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俄罗斯两位资深学者——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库济克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撰写的一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方面取得的发展和变化，预测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前景，并论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两国的重大意义，说明中俄采取长期共同发展战略符合两国人民共同需要和根本利益的专著。本书译者在译完全书，将它付梓之际，希望我为本书中文版写篇序言。我虽已年届八旬，而且当前手头还有几项需要抓紧时间完成的写作任务，但当我通读了本书全部译稿，并阅读了俄文版的主要部分之后，不禁勾起了对往事的许多回忆和思绪，从而在心中产生了一种冲动，觉得应该把手头的其他工作放下，先拿起笔来写这篇序。
　　我心头出现的这种冲动首先是同我一生中从亲眼目睹的中俄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跌宕起伏和中俄两国关系的风云变幻中亲身体验到的一些深切感受和感悟紧密相连的。我从童年时代起的全部人生经历几乎都是与苏联和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的。1937年我十岁那年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轰炸和炮击中国军民的残酷暴行，上海沦陷后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生活了六年。那时我就知道苏联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1943年我十六岁时，出于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从上海去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从1944年在重庆考入大学学法律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并于1946年随学校复员到北平，直到1948年大学毕业，我在这几年中先因要求抗日，后因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压制民主和发动内战，就在大学里参加了当时的进步学生运动，在重庆时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对苏联有了一些了解，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的苏联，1946年到北平后出于想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愿望，就通过在校外找老师补习和自学的方法开始学俄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打下了一点俄语基础。1948年6月大学毕业后我去了解放区，1948年国民党对北平进步学生进行“8·19'’大逮捕，把我也列入登报通缉的名单中。幸好我已在解放区，免于这场劫难。但是没有想到解放战争形势会发展那么迅速，我到解放区才半年多一点，北平就和平解放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的一个区参加接管工作才三个月，就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去做面向苏联的对外联络工作，从此我就开始了与苏联、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生涯。中间因“文化大革命”靠边站、受审查、住“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而中断了十年。之后又调到中联部和中国社科院的苏联东欧研究所从事苏联研究工作。在我一生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中，我对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两国的国家关系在思想认识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天真的理想主义时期，那是从1949年到1958年的十年。这个时期我几乎每年都要出访苏联，或接待来访的苏联共青团代表团。那时候我对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两国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信心十足，满怀美好的憧憬，相信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蒸蒸日上，相信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东风必将压倒西风，我们这一代也许就能看到共产主义的美景。
　　但是历史与事实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中，中苏两国两党在国内和党内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和曲折，声势浩大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豪言壮举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久都成了泡影，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对领袖的“神化”受到了批判，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不断恶化，相互进行的公开论战步步升级，以至于发展到两党彻底断绝关系，两国相互为敌，甚至兵戎对峙。在我国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时候，苏联在国际上推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国内在各方面则出现了“停滞”局面。这一切使我对社会主义和中苏关系的前途感到迷惘和困惑。这是我思想认识发展中的第二个时期，可以说是困惑时期。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思想发展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我们国内，由于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方面，由于双方都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双方分则两害，合则两利，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终于在关系断绝二十多年后于1989年5月16日通过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宣布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关于中苏两党20世纪中叶展开的那场激烈争论，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那次历史性会晤中也作了回顾和总结：“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此后，近二十年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双方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基础上使两国关系稳步地得到正常与健康的发展，目前两国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为我早年所憧憬的美好的两国关系中间经过曲折如今在健康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近三十年来在苏联研究工作中为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做了一点微薄的努力而感到欣慰。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思想上逐渐解除困惑而回归现实，看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苏与中俄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方向的时期。
