达状况在理论上的根源）。 其他一些历史上的考虑，可以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和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首先，确认历史阶段可以有帮助。从传统上看，帝国主义的旧含义与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有联系。哈里·马格多夫（1969、1978）把它分成3个时期：从15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中期：在这个时期里，欧洲致力于开发新发现的地区的资源；从1650～1770年：这是剥削奴隶劳动和代表领先的欧洲列强寻找商品的时期；从1770年到大约1870年：这时英国在失去其在美洲的殖民地后，转向了亚洲和非洲。然而，旧的含义被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理解所超越，该新的理解是在19世纪末形成的，当时，发达的欧洲国家互相激烈地争夺非洲。新帝国主义的诞生意味着对贸易的主导转向了对工业变革的控制，后者与工业革命和欧洲走向制造业的冲击相联系，这种发展迫使欧洲在边缘地带夺取原材料和开展世界市场。新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涉及的主导势力，主要是英国，后来则是美国。更晚期的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尾，是以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的崛起为特点的，这些公司的影响扩展到了超越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国界之外。 在关于发展问题的文献中，有时也出现类似的时期划分。例如，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利用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此相比拟的提纲研究问题，该提纲的依据是历史上的各种依附性形式：在对殖民地社会里的土地、矿山和劳动力建立了贸易垄断时形成的依附性；随着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期形成的、并且导致了大资本在霸权中心地区的统治和在国外的扩张的工业对金融界的依附性；在跨国公司和工业的投资方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向了欠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时形成的一种新形式的依附性。他把这种新的依附性描述成为取决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与依附于它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致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扩张能够对依附于它们的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多斯桑托斯，1970）。 第二，在关于帝国主义和发展的理论的内部出现了结构性的二元对立：政治上的（大都市与卫星城市之间的对立）、地理上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对立）、经济上的（发展与欠发达状况之间的对立）。在早期的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献中，可以经常看到大都市和卫星城市这两个术语，但一般用殖民地替代卫星城市。霍布逊、列宁和多数研究帝国主义的作者都使用过这些术语，而安德烈·昆德尔·弗朗克在把世界的许多部分的落后状况解释为是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时，也使用了这些术语（1966）。弗朗克争辩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剩余被剥夺了，而这导致了大都市中心地区得到发展，而边缘上的卫星城市却陷入了欠发达的状况。这种论断与罗莎·卢森堡所做的关于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对原始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的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明显地沿用了保尔·巴兰的经典研究成果，该项研究影响了拉美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使他们去研究他称之为落后状况的形态学的问题，并且去写作大量关于依附性和欠发达状况的文章。巴兰作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和依附的国家没有办法得到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得到的那样的资本原始积累来源”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里，发展面临的障碍，与200或300年前遇到的障碍相比较，只有很少的共同点”（1957，第16页）。这种思想成为一系列很重要的关于地区问题的研究项目的基础，这些项目包括：弗朗克（1967）做的关于拉美的研究、沃尔特·罗德尼（1974）做的关于非洲的研究、马尔科姆·卡尔德威尔（1977）做的关于亚洲的研究以及曼宁·马拉布勒（1983）做的关于美国黑人的研究。 关于大都市和卫星城市的术语成为了墨西哥政治社会学家帕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1969）制定的折衷主义理论的基础。国内的殖民主义涉及了单一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和处于边缘地位的集团。他的理论忽视了外在的帝国主义，因为，墨西哥通过1938年的对外国的石油利益的国有化，摆脱了外国的控制，实现了自己的独立。但是，该理论承认在国家内部可以见到资本的统治，其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墨西哥城大都市里的垄断势力，对被排挤在边缘地带的印地安人社团的统治。被排挤在边缘地带的卫星城市的欠发达状况，是它们被正在发展的大都市的剥削和它们对该大都市的依附的结果。在60和70年代里，该思想也被美国学者运用于对北美的贫民窟和讲西班牙语人居住的地方的落后条件进行的分析。 较陈旧的关于大都市和卫星城市或殖民地的术语，逐渐地演变成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这些术语，后者成为了当代通用的、把发达工业国家与在第三世界里进行斗争的欠发达和穷国互相区分开来的术语。这些结构性的区分被纳入了把所强调的重点从外在因素转移到内在因素的一个过程之中，特别是拉美的知识分子经历了这种转移，其中很多人接受了新的术语，从传统上关心帝国主义转到了关心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破坏。