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伴随这个世纪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新形式正在剧烈改变我们的社会，使我们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世界和人类的冒险活动表现出更丰富的潜力，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相互依存，但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不确定。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使自己远离由变化速度加剧而产生的离心力，因为“进步”的理想很容易引导我们走向疏远人类价值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连接各种思想，使它们具有一致性和相关性，这些成为十分关键的回应。但是我们还必须学习，学习如何在变动世界的健全模式中，区分终将会被遗忘的干预与蕴藏着真正变化希望的新的和谐。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促进各个学科、传统、文化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探讨未来所蕴涵的巨大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相互依存和不确定性。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伊始，它就具有跨学科、前瞻性思维的功能，这对任何有意义的行动都至关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迫切需要保证人类不再遭遇如此残暴的行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和平的武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武装自己，首先担负起预防性的使命，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各种思想的汇集地。其行动的有效性也就取决于立足未来思考的能力。
为了衡量21世纪挑战的范围和寻求观察它们的可能方法，我们必须能够接受各种方法、各种学科和各种文化，并为它们提供一个公开讨论未来的论坛。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座谈会”和“21世纪对话”的意图。这一系列交流成果的精华部分，在做了一些选择后，被复制在《开启21世纪的钥匙》一书中。只有通过思想和人员的交流，才会出现新的洞察，这些洞察大多以问题的形式出现。
本书献给全世界的年轻人：书中包含的钥匙要靠他们去发现，因为刚刚开始的新世纪是属于他们的。学习共同解读未来的预兆并将它们转化为共享的理想和合作项目，是学习共同生活的第一步。
松浦晃一郎(Koïichiro Matsuura)
前 言
“不要期望从21世纪得到什么”，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说，“21世纪却期望从你身上得到一切。” 但是我们是否拥有开启2l世纪的钥匙．是否拥有工具能够把握21世纪的前进方向?我们是否为21世纪做好了准备?对这些问题还存在疑问。未来似乎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难以解读，在不确定中模糊不清，坦率地说有时无法触及。我们站在未来的大门口，带着许多答案。但它们是正确的答案吗?许多问题我们脱口而出，但它们仍然有相关性吗?所有这些装备是否真正有用，或仅仅是过时的老生常谈?
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说，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帮助改变未来。因为未来不是理所当然地照本宣科。诚然，未来不单独依靠我们，但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受人类行为总和的影响。
为了及时应对2l世纪的挑战，人们必须从提出正确的问题开始，确定可能的解决方法，切莫等到为时过晚。这正是立足未来的研究和前瞻性思维的作用——试图在游戏中走得稍超前一点，就像一个象棋棋手必须分析游戏每一步的发展潜力，同时尽可能预测各个棋子的运动。
康德传统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希望什么?”——必须从立足未来的立场重新构建，用“我们”来替代“我”。因此，我们不再说“我能知道什么?”而是说“我们能知道什么?”；不再说“我应该做什么?”而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再说“我能希望什么?”而是说“我们能希望什么?”；不再说“人是什么?”而是说“我们是谁?”、“我们将成为谁?”
根据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谁”的问题……停止探求一个永恒的问题。一个关于未来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并不是要寻求一个预言，而是要寻求一个规划(project)。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成为探问我们应该怎样共同建设未来的一种方式。
《开启21世纪的钥匙》一书是致力于立足未来探求的计划的第一本文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于这个长期型思考的中心。在当时的总干事费迪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的关键性支持下，1997年9月分析与预测办公室发起了“21世纪座谈会”和“21世纪对话”系列，通过科学家、知识分子、创造者、决策者和领导人士的思想碰撞和交流，改进我们对未来的准备。建立这个立足未来思考的世界论坛反映了教科文组织越来越重视前瞻性和有长远目标的项目。它可以被看做保罗。瓦莱里(PaulValery)的愿望的实现，他希望能看到在“建立国家社会的同时，建立一个思想的社会”，这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根本目的。
从一开始，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关于未来对话的论坛，《开启21世纪的钥匙》是其中的精华。这个对话具有开放性——对未来提供广泛的展望，就像济慈的“魔盒，在充满危险的大海的泡沫上打开”——向对话的概念开放，因为探索未来而不交流不同的观点，不激发辩论和争论的火花和激情是没有意义的，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尤其是不可想像的。21世纪不能被简化为独白的世纪，甚至不能简化为技术的世纪；我们认为前瞻性只能是未来的“对话”。最后，我们关心的这个论坛将为一个长期项目开辟道路，鉴于目前短视行为的霸权——使我们屈服于金融、传媒和政治世界紧急情况的暴行——只有我们开始恢复“持久”的概念和长远计划的概念，才有理由这样希望。这本书中所包含的“钥匙”是为了开启而不是锁闭。如果你喜欢，可将它们看做未来乐谱中的音乐键，而不是精神监狱的牢锁、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秩序的教条、带有误导且经常是致命的乌托邦式的谎言。
为未来做准备不仅需要讨论的伦理——指从卡尔一奥托·阿贝尔(Karl—Otto Apel)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mas)的德国哲学中的中心概念——还需要未来的伦理，我们在其他地方已对此做出概要说明。
