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津上俊哉曾任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参赞，对中国相当了解，也相当有感情。本书描述了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经济状况，评价了中日经贸往来，对日本在经济一体化时代如何建立亚太地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建议。观点鲜明，评价客观，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一些做法如何反应，听到日本人不加掩饰的真实想法。本书曾荣获日本权威奖项“三得利学艺奖”。 

　　　　　　　　　　　　　　　　中国崛起，日本应该做什么？
　　　　　　　　　　　　　　　　　　《凤凰周刊》吴铭

　　津上俊哉是一个与中国打过多年交道的日本人。1994年，他参与中国加入WTO的入关谈判；1996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在华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进步，同时，海外的生活使他有了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大好时机。
　　此书的成因是由于2001年日本突然掀起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让人始料不及的高速发展，给很多日本人带来了冲击：“竞争对手在崛起”。在此背景下，很多日本人不顾“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原因几乎全在日本国内”这一达成的共识，突然间，朝野齐声高唱“这些都是中国造成的”。在作者看来，这种无病呻吟的说法，是一种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论调。“日本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吗？”津上俊哉想到了写书反击这种社会舆论，并于2002年动笔，将想法化为文字。
　　《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一书共包括6章。分别为“‘中国经济威胁论’大错特错”、“日本人看中国经济”、“日本在亚洲经济一体化时代如何生存？”、“日益紧密的日中经贸往来”、“亚太地区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日中能够和解吗？”。
　　在第1章“‘中国经济威胁论’大错特错”中，作者针对日本持中国经济威胁论者的两个主要理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问题和汇率问题，进行了驳斥。
　　作者认为，廉价劳动力问题，从本质上讲与欧美以前指责非白种人国家的“社会倾销论”没有什么区别。20世纪80年代，在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对日本说：“让我们与低工资的日本展开竞争，我们怎么受得了？”日本曾反驳道：“生产销售物美价廉的商品有什么不好？”仅仅过了20年，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抱怨竟然和当年美国对日本的抱怨如出一辙。作者认为，各国产业的兴衰依据比较优势而定，随着后发国家的崛起，经济发达国家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自由贸易的原有形态，而不是当处于追赶方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处于被追赶方时就表示异议。
　　至于汇率问题，津上俊哉指出“中国是一个多面体国家，良莠不齐。在优秀企业看来，现行汇率可能过低，但在落在后面的企业眼里，现行汇率反而过高。”面对中国这种良莠并存的经济综合体，如果只看前者，由此论说现行汇率如何，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正确。紧接着，作者还指出“本国货币走低为上策”是日中两国的共同误区。中国应逐步推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
　　批驳“中国经济威胁论”是作者论述日本应该怎么做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摆正了态度之后，作者依次分析了中国的经济优势与劣势：认为当今中国经济的关键是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人才，而财政拮据、农村和农民问题难以预测、扭曲的人口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水资源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劣势。接下来，作者论述了亚洲经济一体化时代日本如何吸引亚洲人才到日本；在日中经贸往来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日本如何占据优势；以及如何与崛起的中国发展中日关系和如何看待中日曾经的历史问题。
　　该书出版后，曾荣获日本的权威学术奖项“三得利学艺奖”。而在中文版面世的前三四年里，中日之间经历了一段“政冷经热”的过程。一方面，日本开始得到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关系一度走入低谷。在中文版序中，作者坦言：“其后几年(书出版后)的日中关系完全背离了我的期待。当我叹着气观望日益糟糕的日中关系时，我也在反思：在写这本书时自己忽略了什么？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
　　作者反思到：第一，忽略了在日中经济进一步紧密化或曰全球经济化的进程中，两国国民中都出现“受益者”和“受损者”，利益两极分化；第二，低估了“中国崛起”将给东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及其冲击规模的巨大。
　　除去作者的这两点遗憾，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可以看到日本对于中国一些做法的反应，可以听到日本人不加掩饰的真实想法。”

　　　　　　　　　　　　　从《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看中日经济
　　　　　　　　　　　　　　　　　《国际先驱导报》孙传钊