　　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对中苏、中俄两国关系起伏变化的见证和体会，我感到两国关系之所以会有历时长达二十余年的分裂和隔断，除了当时有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的影响和国家利益上的矛盾等原因之外，从更长远和宽广的意义上看，双方领导人和广大人民之间缺乏深入的相互了解和沟通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只有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沟通，才能排除各种误会和猜疑，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只有在互信基础上才能长期保持、发展正常和健康的两国关系，处理好双方对事物认识上的差异和利益上的分歧。我乐于为本书中文版写这篇序言的冲动，首先就来自于我从两国关系几十年来的起伏中得到的这一点体会和感悟。
　　我认为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的同仁们撰写的这部向俄罗斯广大读者包括政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系统地介绍中国现状、预测中国今后几十年发展和中俄共同发展前景的这部著作定会有助于增进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因此它不论在科研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是有重大价值的。而在中国出版本书的中文版，也可使中国广大读者了解俄罗斯学者和他们所代表的俄罗斯精英对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成果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中俄共同发展前景的看法和想法，这无疑也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因而也同样具有它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促使我乐于为本书中文版作序的第二个原因是本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具有的一些特色。本书在这方面给我的印象，也促使我感到有必要写这篇序言，以便把本书的一些特点和内容向我国读者作一番介绍和推荐。在我看来，本书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新颖，正如本书导言中说明的，本书作者在研究和预测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时所采用的是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的学者集体设计的对不同国家经济实力的动态发展进行预测的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数学计量方法，采用拓扑学把预测结果用直观和形象的图表加以表述和比较。关于这一预测方法的概念、参数、计量指标及其含义，本书附件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它用一个国家的治理、疆域、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文化与宗教、科学与语言、武装力量和对外政策等九个基本参数来研究和预测它的动态发展。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已运用这一方法对俄罗斯本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做了一系列综合性预测研究，已出版了《2050年前俄罗斯的创新突破战略》、《在时空中的俄罗斯(未来史)》等著作。现在又运用这一方法与远东研究所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和预测中国的发展和中俄关系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发展前景。我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先看一下本书的导言和这个附件，以便对本书应用的方法论有一个概念，然后再去阅读全书正文。
　　第二，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从中俄共同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研究与预测中俄两国关系在2l世纪未来几十年中的发展前景，其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在说明和论证中俄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两国在今天国内外形势下的共同需要。书中也分析了两国实现共同发展战略的有利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并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趋利避害，实现共同发展前景的一些建议。本书作者的这种立场和愿望与我们的立场和愿望无疑是一致的。
　　第三，本书是一部基础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科研成果。其基础性表现在它按照其方法论设计的九个参数在本书各章中论述的问题都是影响我国发展动态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其系统性表现在每章对论述的问题都是用历史发展的数据和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的；其综合性表现在它在各章中对九个基础问题分别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为读者描绘出了到205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和中俄两国共同发展前景的总的图景。在近几年国外学者发表的研究当代中国的著作中，我觉得本书是迄今最为扎实、全面和深入的一部著作。
　　我在写完这篇序言后，看到了一篇2006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本书俄文版首发式的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同志在首发式上发表了讲话，在京出席首发式的该书作者之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致了答辞并向中方赠书。朱佳木同志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季塔连科院士长期以来为增进中俄两国友好和两国人民友谊，推动俄罗斯科学院与中国社科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讲话中还指出，《2050年：中国一俄罗斯共同发展战略》一书是作者基于对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系统展望未来50年中国发展方向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鸿篇力作；是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俄两国携手发展献计献策的又一个丰硕成果；是作者长期关注中俄关系，致力于中俄友好的又一个生动体现。我想在此有必要把朱佳木同志对本书的这一评价也向读者作一介绍。
　　第四，本书在分析和研究中国各方面的状况和发展前景时，既肯定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提出了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可能会出现的曲折，如经济发展中的周期律等等，这是科研工作中应有的客观态度。我国学者在研究俄罗斯问题时也需要研究和分析影响其形势发展的各方面的因素，设想各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关心中国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在书中就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的各种看法和意见，把它们作为重要的参考。
　　第五，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收集和利用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十分翔实丰富。这从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就可看出来，其中既有许多俄文文献，也有西方国家的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更有大量的中文文献，包括中国的官方文献与许多中国学者和专家的著作和论述。