例如，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施是第一个停止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他后来把世界划分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他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常常被称为向内的发展，暗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把外资挡住，通过建立关税壁垒实现独立的或国内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为当地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实行进口替代以刺激生产。殖民地历史学家塞尔乔·巴古通过从1944～1946年在美国的讲学把自己的思想提出来。他强调指出，欧洲统治了国际市场，靠依附性的关系塑造了殖民地的经济的结构。在1947年，法律教授西尔维约·弗隆迪齐开始集中精力研究依附性和欠发达状况，研究的课题是两个帝国主义势力——即英国的商业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工业帝国主义——对阿根廷的影响。 第三种历史考虑，来源于大量的有关不平等或不平衡发展的国际后果的文献。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时，观察到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在列宁对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的分析中，列宁（1899）发现了说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同时存在的证据，他后来在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1916）里，讨论了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的垄断。 萨米尔·阿明在他的关于世界范围的积累的雄心勃勃的著作（1974）里，援引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他把世界视为由发达和欠发达社会组成的，其中一些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些是社会主义的，然而，它们都在全球范围的商业和金融的资本主义网络中一体化。后来阿明（1976）从经济的不同部门的互相脱节、来自外部的统治以及大型的国外工业公司造成的依附性这几个方面，分析了不平等的发展。其他的一些作者也采用了类似的术语，其中包括阿里齐·埃曼努尔（1972a），他的关于不平等交换和帝国主义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刻画成正在渗入世界经济，而世界经济的各个单位则是由国际劳动分工中专业化的差异和不平等的工资水平所区分的。埃尔内斯特·曼德尔提出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1975），其论据是:一体化的国际体系的建立的后果是剩余资本必须从欠发达国家转移到工业化国家去。他的思想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相结合的和不平等的发展的理论，他争辩说，在不同的国家里，可以找得到最落后的和最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剥削的形式，而且是变化多端的形式，但是，在它们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它们有可能是互相联系的或互相结合的。在从前资本主义经济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里，可以看到有不同成分相结合的和不平衡的社会形态，以致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因素有可能共存。 最后，核心地区或大都市和边缘地区或卫星城市在这些理论提法中的应用，一般是与对市场和交换关系的强调相联系的，不是与对生产的强调相联系的，而多数人认为，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在边缘地带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封建主义或者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些理论一般可以靠它们的主张来识别，它们要么主张选择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平道路（例如，这是普雷比施的主张），要么主张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革命的道路（这是弗朗克的主张）。另一种分歧出现在另外一些人的著作里。这些著作争辩说，一些国家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在于消费主义不够发达，这种思想早就由霍布逊提出来，后来在许多重点研究市场和商业考虑的著作里被发挥起来了。例如，在解释边缘地带国家的欠发达状况时强调了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作用的弗朗克，还有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分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并因此被指责把缺乏消费纳入了自己论据的保尔· 斯威齐，都这样做了（布雷讷尔，1977）。主张走革命道路的那些人们，也倾向于重复过去的辩论，其基础是一些理想主义的想法，认为，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完全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例如，在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民粹派就是这样的）。 本书的某些作者在研究帝国主义和发展时援引这些共同点。例如，约翰·威洛拜评论了对关于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发展的理论的早期贡献，他从亚丹·斯密、李嘉图和其他的经典思想家开始，然后转到马克思、列宁和卢森堡，他找出了他们的分歧点，还提出了他们是如何影响了早期的关于依附性的理论的。该文的许多内容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对在促进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强制手段的作用的关注，还集中探讨了列宁在其关于俄罗斯对理论和历史经验的研究中对剥削的关切。威洛拜在研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的讨论时，致力于发现旧传统，以便用它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虽然今天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早期的革命家们的思想继续塑造针对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批判和辩论。 詹姆斯·布娄特批判性地研究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课题，系统地探索了现存对于理解任何地方的发展问题具有根本意义的一系列问题的思想。