为这样的伦理奠定基础(不但考虑到现在这一代，也考虑到我们的孩子和子孙)要求人类社会挖掘更大的能力进行预见、预测并有一种长远的目光。值得称赞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了这个挑战，它所采纳的战略强调了加强能力的必要、把握知识和科学领域的趋势、优先进行立足于未来的研究。正如爱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开始时，我们反省帕斯卡(Blaise Pascal)既充满悖论又富有预见的话： “那么，让我们努力认真思考；思考是道德的基本原则。”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足未来的研究项目的目标之一。老生常谈的语言，使思想枯竭，已经大大损伤了联合国系统，对应对21世纪的挑战帮助甚微。正如巴西哲学家爱德华多·波特拉(Eduardo Portella)所说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复兴我们的语言。复兴语言就是要复兴思想。这反过来将有助于戈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倡导的“头脑生态学”，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除非建立在“可持续思想”、“可持续伦理”和“可持续文化”之上，否则这种可持续发展怎么能有希望建立并长久保持下去?在爱德加·莫兰，坎第多·曼德斯(Candido Mendes)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帮助下，我们发起了对未来伦理的思考；这些问题是反思未来伦理的出发点。
《开启21世纪的钥匙》一书的目录显示r应用未来性研究的可能性。问题、挑战和疑问是如此的广泛!但是，正如我们汇集于此的尊敬的投稿者指出的，在许多领域中都可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所缺乏的是，明晰和准确的公共信息、比灾难所激起的情感更为持久的意识、对重大决策进行真正开明与民主的辩论，最重要的是政治意愿。
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回避这项工作的中心问题，它们代表了立足于未来思考的、对人类的严峻考验。人们如何能够在如此不确定的世界中预测未来?环境可能对人类和生物圈的生存构成威胁，面对“对环境发动的战争”，我们何以为“自然契约”奠定基础?21世纪人口动态和移民的未来如何?人类社会将如何应对“老龄化”?有了生物技术，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还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科学以及政治和伦理意愿将如何迎接新疾病和复发疾病的挑战?我们如何应对化学污染和“无形污染”?在21世纪水还会自由流淌吗?通过效率革命和对太阳能及再生能源的利用，我们能够控制能源，使能源多样化，进而限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规模吗?我们是否能够驾驭人工智能，或者我们将成为它的奴隶?征服太空的未来是什么?
我们如何构想身份认同、创造力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应该按照新文化契约进行思考?文化的新疆域是什么?全球化是否将伴随文化不确定性和暴力而加剧?或者我们正在迈向文化相互交换的新形式?遗产的关键概念将如何发展?21世纪是否将目睹一半或更多的世界语言的消失?我们如何保卫语言的多样性?文学、激情以及艺术与技术综合体的未来是什么?远程教育的前景如何?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民终生教育——这项21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之一?我们应该如何正视信息社会、赛博空间、媒体和“虚拟”的未来?
我们是否应该为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打下基础?在21世纪我们最终将学会如何共同生活?民主、人权、我们的孩子、工作以及城市的未来是什么?乌托邦死了吗，还是在21世纪将以新的形式获得重生?
我们是否正在迈入一个单一世界?我们是否应该刻不容缓地为建立国际契约打下基础?全球化是一个陷阱吗?或者它号召我们在新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公约?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几个“全球城市”的霸权?我们构想的21世纪的发展是什么?我们如何与贫困和排斥作斗争?是否会出现“非洲奇迹”?
所有这一切问题在“通向未来中心的旅途上”构成不同的阶段，《开启2l世纪的钥匙》一书试图开始绘制这条路上的新路线和途径。然而，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个练习的极限和必要性。自相矛盾的是，立足未来的研究同时与科学和无知并肩努力。在这一点上，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于相同的境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它受命在教育与偏见、知识与无知的十字路口发挥作用。与偏见、剥夺知识、文盲和各种权威的滥用权力作斗争是它的根本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和教育使命必然包含在立足未来的研究中，因为它负责将该组织的根本工作与时间流向保持一致。就其定义，教育面向的是未来：它是即时传送，是对后代的责任，是前瞻性的事业。科学之间的交流应该给在黑暗中充满不确定和神秘的未来投下一缕亮光，它暂时还是一片空白，因为就其定义而言，未来是不存在的但又一直马上就要出现，或注定将在时间成熟的时候出现。
思考未来预示着明确接受前瞻性思维和立足未来的研究之间的悖论：人们越是动用最强大的科学工具详细分析不确定的边缘地带，就越会发现更多令人费解的神秘事物。苏格拉底说，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得出的结论越多，他便越无知。蒙田说，一个人越是知道自己无知，他就越想问“我知道什么?”，然后进一步问“在我们未知的事物中我们未知什么?”
随着立足未来研究的兴起，我们今天目睹了已知和未知之间奇怪较量的加剧。在过去几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抓住机会在更广泛的框架中开始重新解释该组织的根本使命，重新将它们定位为未来的挑战和前瞻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始创者们为各个国家规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这个使命既至关重要又问题重重：
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科学、文化和教育促进各国合作，对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以加强对世界各民族所确认的正义、法治以及人权和根本自由的普遍尊重，不论其种族、性别或宗教。
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任务。转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它包括管理和构建时问的艺术，政治家应该关心的是未来和对未来的责任。几百年来，政治一直与科学以及知识中最大胆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后者在对未来的责任方面应有用武之地。但是，和科学一样，知识的进步也隐含在权力游戏中，而且比科学更有胜之，它会使偏见、无知、盲目和自私的算计以及冷漠的自我利益联合在一起。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坚持应该鼓励“各国所有知识活动部门的合作，并帮助维持、增加和传播知识”的原因，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政治、科学和立足未来的目标不能与伦理分开。
当我们迈入21世纪，它诠释了帕斯卡的警句：“让我们努力认真思考；思考是道德的基本原则。”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不要期望从2l世纪得到什么，21世纪却期望从你身上得到一切。”《开启2l世纪的钥匙》的关键是未来的伦理：不是永远被往后推迟的在未来的伦理，而是为了未来的当前的伦理。
——热罗姆·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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