　　此外，我还想在这里提出一点，那就是本书作者在涉及中国的某些问题上所持的看法与中国学者的看法不一定都是相同的。我们认为，有些问题属于正常的学术问题，有些问题不属于纯粹的学术问题。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自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两国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经过共同的努力终于使两国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使两国长达四千多公里的边界变成了和平与友好的边界，这对两国的安全和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今天要共同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解决边界问题的结果。在经贸关系和对外关系等问题上，两国学者，还有经济界、政治界人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意见，这也是正常现象，重要的是双方都要吸取过去两国关系中的教训，都要以大局为重，通过交流和沟通，努力缩小和消除这些分歧和矛盾，如一时解决不了，则也应努力求同，同时允许存异。我相信这类不同看法和分歧不是不可解决的，不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大局。
　　在结束这篇我愿与本书中文版读者分享的我对本书的读后感时，我要说，我对中俄两国在新世纪中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实现共同发展与合作双赢的前景是满怀信心和希望的。我高兴地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克服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混乱和种种困难，在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的迅速进展，我衷心祝愿俄罗斯在实现提高经济实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的国家目标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祝愿我们的同行、俄罗斯学者在科研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徐　葵
　　　　　　　　　　　　　　　　　　　　　　　　　　　　　　　　2007年7月20日完稿
　　　　　　　　　　　　　　　　　　　　　　　　　　　　　　　　8月2日补充修改

　　　　　　　　　　　　　　　　　　　导　　言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大国、战略伙伴，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在全球化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也是相同的。只有不断发展和深化睦邻友好关系、战略协同和生产合作关系，并尊重两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中国和俄罗斯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共同发展道路走下去。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缘政治作用日益提高，中国因素成为在政治上进行长期的全球预测和区域预测的一种关键要素。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发展和全球经济潜力增长(超过16％)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参见图0—1、图0—2、图0—3和图0—4)。目前，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最极端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中国威胁”日益加剧，另一种则预测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肯定会崩溃。
　　为了正确地评价和考量中国因素在其长期发展中对俄罗斯的影响，至少必须回答以下两组问题。
　　第一组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是什么，以及有哪些势力和情况在与中国进行对抗或遏制中国的发展。而必须明确，至今一直保障中国蓬勃发展的机制将来还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如此有效地运行下去。
　　第二组问题是，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如果中国成功，对其他国家的命运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整个全球局势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反之，如果中国失败，对其他国家的命运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整个世界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中国因素对俄罗斯的未来，对俄罗斯解决本国任务，对俄罗斯确定自己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对搞清两个大国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潜力以及对必须克服的可能的、有时是不可避免的障碍和矛盾有什么意义。我们想运用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学者集体所设计的预测方法，通过对构成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的稳定基础的九个方面进行分析，寻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1．治理
　　在中国沿着全面现代化和增强经济实力的道路顺利前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强大的国家和党的权力。政权的力量在于其合法性，即社会大多数人承认它对达到全局性目标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并且是绝对必要的。保持这一要素，是中国进一步“和平崛起”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中国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强有力的政权不仅能够提出而且有能力解决一些符合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和长远利益的任务。
　　中国强有力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有决心和能力进行创新，其目的首先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循序渐进的、深入的变革。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进行的改革所具有的不断向前和有步骤地发展的特点，要求对改革先是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全面的预测性研究，并在某些地区和一定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和检验。
　　2．疆域
　　从确保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来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重新统一始终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活动方向。中国与中国东海的邻国(日本和韩国)和中国南海的邻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划分水域的问题仍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尤其是在预测这些水域蕴藏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之后，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在可能爆发区域冲突甚至全球性冲突的这种背景下，中俄边界走向谈判的顺利完成不仅是有助于进一步积极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也是能促进、巩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划界条约也发挥了作用。
