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笑蜀□评论家,广州 真正的突破 翻开俞可平新著《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坦白地说,相当部分篇章固然不乏洞见,但要说有何独创的思想体系,实在也有些勉强,更多的是强调常识而已。 当然我也能理解作者的苦心,这种强调不是没有现实针对性,因而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如《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那样,看起来似乎浅白,问世之后却有如平地惊雷,至今余绪犹存。可见常识在当下该是如何的短缺,纵然一加一等于二,竟也需要反复解释,因为总有人反潮流,非要说一加一等于二在别的地方行得通,偏偏在中国就不行。而且他们似乎并不孤单,往往还颇有市场。社会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回归稳态的过程,也就颇多意外阻力和风波,而倍显艰辛。 作为当下中国政治学界的主力学者,俞可平本来应该致力于尖端课题,他的精力却不能不大量耗费于幼稚园课程般的常识普及上,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悲哀。《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基本上属于幼稚园课程,此种课程在《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书中亦占有相当比例。对此需要抱以理解的同情,而且其苦口婆心也确实值得敬佩。但毕竟,此种课程不可能让人眼睛一亮,也就无须多费口舌。思想解放就是突破,而在笔者看来,俞可平新著真正的突破,主要还在于对公民社会的阐释,对公共治理的申论。这对中国的社会变革,有着巨大意义。 实际的学问 通常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话也对也不对。如果就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停滞说”是基本错误的。百年中国,诸如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除了民国初年曾经一展雄风,从来没有任何时段,能够像现在这样蔚然成风,成为社会的主导话语,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领域的这种万千气象,倒退十年,完全不能想象；而这无疑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观念的变革并不限于价值层面,同样值得重视的趋势,是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升级换代。这种升级换代,不直接表现于价值层面,而更多集中在学理和技术上。这种学理和技术上的观念变革,每一步都不显眼,一个名词的推敲,一个概念的更新,往往都很微观,没有狂飙突进的浪漫激越,没有地毯式轰炸的磅礴大气,都是一点一滴的精雕细刻,都是一毫米一毫米的悄然推进。平淡,甚至不失刻板,表面看起来,似乎不过是寻章摘句而已。 但是学理与技术上的观念变革是方寸之间大有天地。“统治”愈来愈被“公共治理”所取代,愈来愈被“善治”所取代；政治关键词的这种悄然演变,折射出传统观念的边缘化,过去那种斗争哲学、敌我思维愈来愈为朝野所共同抗拒,社会的主流话语愈来愈告别极端思潮,而愈来愈趋于中性、趋于理性。 这就是说,中国的观念变革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价值革命,即普世价值的确立；一个是技术革命,即公共话语方式的确立。两个方向的革命性变化一直相辅相成,齐头并进。这样的观念变革是当下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这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换血,是整个民族的文明转型。 正是在这个角度,俞可平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尤具分量。如果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主要贡献在于价值层面,那么《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的主要贡献则主要在于技术层面。《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的鲜明特色,就在于对公民社会问题、公共治理问题的集中讨论。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天经地义。当代中国政治学不能满足于普世价值的横空出世,普世价值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长远立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当代中国政治学因此必须讲求实际操作性,必须讲求技术含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普世价值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普世价值就不免沦为一纸抽象的宣言,就不免宣传化,空洞化,这是对普世价值最大的戕害。普世价值必须落实为日常生活经验,必须细化为具体的生命感悟,才可能真正扎根人心,也才会从人心中得到滋养而行之弥远。 而这也就意味着,尽管普世价值仍然遭致极端力量的顽强抗拒,但仅仅停留于价值层面的纷争其实已经没有意义,徒以价值相标榜的政治大话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必须是一门实学。 现代治理的精密性 现代治理较之于政治统治,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它的精密性。 这里的精密,主要相对人心而言。人心是世间万物中最精密的装置,任何外力都不可能满足万千人心不断变动的需求。统治范围愈广大,统治力量愈单一,其统治方式就愈是追求简便划一。而人心最大特点就是不齐,以简便划一为特征的外力统治,必然是粗放的、笨拙的,精密性就无从谈起,人心的代价就愈大。 最好的治理是自治。但人不是孤岛,纯粹的自治无法想象。怎样实现人群中的自治呢?迄今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公共治理。 所谓公共治理,就是最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参与的社会治理。因为参与其中,自己的需求得以完整表达,治理方式因着自己的需求而调整。这是个人与社会最大限度的妥协,是自治与秩序最大限度的统一,因而是最体贴、最精密的治理方式。如果说普世价值需要一架天梯,那么公共治理就是这样的天梯。只是通过公共治理,普世价值才能落地,才能扎根人心。 公共治理必然要求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于此不难理解,《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为什么以主要篇章来探讨公共治理。因为这种探讨无疑最具现实针对性。 这也正是《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的旨趣所在。作者开宗明义,以“公民社会与善治”为立论中心,强调如果没有健康发育的公民社会,一个现代政府、一个有效政府无从谈起。但令人扼腕的是,这点上政府远未与社会达成共识。作者坦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制度环境对公民社会以鼓励为主的话,那么,其微观制度环境则以约束为主。”政府这种矛盾的选择,极大压缩了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单独或联合颁布的相关法规,绝大多数都是管制性规定,很少有鼓励性的条款；又如,政府管理部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把入口作为重点,为民间组织的登记和成立设定了过高的门槛。这都足以证明,中国公民社会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和困难,就来自其制度环境。 公民社会的解放 作者据此大声疾呼:“现存的制度环境在许多方面已经难以适应它进一步生长的需要,其中有些制度性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瓶颈,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予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防止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面,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发展公民社会,关键在政府。当下思想解放正席卷大江南北,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冲破“姓社姓资”的桎梏,那么这次思想解放到底该解放什么?这是很多人困惑的问题。而据俞可平的新著来看,这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其实很清楚,显然应该是解放社会。只有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才能使社会有活力,也才能使政府有进步。俞可平的这个判断,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愿他的苦口婆心,能让人有所警醒；但愿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能因此前进,哪怕只是几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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