   津上俊哉《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中文版去年12月问世时，引起了国内读书界的关注。实际上当此书2003年年底在日本初版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国内的一些讨论，因为译者李琳对津上俊哉进行采访对话的全文、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深川由起子用中文撰写的书评，都在中文网络上广泛传播。加上津上俊哉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为中国各界熟悉，所以，他驳斥“中国经济威胁论”，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就特别引人注目。他指出，如果日本不正视中国经济飞速进步的现实，只能日益衰退。只有顺应这一潮流抓住这一机会，采取与中国共存共荣的国策，才是最好的出路。 
　　经济互补论成主流 
    津上俊哉的共存共荣互补论经过3年岁月，在今天有没有过时？有没有成为日本产业界的主流意识？我们从日本出版界的动向可以管窥部分答案。 
    2005年关志雄撰写的关于日中经济互补论的著作《共存共荣的日中经济：互补论》（日本经济新闻社）引发日本关注之后，他的另外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现状的著作《中国经济面对的两难问题》（筑摩书房）、《中国经济革命最终章》（日本经济新闻社）接连在日本图书市场上出现。同样持“互补论”观点的经济学者关志雄的活跃，暗示了与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一书问世的2003年相比，今天中日经济互补论至少在日本经济产业界和舆论界已经是大势所趋。 
    与津上俊哉曾同是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关志雄，出生在香港，与中国经济学界一直保持相当深入的交流。比如，2002年他翻译的樊纲的《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岩波书店）一书获得2003年度亚洲太平洋奖的特别奖；他的中文著作《做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威胁论”引发的思考》也在中国问世（商务印书馆）。 
　　杞人忧天的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盛行也就是2001年至2002年间。当时，关志雄与津上俊哉同样，就在各种学术讨论场合宣传自己的观点，指出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只是有些人想把日本停滞10年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是一部分政治家和军界人士的杞人忧天。持此类观点的畅销书大多是因为观点极端而吸引读者。 
    在《共存共荣的日中经济：互补论》中，关志雄针对人们担心日本国内企业转移中国后国内产业“空洞化”指出，在高技术领域的产品还是在日本生产成本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依然保持技术的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与日本高技术产业呈互补关系。实际上，2003年以来，日本不仅在中国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取得很大收益，而且对中国的出口也有增长。 
    当然，在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经济现状的时候，他也不回避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银行的坏账、财政赤字扩大、个人和地域的贫富差别的扩大，等等，认为这些问题是今后日中经济互补活动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关志雄和津上俊哉一样，也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都不能无视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搞好互补关系，是解读日中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孙传钊发自日本） 

　　　　　　　　　　　　　　　　　　　　崛起的两副面孔
　　　　　　　　　　　　　　　　　　　《21世纪经济报道》

　　“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
　　编者按： 
　　中国在崛起。“中国崛起”，自然也就成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与崛起相关的图书一直在不断出版。
　　而央视“大国崛起”的播放，更使这个话题骤然升温。出版界自然也不甘落后，去年年底以来，这方面的图书可谓接踵面世，如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还有复旦几位年轻学者撰写的《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以及胡鞍钢的《中国崛起之路》，等等。
　　我们组织这个专题，是想借对此数种有关中国崛起著作的梳理，寻绎“崛起话语”背后的“文化意识”，也希望能为讨论的深化尽绵薄之力。
　　著译者言 　
　　本力
　　“崛起”一词是一个生动而相当不明确的概念。它不但无法定量，甚至很难准确定性。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崛起？什么才是真正崛起？
　　央视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广泛关注后，将有关讨论演变成一场媒体事件，也成为2006年的国内思想界的一大景观。2007年初，数本关于崛起的图书高调上市，如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以及我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
　　语言的发展折射着社会发展和社会文化和意识的变迁，“崛起”一词的“流行”并不偶然。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明确地把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这一角度，与“崛起”略为接近的词语是“现代化”。但与“现代化”相比，“崛起”一词显然更有“全球化”的意蕴，这也是“现代化”的更高层次。“四个现代化”表达了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而“和平崛起”的比较意义更多源自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地位的上升。
　　中国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也有治乱循环，大国兴衰本是老生常谈。运用西学来解释大国兴衰的著作并不鲜见。1980年代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一书风靡一时，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等著作也曾引发热烈讨论。与之相比，“崛起”的意义，在于联系到了中国的实际。但“崛起”确实也有两副面孔，一方面，带来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与之相伴着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新问题和矛盾。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这个时期，是个极其关键的分水岭。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突破这一数字之后，国家发展趋势往往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国家在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比如韩国、新加坡等，继续往人均2000、4000美元发展；但另一类国家由于处理不好在这之后产生的新变化，则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如拉美国家等。这也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不同判断的历史经验渊源。“兼听则明”，来自多种途径、多种角度的观点，会更有利于这一讨论的展开。这正是我们编译《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以下简称《崛起》一书)的初衷。
　　《崛起》并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而是分四个部分，以来自40余位专家的声音，对“崛起”的现状、可能、面对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了描述。第一部分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增长？”，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进行总结和“解密”。《崛起》第二部分为“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缺陷展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相当严峻，如就业问题、公共医疗体系的削弱、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等，所选几篇文章分别进行了细致分析。书中第三部分给出了对中国崛起之路的质疑，并以比较的视角提供了三个参照，即拉美、日本和印度。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中国通货紧缩输出论”、“中国威胁论”这几年来也尘嚣日上，对中国的高速增长大有“捧杀”之势，《崛起》第四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效应”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崛起》各个章节的文章既有褒扬，也有尖锐的批评。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文章颇有为中国辩护之势，他认为对中国的各种攻讦其实只是为自身的经济困难开罪，必须“正确看待中国”，而且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应感谢中国，中国不但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而且还是应该效仿的榜样。詹姆斯·多恩(James　A.Dorn)则认为金融体系开放及市场化不足是制约中国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结束中国的金融控制”是当务之急。不知詹姆斯·多恩的文章是否影响了决策层，但事实上，我国政府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也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关于中国“崛起”前途的两种可能图景就较为清晰、客观的摆在了读者面前。
　　对于中国“崛起”潜行中面对的巨大矛盾，很多读物都有过描述和某种预言，并非简单地危言耸听。中国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环境资源瓶颈、城乡二元巨大差异、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等等问题凸显，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热潮中集中释放，这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多的是精神上、伦理上的冲击。但综观西方历史，这些国家的崛起无一不是在困难和问题中前行。因此，当下对于中国未来的信心，建设性的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显得更为重要。未来中国的走向正取决于今天亿万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信心、责任和付出，这甚至比这些一流专家的声音更为重要。