　　3．自然资源
　　在研究中国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考虑到中国自己拥有的自然资源是无法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应有的规模和速度需要的。中国的耕地和林业用地严重不足、北部地区的淡水极度短缺，除了煤炭、锡、钨和稀有金属之外，很多矿物也十分匮乏。
　　经济增长现有的资源消耗模式使得一些原材料和能源(尤其是石油)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发展，势必会导致中国目前和将来更加依赖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尤其更加依赖进口石油。据预测，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由目前的30％～35％增长到2020年的55％～60％，届时至少需要进口2亿～2．5亿吨石油。在中国，这种趋势是对如何保持能源安全产生极度不安的原因所在。
　　进口石油渠道不够多元化是能源安全的一个薄弱环节。中东和非洲五国提供的石油占石油进口的60％以上。到2010年，从这一地区进口的石油可占到80％。该地区经常性的军事冲突使人们更加忧心忡忡。
　　因此，中国希望通过不断增加其他地区的石油供应，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石油供应促进中国石油进口的多元化，从而加强本国的能源安全。对中国来说，“走出去”政策现已成为旨在巩固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素。这一政策被理解为利用中国的技术设备和中国的资本参与国外石油产地的开发。
　　中国的专家们认为，实施“走出去”政策的主要障碍是西方垄断集团，他们凭借本国政府的支持，操控世界石油资源市场，而且最好的市场几乎全被它们占领。中国认为，在争夺世界能源产地过程中，日本是主要竞争对手，现在又增加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印度。考虑到上述因素，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可以成为它们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奠基石。
　　为了使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付出了环境被破坏、被污染的巨大代价。这一过程正在超出中国国界，越来越具有地区乃至全球规模，为此，需要共同努力进行控制和治理。
　　中国力图借助可靠的国外原料和能源产地来保障其长期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框架下寻找可靠的原料和能源产地。这将成为俄中长期的双边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以及俄中在亚洲、亚太地区及在世界上进行更为广泛的相互协作的一个重要支撑。
　　4．人口
　　对于中国来说，避免人口危机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出现人口危机，居民的食品、住房、燃料、就业岗位就很难保障。所以，国家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人口的急剧增长势头。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人口再生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适度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
　　据官方预测，到2010年，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14亿人，到2020年15亿人，而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在这之后，人口将不再增长。然而，也有另外一种预测，即认为到2l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有可能大大突破上述预测限度。
　　如放松对出生率的控制将会使国家面临不仅环境被破坏，而且会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的严重后果。
　　然而，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人口问题，这些问题会加剧社会紧张，将来还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使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设强大和繁荣昌盛国家的目标难以实现。这首先指的是中国将会遇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问题。
　　5．经济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进行评估，至少必须考虑以下四个直接影响现代化前景的因素：政治领导的效率、技术进步的规模、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以及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目前还无法对未来政治领导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某种详细预测，但是可以进行一些合乎情理的推测。例如，胡锦涛和温家宝双驾马车有可能领导国家持续到2012年，他们将按照自己的看法培养接班人。本届领导人为实现到2020年这段时间的主要发展目标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不论是这一届中国领导人，还是下一届领导人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左倾盲动和实施准备不周的政治改革的危害性。
　　科技进步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特点的具体影响是难以详加预测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有能力从一个主要仿制生产国外技术产品的国家变成一个创造本国新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大量生产的国家。中国已把生产具有世界水平的自有商品品牌的产品，让中国由一个世界加工中心(制造业)变为创造新产品(创造业)的世界中心的任务提上日程。
　　中国20世纪的经济发展态势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在其发展道路上曾发生过一系列大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59～1962年，1966～1976年)。中国无法保证它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即使发生的形式可能会不同。不可避免的发展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现所追求的现代化参数。
　　中国已经意识到，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即使是和平崛起的反应，远非都是表示赞同的。可以把北京在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中心之间建立越来越深入的经济互相依存关系的方针，看作是一种能够限制这些国家可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预防措施。
　6．文化与宗教
　假如中国一直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在最近十年里，中国就可以成为文化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区域大国，并开始具有文化大国的某些特征。中国取得的成就，将提升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稳重的威权主义“中国模式”的威望，从而保障它对本地区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传统文化现已逐渐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给国家提供对外宣传的论据，而且可以防止外部的不良渗透。儒学强调各种力量在保持其多种性条件下的和谐，这对很多对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号施令感到不满的发展中国家很有吸引力。
