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关心、观察和研究国际政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撰写的国际政治方面的论著，也是丰富多彩，大量涌现。李云霞、靳利华合著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就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新书。 由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广泛开展国际交往的需要，国家正大力培养专业性人才。据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全国高校设立国际政治系的，只有人大、北大、复旦三家，现在相关的院系已达五十余家。不仅培养了大批的本科生，而且培养了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全国共有硕士学位点46个，博士学位点23个。少数名校还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为交流教学经验，共同提高学术水平，2003年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成立。
国际政治理论（或曰“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是理论，后者是活生生的现实。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而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为研究对象，以国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矛盾、冲突、战争、和平、合作、发展等政治现象、政治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和谐、有利于人类进步发展的国际社会为目标的一门科学。简言之，国际政治学就是研究国际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至今仍属于一门新兴学科，它具有很大的不成熟性和不完备性。国际政治学是在国际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国际交往、国际联系、国际合作与冲突不断加深的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国际政治学正是国际政治历史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
国际政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国际社会形成发展的历史。这里，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起了关键作用，而资本帝国主义这个“怪物”的出现，更加强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促进了国际社会各种矛盾斗争的发展和相互关系的复杂化。为阐明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时间概念上讲，国际政治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前后，发展、繁荣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前后。它的发祥地不在缺少资本主义的亚非拉地区，而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欧美国家。美国是资本帝国的后起之秀。它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变成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因而也成了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繁荣的中心，名家辈出，论著颇多。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里，世界出现了两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同时也提出了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但这两大趋势与两大主题，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而全球化则有助于经济发展。
当今国际局势的基本特征是“一超多强”。事实上，是一超超强，多强多不强，因为多强中没有一个可与美国抗衡的。一超就是美国，多强一般指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以及印度、巴西等。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差不多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七倍。其军事实力更是无可匹敌，它2004年的军费开支为4559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一半，是中国国防开支的17.8倍。欧盟虽有25个成员国，但其综合国力仍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
现在研究国际问题，必须紧紧抓住三个关键词：美国、失衡、周旋。美国是大霸主，其力量遍及全球，遍及天空、陆地与海洋。所有国家要生存要发展，都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不能不研究如何应对美国的政策，因为它既有胡萝卜，又有大棒，确实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而且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国际组织，可以制止或约束它的行动，以致单边主义大行其道。所谓失衡，是指国际力量的严重失衡。富者过富，穷者过穷；强者过强，弱者过弱。而且这种贫富、强弱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冷战后，美国主导和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属于不对称的战争。弱者几乎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巴以冲突也属于此类性质。由于力量不对称，也就产生了理力相背的问题，即有理者无力，有力者无理。所谓周旋，是说弱者在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斗争时，要更讲究策略，更讲究艺术。现在的国际政治，确实成了一门越来越复杂的艺术。要想以弱胜强，必须准备走曲折的路。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既要斗争，更要斗智；要以柔克刚，善于妥协；要力求对话，避免对抗；要有理、有利、有节，力求斗而不破；要广交朋友，防止孤立，利用矛盾，发展自己。
中共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也是我们观察、研究和发展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期。现在，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平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好战的单边主义受挫，国际影响力逐渐下降。这一升一降，已成了包括美国政论家和专家学者在内的一个观察点和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
美国在国际上，常常以民主、自由、人权的卫士自居，实际上，它干的却是破坏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勾当。美军虐俘事件的曝光，使美国丢尽了颜面。伊拉克战争清楚明白地告诉世人，美国是言行不一的。准确地说，伊拉克战争是“倒萨之战”，就因为萨达姆不听它的指挥，所以美国执意要颠覆他的统治权，于是就捏造理由说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说他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现在证明，这纯属虚构。为推翻萨达姆政权，为发动“先发制人”的“倒萨之战”，它不实行民主原则，搞单边主义，破坏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破坏了国际法准则；它把欧盟中不支持其动武的法德等国称为“旧欧洲”，把支持其动武的国家称为“新欧洲”，以致破坏了欧洲的团结，得罪了一些盟友；它不把几十个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反战示威活动放在眼里，执意在2003年3月20日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致激起了中东以至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是美国的“政治错误”。美国一位作者叫瑟奇·施梅曼，于2004年1月2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美国是“惟一的超坏大国”，“在有些地区，人们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比‘基地’组织还大”。美国已为它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付出了惨重代价，从2003年3月至2005年3月，美军伤亡人数将近一万，其中被打死的有1520余人，战争耗资达2260亿美元。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对其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战争”。2005年3月20日，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两周年，世界许多城市举行了反战示威，美国的示威者抬着棺材表示抗议。伊拉克驻有153万美军，却对不断恶化的治安形势无能为力。