                           中国崛起，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一枝独秀。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在一开始的前二十年，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太多的关注。大部分人认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当初的经济底子太差，政策上稍加鼓励，加上一些运气的成分，就可以实现。但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近三十年后，国际社会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关注，更是到了空前的程度。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中国崛起威胁论，一种是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持怀疑和悲观态度的中国崩溃论，质疑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归结为中国成功地利用外资和出口扩张政策。但为什么中国的出口扩张政策能够奏效，许多外国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故意压低了人民币汇率，从而推动了低成本制造业的出口能够实现。不少外国学者以中国人民币汇率偏低为由，抛出“中国通货紧缩输出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对中国经济大有棒杀之势。
　　在当今中国，人可以取代机器，节约大量成本而质量不受影响。这一事实改变了全球市场的竞争环境。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诸多生产商，为了维持竞争优势，不得不把制造过程外包到中国。如果一个公司缺乏能力把它的产品转移到中国来生产，那这个公司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前景的。事实上，确实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制造性工作岗位转移到了中国，美国、日本等富裕工业国家出于对就业无明显复苏情况的焦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工作岗位正在不断向中国流失。由此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对美国、日本等国制造业工人的威胁。这是中国威胁论最主要的来由。ＣＮＮ非常有影响力的财经评论员卢·达布斯就大声疾呼反对把工作外包到中国，他认为那些放弃美国工人的公司是极端错误的，但作为投资顾问，他却向人们推荐购买那些削减了美国人职位而依赖于中国公司的股票。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到底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会起什么样的影响？是威胁还是机遇？我认为，认真读读《中国公司》、《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这两本书，读者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认识。
　　《中国公司》是由美国有着资深商业背景的新闻评论人费晓闻写的，他针对中国公司的迅速成长，认为“如果有一个国家将来能会取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上的霸主地位，那一定是中国。”他认为，要承认中国的崛起，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是日本人津上俊哉所著，他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曾负责中国入关谈判在内的ＷＴＯ相关工作。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回应和驳斥中国威胁论。这两本书都正视了中国经济产生的长期影响。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它们需要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调整经济战略。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主顾之一，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尽管由于中国的需求抬高了商品价格，那些依赖商品进口的贫穷国家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一个更加自由和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好处还是大于所付出的代价。
　　关于饱受争议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费晓闻在《中国公司》一书里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虽然中国享受到了人民币汇率政策带来的出口和就业的好处，但同时也为美国人节省了用于消费的钱，享受着中国廉价商品带来的福祉。他引用了华盛顿国际经济学院经济学家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的一项研究成果。这位经济学家曾就中美２００３年的贸易额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其结果显示出中国到底为美国省了多少钱。他计算的结果是，从中国价廉物美的进口商品里，平均每个美国人能够享受到的节余在５００美元以上。在中国商品上花钱越多，得到的实惠越大。其效果和布什政府２００３年推出并经国会通过的每个家庭５００美元减税计划基本相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仅从微观层面上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上述实惠，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出口获得的美元大量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也减轻了美国通胀的压力，为维持美元坚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津上俊哉在《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里驳斥了“中国以低工资输出通货紧缩”、“由于对华贸易逆差导致了日本产业空洞化”等观点。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中日经济进一步紧密化的过程中，两国国民中都出现了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两极分化。中日两国经济虽然都从宏观上获得了双赢，但这些利益并非每个国民都能够均等地享受到，也有由此而蒙受损失的部分国民。在日本，他们是随着工厂搬到中国而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还有被中国廉价进口商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小企业主。而中国的受损者就是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下岗职工和找不到就业岗位的毕业生。这些人都难以认同双赢论。这部分日本国民更是怒气冲冲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是一种威胁。但津上俊哉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而又不可轻视的竞争对手绝非坏事。在经济依存度较高的东北亚地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整个地区的发展，否则，日本经济在过去的十年里也许会更加低迷”。
　　客观地看，随着大量的经济基础建设，中国得为此向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购买资本设备和技术。基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受困于本土需求不足，出口到中国的业务已经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各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在没有发生大的冲突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还会持续下去。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必须警惕拉美化问题，避免日本式衰退。在解决就业问题、环境污染、公共医疗体系弱化、水资源匮乏等方面，中国还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在提高金融系统和国有企业效率、预防和惩治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面，任重而道远。当务之急是要消除当前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泡沫征兆，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对那些短期内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但在长期会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必须放慢增长的步伐。要加大在科技产业方面的投入，把中国制造逐步变成中国设计开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11月27日 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