　　在国内，传统赋予中国文明高度的内在同源性和稳定性。这些稳定因素能阻止外来势力“颠覆”中国的企图，使中国能动员民族意识的潜力，提高国家克服不良国际条件的能力。传统价值观把居住在国内外的华人团结成一个全球性的华人群体。在国外的华人社团坚信，中国会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了中国的强大，他们准备并正在用知识、技能等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使中国有可能利用西方科学和技术成果的保障。
　　使政治方针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同时它又坦率面对积极的全球趋势，这种做法不会成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障碍。相反，双方共同运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可以使伙伴关系变得更加坚实和稳固。
　7．科学与技术
　科学、技术和高科技可以是、也应该是俄中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方面极为关注该领域的合作，并打算拨出大量资金与俄罗斯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共同搞研发。对于俄罗斯来说，发展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可以成为加强本国研发物质基础、保存和增强本国智力和创新潜力、在中国和世界市场上推广俄罗斯技术的一种手段。
　　8．武装力量
　　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是，通过采取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性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是国家实施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履行抵御外部威胁职能的同时，由于历史和制度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然是政治权力的基石和保障国内稳定的工具。军队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控之中。
　　中国的军工企业实施各种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设备的生产纲要，生产各种各样的军用产品。然而，许多军工生产纲要是依靠从国外进口的关键技术设备实施的。这是中国始终关注包括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西方国家在内的军事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因。
　　9．对外政策
　　在评价国际对外政策因素对中国发展以及俄中相互关系的影响时必须承认，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北京现在之所以把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这是由后者具有能够阻碍中国顺利达到内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的能力所决定的。
　　北京在其发展战略中竭力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正面对抗。在这方面，北京遵循中国的典型外交传统——在战略主动权上作出让步，以换取可在主要对抗国家之间搞平衡的有利中间地位。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中国政治刊物最近经常说：中国“不应该担当推翻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角”；“反对霸权主义不是现今中国的战略任务”；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与美国竞争主宰世界”。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是把华盛顿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时间不是几个月，几年，至少是数十年。
　　现在，美国卷入与穆斯林国家、朝鲜的大量冲突，与日本、欧洲、俄罗斯的矛盾不断加剧，这也许符合中国增强自己力量的长期政策的利益。这种观点基于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子提出的一种谋略：即迫使自己的主要潜在敌人分散兵力，多线作战，“静待敌阵松弛”。
　　台湾问题之所以单独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该问题同时具有局部和全局两重性。显然，这个问题不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如果北京不愿意破坏与西方的关系，应该把台湾问题限定在尽可能小的历史范围内。中国领导人已经定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界限。
　　至于谈到俄罗斯的立场，它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我们反对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我们赞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北京十分希望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不论中美两国哪一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恶化，都会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出现这种情景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最糟糕的。尽管目前莫斯科和北京关系良好，但不能排除，中国的亲西方势力(他们确实存在，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可能会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在必要时“调转矛头”对准俄罗斯。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与俄罗斯不同，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两者的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尽管中美经贸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但十分紧密和充实，它们在这方面寻找共同语言比同俄罗斯要容易得多。
　　鉴于上述发展趋势后果的不确定性，今天没有绝对的把握否认上面所提到的对俄罗斯而言最坏的情景实现的可能性，一旦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国在与未来世界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和合作中不但不能成为一张王牌，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一枚可兑换的“辅币”。因此，消除妨碍俄中关系正常发展进程的一切消极沉积尤为重要。
　　在两国关系中，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信息领域都存在类似的沉积。要顺利消除这些沉积，我们必须准确地知道，中国希望从俄罗斯得到什么，我们有权从中国得到什么，我们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中国的要求，我们还应区分，客观问题和主观问题，等等。
　　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对发展俄中两国关系具有积极作用。俄中两国共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可以消除两国因在中亚地区有可能因争夺领先地位而产生的小误会。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国在中亚地区巩固其地位的长期图谋，在中亚美国不仅靠建立一个个军事基地，而且通过把当地国家组成潜在的与俄罗斯和中国敌对的地区集团来实现它的图谋。这倒是迫使华盛顿扮演一个它所不习惯的、没有表决权的临时观察员的角色。最后，未来俄中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可以建立一个反恐中心，共同在边界附近的多事地区打击非传统威胁(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贩毒活动等)。在此基础上，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以及伊朗的合作也将得到十分积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