美国是个既富又强的超级大国，它的国际影响力为什么会下降？为什么在中东、在全世界出现的反美情绪会持续高涨？一些美国的政论家和学者正在反思。2005年2月21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法国《解放报》发表文章指出：“事实迫使美国政府中的一些成员做出痛苦反思。他们被迫逐渐认识到，‘优势地位’和‘无所不能’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美国现在居于优势地位，但并非无所不能。”在反思中，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650位外交官和专家学者于2004年10月12日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美国以伊拉克战争为中心的对外政策是美国自越战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误。美国学者、五角大楼前官员约瑟夫·奈曾在2002年出版专著《美国势力的悖论》。书中把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这和我们在1995年出版的《国际政治学》一书中，在谈到综合国力时所说的“硬件”和“软件”的意思大致相同。因为美国的影响力由于伊战受挫而下降，所以约瑟夫·奈在2004年4月又出版新著《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获胜的手段》。什么是软实力？他说：“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并警告说，动用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注意利用软实力——更多地注意外交努力和同盟国的合作，美国不仅会在盟国中不得人心，而且还会在反恐战争中失利”。现在看来，这些专家学者的努力，也有一定效果。小布什第二个任期伊始，就出访欧洲。随后，其国务卿赖斯又访问亚洲，似乎是想“重新树立美国的形象”。但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它近年来受到一点损伤，但并没有伤筋动骨，仍是超强者。它把“邪恶轴心”改成了“暴政据点”，并点了六个国家的名。布什在就职演说时强调，美国外交政策“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将把自由的火种播撒到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和政策主张，都与美国不同。它主战，我主和。美国是好战的，它由13州变为50州，由一个偏安之国变为兵布全球的超级大国，靠的就是武力，就是战争。中国则不然。中国提倡“和为贵”，从不侵略别人，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寸军事基地。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搞军事结盟，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提倡对话，不搞对抗；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在经济合作中互利双赢或共赢；主张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宣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一再向世界庄严宣告：今天不称霸，永远不称霸。如果世界各大国都像中国这样做，就一定会天下太平。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有人就担心害怕，有人就故意宣传“中国威胁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问他的一位日本朋友，你们怕什么？他说怕中国。他又问，这两千年来，中国曾侵占过日本的领土吗？他说没有。那你为什么有这种心理呢？他回答不出来。其实，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些呼叫“中国威胁论”者，不过是贼喊捉贼的伎俩而已。中国不欺侮自己的邻国，不蚕食、不侵略他国领土，坚持“与邻为伴” 的方针，实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当金融风暴和海啸袭来时，总是感同身受，尽力援助，中国已成为公认的负责任的大国。
在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中国对内是和谐发展，对外是和平发展。一个和谐，一个和平，这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内外政策的视窗。通过这个视窗，人们首先看到的一个耀眼的亮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文明古国面貌的日新月异。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36241亿元（合400多亿美元），占全世界GDP的比重不到1%；到2004年，中国GDP就猛增到了136515亿元（合16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升至5%。现在，中国已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11547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三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6%。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2005年2月就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答记者问时说：“在现代经济史上，人们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多（13亿）的国家在如此长的阶段（25年）内经历如此高（8%至9%）的经济增长。而且这还不算完。”他认为：“如今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可能会重演1929年的大萧条。”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多数中国人长期忍受的饥寒交迫的生活已成为过去。近年来，有超过两亿的中国人已经脱离了贫困，这堪称是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成就。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优化结构和增强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4万亿美元，与当今的日本差不多，人均GDP可达3000美元。那时，我们将会尝到全面小康的真滋味。2002年十六大为我们规划了美好的前景，2003年更使中国人吐气扬眉。这年的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把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成功送入浩瀚的太空，并于16日安全返回。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向世人宣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科技的国家。就在中国人飞天圆梦的前四天，即10月11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题为《追随四个经济强国之路》一文。文章说：“中国将在2007年之前超过德国，2015年之前超过日本，2041年之前超过美国。”中国能否实现既定目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争取到、把握住2000～2020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
实践证明，中国走的这条改革开放之路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很形象，很好。走改革开放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十分小心谨慎，要逐步探索；中国不搞“休克疗法”，而且是逐步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推向城市；先沿海，后内地，以先进带后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办特区，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控制外债数额，适量增加外汇储备；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建设和谐社会，等等。这都具有普遍意义。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把中国的发展视为“经济奇迹”、“中国奇迹”，把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称为“中国效应”、“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阿根廷《民族报》在2003年12月2日发表的题为《中国：亚洲飞人》一文中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社会的发展，在历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在2004年5月24日发表的《论中国的崛起》一文中说：“中国经济进步的成果，无论如何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由于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模式”概念的出现，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感到紧张，甚至是恐惧。美国的一些人说，如果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话，这种威胁并非来自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他们害怕第三世界国家放弃美国民主模式，转而重视“中国模式”，害怕放弃“华盛顿共识”，而接受“北京共识”。什么叫“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有个解释。他认为，“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观念；而“北京共识”主张，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全面发展。“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真理则是人人渴望追求的目标。但是，依靠强力不能使真理传播；错误的理论、观点也不能靠强力迫使人接受。现在，在全球范围再次兴起了学习中国的热潮，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理论、观点，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就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畅 征