他确认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来源于扩展主义的欧洲解释，另一个来源于非扩展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前者优先研究处于历史过程中的欧洲和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后者反对这样的倾向。布娄特说明了扩展主义的潮流是如何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现代化理论而维持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和扩展主义的理论，在研究特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时，揭示了欧洲人强烈的偏见。在关于殖民主义的一个部分里，他援引了对立的观点，说明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要么倾向于支持殖民主义这个在现代世界上是最灾难性的扩展过程，要么对它抱有复杂的感情的。”在接着展开的讨论中，他把全球化与帝国主义相对照起来。他批评支持全球化的观点的人们把第三世界视为前资本主义的、从工业化和现代化得到了好处的、同时相应地改进了人民的生活条件的社会。他说，事实上，在那儿物质上的进步很小，即：“只有在很少的地区里出现了真正的工业化。”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提供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即把资本主义视为具有破坏性。研究帝国主义的学者们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很久以前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同时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困化。他的分析说明，我们必须消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以便让马克思主义在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影响时，能够变得更有意义。 罗纳尔多·蒙克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各个浪潮的评论中批判性地讨论了依附性理论的局限性。他的文章研究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依附性理论的插曲，以及关于全球化理论的兴起。他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说成是一个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把依附论说成能够造成严重的停滞。他着手通过集中研究依附论的改良主义的、激进的和后发展的倾向来进行剖析。他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有益于对制定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的探索。他说明了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在整个后殖民主义时代里，在西方的坐标系之内，来自第三世界的讨论中的最突出干预的代表之一”的。他确认了依附论的观点有几个类型：经济学家泽尔索·弗尔塔多和奥斯瓦尔多·松克尔的路线是改良主义的，特约托尼约·多斯桑托斯和鲁伊·莫罗·马里尼的思想是激进的，菲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的历史结构分析是强调方法论的。 蒙克关于全球化的评论认为，这是“概念的膨胀”，与过去的依附论是相同的。他考虑它是个“不好的向导，不能很好地引导人们对我们周围的世界进行批判性分析”，但有可能有益于理解“帝国主义目前的阶段”。他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有益于对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的探索，认为对全球化进行抵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这将使反对派势力得到一定的加强。他主张更密切地观察全球化的文化影响和提出后依附性的模式，其中要注意到社会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替代性的发展战略。他甚至预言依附论被存在被更新的可能性，使其精神以潜在的创造性的方式被继承下去。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还是于全球化的理论？近几年来人们为超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一些努力，引起了辩论，这有时完全模糊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注意。作为争取清除一些模糊认识的努力，我现在想简短地讨论和批判性地分析4种理论，它们都把焦点对准了资本主义的国际后果：各种世界体系、资本的国际化、后帝国主义以及全球化。这些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即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是受到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代尔和他的著名著作《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的影响的。该著作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发展。伊曼努尔· 华勒斯坦以布劳代尔为自己楷模开展活动，用核心地区（西北欧洲，那儿在农业生产中有水平很高的熟练个人）、边缘地区（东欧和早期的西半球，在后者那儿有奴隶制度、强迫性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劳动和粮食、棉花、糖等的出口）以及半边缘地区（地中海欧洲，在那儿的农业中有交谷租种田制度）这3个概念确定世界体系。因此，这3个范畴（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代表着3条走向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发展道路。 华勒斯坦在他的共计4卷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和此后）中，将历史发展与一个交换关系的网络联系起来，在该网络中，剩余资本倾向于从边缘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但是，它的概念是根据世界体系的术语确定的，不是根据其特定部分和内部结构确定的。华勒斯坦致力于探讨资本主义早期的根源，它从封建主义的过渡以及它的演变。在他的个人通信中，他解释说，他的理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受到依附论的影响。他提出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或者列宁都没有关系，帝国主义并非他最关心的问题。看来，关于体系的理论是致力于用新的概念超越更早期的思想的一种努力。因为关于世界体系的思想认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顺利和直线式的，它在许多层次上都受到了批判，其中特别是布雷讷尔（1977）的批判很突出，但是，总的来说，它也对历史和社会分析产生了突出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成为一个学派，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关于世界体系的著作，其中一部分是书，另一部分是发表在华勒斯坦主编的刊物《评论》上。 第二种理论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资本的国际化的理论，它是克里斯蒂安·帕洛瓦在其著作《资本的国际化》（1975）里研究的。帕洛瓦扩大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的范畴，以便能够对在国际层次上的资本运动和阶级斗争进行分析。像通过国际措施维持商品价格、资本的国际积累方式、生产和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等那样概念，变成更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研究方法的重点对像中，很多是资本主义的进步方面，这些也是比尔·沃伦关心的问题，他（1980）争辩说，列宁歪曲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能够在前资本主义国家里前进的看法。他相信，关于欠发达状况的理论仅仅是列宁早期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家提出的思想的战后变种。沃伦相信，在许多欠发达国家里，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发展，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都存在良好的前景。沃伦对帝国主义的关心，与在马克思后研究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没有密切的关系，而与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有更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迟早将扩展并到处改变生产关系。 然而，第三种建立理论的尝试体现在这样的努力之中，该努力的目的在于超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依附论关于资本主义影响下的欠发达状况的解释，并且实现朝后帝国主义方向的发展。贝克尔等（1987）争辩说，全球性的机构倾向于通过提供资本资源和技术，来促进各种民族利益在新的国际基础上实现一体化；这迫使了公司把外国劳动力和管理放在依附的国家里，而且还要让当地人参与掌握公司的所有权。在那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两个部分：有特权的国民或由企业管理者组成的资产阶级，以及管理商业和跨国组织的外国公民。这种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成分跨越国界的聚合暗示着一个国际寡头集团正在形成。贝克尔认为，关于后帝国主义的理论，可以用来替代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列宁主义认识和关于依附性的正统理论。然而，国际资本主导了第三世界的局势，而且，可以用来证明管理经济的民族资产阶级将取得霸权，或者其他阶级将被削弱，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将喜欢民主或者权威主义的事实很少。 最后，围绕全球化思想的辩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帝国主义转移过去了，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像是，正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正在统一和协调地兴起。该辩论是在大众化的进步刊物里展开的，这些刊物中有比如说《Z杂志》（请参阅赫尔曼，1997）和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每月评论》（请参阅匹文和克洛瓦德，1998;塔布，1997），另外也在威廉·鲁宾逊（1996）关于全球化和霸权的书里被加以研究。对全球化的注意，正如其他的进行革新和朝新的方向运动的尝试，倾向于模糊对帝国主义的注意。在本书里，萨米尔·阿明和詹姆斯·佩特拉斯对付了这个矛盾。 阿明确认全球化在古代就存在，而其形式的变化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该术语无论是与资本主义的逻辑还是与帝国主义的逻辑都没有联系。在古代，全球化为落后地区创造了机遇，使它们能够追上发达地区。与此相反，在当代，全球化的含义是，造成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他争辩说，全球化是“意识形态的讨论，它被用于使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的战略成为合法”。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与原先的殖民主义形式脱钩，美国作为某种超帝国主义列强兴起，帝国主义的冲突似乎消失了。他继续说，目前的制度，在其国内和国际方面，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力图在一切地方执行同样的政策，以便减少社会支出，减少国家的许多活动，并给富人带来好处。阿明表现得非常讨厌资本主义势力目前干的这些活动，但他感到遗憾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幻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能够有出路。 他相信，他所描述的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本身，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其永久性的特征。他的看法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最终将瓦解地区性的组织和地区内的团结，并造成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反抗。他继续说，有5种垄断势力在“塑造导致两极分化的、当代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它们是：新技术、资金的流动、自然资源、通讯和媒体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 阿明认为，这种全球化模式很脆弱，以致到处都在影响人们的生活的不人道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将推动人民反对垄断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运动将通过进步的民族主义演变发展，从而促进地区性的反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的合作。这一切将构成他称之为“真正的多中心的世界”的状况，这种世界将迫使资本进行所需要的调整，使世界在其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到全球性的社会主义的漫长的过渡中，达到人道主义的要求。 