2005年4月3日于北京
前 言
国际政治从理论到现实本身都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发展的，反过来讲，全球化产生于演进中的国家政治实践，没有国家的政治意愿，全球化就不存在。而现实中各个国家因处于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因而研究有关理论的角度也不同，所持的一些观点也相应的有所差异。由于全球化是从西方国家发源，并且至今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推动的，所以伴随着全球化产生、发展而研究国家之间相互政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理论也难免由西方学术界所主导。因此，国际政治理论从创建之始就是典型的西方理论。我们所见的有关著作大多是西方的，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居多，而目前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也以介绍、评析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较多。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谈到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沿革时曾说：“这门学科既年轻又古老。”〔美〕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刘小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页。说它年轻，是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至多不过80年左右的历史。说它古老，是说它的理论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如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战争历史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观和以后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的国家学说等，他们的思想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其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和客观政治现实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回顾20世纪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整个过程。有关国际政治理论的术语、思路、方法以及重要的理论体系几乎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这方面扮演了中心的角色。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创立传统现实主义开始，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一直到90年代以全球主义学术为基点的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等，无处不留下了美国的印记。这里要指出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是和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因此，借鉴或吸收西方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应基于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研究，而不应盲目的“搬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某些理论和概念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冲击和挑战。而现实中某些发展或变化了的理论，又被一些国家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异化”为外交决策根据。所以，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既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又要放眼全球化时代的特征，这一点在目前的学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国家仍然存在，人类仍然以国家、民族为划分单位的情况下，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行为，其出发点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有时会因国家利益的追求导致相差甚远。钱其琛同志曾经指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而这种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也会导致政治的不平衡，使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受到冲击。因而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对全球化的响应是不同的，所采取的对策也是不一样的。
本书以全球化为视角，重点审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变化，以战争与和平、合作与冲突、强权与民主为中心论述了国际政治演变、发展的规律，从而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走向。它不同于西方的一般著作只是从发达国家的地位和利益出发强调权力政治，而是更为突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政治。本书主要从权利的视角诠释了当代国际政治理论。本书的特色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比较法。对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分别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中国家国际政治理论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形成对某个问题的全面深入认识，加强国际政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分析，丰富补充他们在国际政治方面的认识。
第二，使用新资料。搜集近几年的最新成果、最新资料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本书使用的资料截止到2004年6月底，针对新千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变化及走势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第三，刻意体系创新。本书从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入手，探讨了国际政治的战争与和平、合作与冲突、强权与民主等主要问题，着力对国际政治理论的概括性、抽象性进行分析，关注国际政治发展的主流及方向。
第四，实用性较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是一部值得参考的理论性书籍。它既提供了基础知识，也提供了研究方法。
第五，时代特色突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某些理论和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理论。这是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本书作者均是在高校长期从事国际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创新精神。但愿本书能成为当代大学生和关注国际政治问题的读者的一本有益的书。由于作者学识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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