普拉帕特·帕特奈克也表达这样的感情，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和其在国外的占领的著作，都是单独写的，没有与马克思在其一生中始终进行的对被理解为封闭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相联系。他把“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前景当做一个例外，认为该理论把进步的大都市经济的两面性经济理解为不同于落后的内在前资本主义结构。与此相反，他理解这两个部分是统一的一个整体。和佩特拉斯及其他人一样，他反对这样的思想，即认为全球化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且或多或少将解决当代世界很多部分里存在的不平等并带来和谐的思想。他探讨全球化的后果，即其引起分裂和破坏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统一的倾向。他呼吁，要通过进步力量开展的争取在第三世界实现民族的民主议事日程的斗争，来对“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进行反抗。 詹姆斯·佩特拉斯探讨的是这样的流行思想，即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取代了在历史上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资本流动、贸易及投资以及机构和权力的思想。在探讨全球化理论时，詹姆斯·佩特拉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是个传统手段，其用途在于给资本的流动提供一个框架，并在其力量不平等的国家、阶级和市场之间发生的冲突的背景下，确定资本主义的动力的位置。他批判性地确认了全球化理论家们的基本前提，否认了这样的许诺，即关于它是有重新作用的事态发展和有能力解释问题的一种理论的许诺。他证明了全球化理论是为旨在使阶级不平等在意识形态上的被合理化和掩盖当今世界许多现实情况而服务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他对权力、代表力量、阶级方面的不平等、收入和投资流等那样的术语的用法进行比较和对照时，他突出地指出了全球化概念在分析上的弱点和帝国主义的强大。 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帝国的和阶级的现象。它的支持者是农业贸易界和金融阶级、进口商、矿藏出口商、大的制造商以及残酷压榨工人血汗的工场主人。这些人得到了从属于他们的高级的国家官员、学者、出版界的支持。商人阶级也主张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其对手包括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因此，全球化政策的定义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处于中心地位的特点。 詹姆斯·佩特拉斯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球化进行了比较。他觉得，在过去，在出口商阶级占上风的时期，比如说在16和17世纪里，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区和新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全球化的意义更大。在过去与今天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一切地方，它作为惟一的经济制度存在着。此外，今天的全球化的一个新特点是资本流的容量、财富的跨国界的转移、大的组织网络、信息的传递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扩展都更大了。他抨击关于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和连续性的思想。他相信，该思想的支持者倒退到了技术决定论，没有看到过去的矛盾，特别是“过去的全球化扩张的让位”。 他的广泛的抨击给我们援引了大量的关于全球化论题的前提，然后他在结束抨击时关注了对全球化的反抗，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力量都在进行反抗，他们从维护受到全球化的统治阶级威胁的权利和利益入手。因此，他们抗议失业，抗议公共企业的私有化，抗议社会福利项目、退休金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被削减，抗议生活水平的下降，抗议教育项目的被削减，等等。这些力量也和其他的环保的、争取妇女解放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结合成为一个联盟。他认为，这样的一些反抗是新的一些替代方案，它们的形式是反抗的集团和在进行斗争的运动在本国奋斗的项目。作为这样的替代运动，他认为，它们不同于非政府组织，因为，在它们与全球化的国家和阶级的对抗中，它们是“争取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它们的争取将可持续增长和经济民主相结合起来的社会经济的斗争中，它们在内部是民主和团结的。 总 结 霍华德和金对世界秩序的统一和和谐的一体化作用提出疑问，预言存在着潜在的分裂和在将来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阿明预言，在美国主导下的那样的世界秩序，将爆发同样的反应，并争辩说，除非到处都实现有利于人民的调整和适应，加上不人道的条件得到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的斗争将会兴起。詹姆斯·佩特拉斯跟着他们揭露这些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观点与布鲁维尔和巴拉特·布朗的观点有分歧，后两人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有进步的趋势。 霍华德和金批判性地把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与在发展经济学中形成的许多思想相联系起来，而在讨论过程中对它们提出疑问。但是，其他一些作者，其中特别是蒙克和威洛拜，接受某些发展理论的思想。同时把它们与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相联系起来。布鲁维尔和巴拉特·布朗把英国的经验作为分析的依据，从而在关于帝国主义的重大问题上，得出相当不同的结论。在对霍布逊进行的分析中，既赞扬他，但又批判他的诺维尔，也从根本上离开欧洲的视角。阿明、帕特奈克、佩特拉斯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蒙克，都反映第三世界学者对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看法相联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解的批判。虽然从在本书里收集的多数文章中，或许都暗示了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结局，但只有阿明提出了关于实现从全球资本主义到全球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过渡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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