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前言 关于这本书，有一段故事。1968年初，阿尔贝·斯基拉从日内瓦指派的一位密使摁响了费尔南·布罗代尔家的门铃。他受命说服费尔南·布罗代尔为地中海史系列大画丛撰写16～17世纪的文字部分——这正是布罗代尔熟悉的研究领域——以及系列丛书的第一卷：介绍地中海的起源、地中海史前史以及地中海古代文化。费尔南·布罗代尔开始显得有些惊讶，但很快就变得跃跃欲试了。当时，史前史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他来说却仍然是新生事物。顷刻间，费尔南·布罗代尔被深深吸引住了。就这样，他欣然提笔写成本书，几乎是一气呵成。 然而，1970年，阿尔贝·斯基拉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1971和1972年，在选择插图时，他显得有些观望和踌躇。总之，1973年，编者去世以后，耗资巨大、刚刚有了些眉目的大画丛被彻底放弃了。而当时，费尔南·布罗代尔正埋头写作《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因而无暇全面顾及计划中的著作，更不用说必不可少的地图和插图了——那更是一项额外的工作。所以，他忽略进而几乎遗忘了他的书稿。
然而，在作者去世后十余年的今天，本书却成了问题。知道本书手稿存在的人们为其命运忧心忡忡。但是，决意原原本本出版书稿谈何容易。因为，自1920年以来，卓有成效的考古发现接连不断。碳十四测年法不断改写着编年史，而对于一本面向大众、信笔写成的书来说，求助于某位科学工作者对其重新整理同样是难以想象的。怎么办呢?决定权交给了能根据其知名工作、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做出判断的人。此人就是让·吉莱那(Jean Guilaine)。他欣然接受：由于作品的某种基调吸引了他，他表示同意，出版时不对原作进行任何修改——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不破坏作品的连贯性和生动性。解决方案是：通过详尽的注释提示读者，自本书成书以来，哪些年代有所变更，哪些事件有了新的诠释；或者向读者推荐若干著作，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还需要一位资深专业人士接受这项工作。于是，让·吉莱那自告奋勇负责史前史时期部分：这也是他的研究领域。皮埃尔·茹亚尔(Pierre Rouillard)及两位同事表示愿意负责其余部分，即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部分。在此，对他们两位谨表万分感谢。
因此，我们出版的作品是未经任何改动的原稿，即1969年斯基拉出版社拿到的手稿，也是若干年后作者收回的书稿。让·吉莱那和皮埃尔·茹亚尔(用他们名字的开头字母表示，即J．G．和P R．)的注释放在页码下方较显眼的位置，以方便读者和正文同时阅读。序言理所当然的由让·吉莱那和皮埃尔·茹亚尔撰写。在本书的结尾部分，附有地图集(第287—306页)。图中标明所有书中提及的名称，以便读者对它们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这些地图对理解书中内容不可或缺。由于它们同时涉及若干章节，我们没有将地图穿插在正文中。本书结尾附历史和地理名词索引(即“译名对照表”——译者)。
序 言
在史前史和古代世界领域，我们并未对费尔南·布罗代尔期待什么，即使是他最钟爱的领域——即作为本书背景的地中海。然而，当人们赞美地理永恒性和地理决定性时，又怎能摆脱起源的诱惑，怎能对历史脉络的呈现视而不见——而这一历史轨迹的深层结构和细枝末节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才捕捉到的啊! 在《法兰西特性》一书中，费尔南·布罗代尔告知：“不要认为史前史不是历史。”这位新石器时代或原始史时期的考古学家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还可以补充说：“不要认为文字创造了历史。”只有在发掘、分析、探询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农业文明、冶炼文明以及城市文明——这些文明大多没有文字——之后才得知，人们完全可以勾勒出这些时期的历史，揭示特性的铸就过程、社会组织形式、精英们如何展开竞争、经济变迁以及日常生活。公元前2500年前后，埋葬在迦勒底(chaldee)的乌尔(ur)和安纳托利亚的阿拉萨·霍郁克(Alaea Hoyuk)两地的皇室成员有什么区别?前者属于“有文字的历史时期”，后者属于“史前史时期”吗?这样的划分是徒劳的。因此，人们进行不懈的探索，极力要追溯到创世时代以及生命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实在不能忽略最古老的定居文明。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一切开始运转，等级社会建立，为数不多的早期城市确立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地缘文化区出现，宗教传统形成。总之，一句话，松散的人群逐渐过渡到部落。
面对布罗代尔的新挑战，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惊愕。让我们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这一挑战吧。196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将读者带到地中海，带到它厚重的历史中——从史前时期到古罗马完成征服。但他并未仅仅满足于游历的兴趣——尽管兴致很浓，而是让我们一同分享他的观点，即“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这涉及漫长的时间和地域空间：因为在尽可能真实再现各大文化和政治成就、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生命的最初阶段、直至埃特鲁里亚文明——其所在地托斯卡纳无疑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最钟爱的地区——的过程中，地域空间立刻出现了。写作本书时正值《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在撰写过程中——两年前(即1967年)《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出版。本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史前地中海和古代地中海。为了描绘接连不断的变迁以及地中海周边铸就地中海的各大文明的转接情况，费尔南-布罗代尔突破了经济研究的范畴。从此，他的研究不再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千年计量。这是对漫长时问段的天才处理。这一点在《法兰西特性》一书中也能见到。
因此，我们认为，这部随笔乃是一份“心灵鸡汤”。在书中，我们甚至可以见到出色的反证，因为这位擅长处理大空间和长时间段的史学家给经常囿于本位主义及特定问题的原始史学家带来了他的见解与技巧。所以，本书将提供秘钥，独辟蹊径，提供答案。有人不无担心：截然不同的古代世界会不会带上16世纪唯利是图的印记?如果说布罗代尔经常冒险这样做的话——例如：将二千年(以前『』“东方”港口的国际性或古希腊城邦的开放与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动荡做对比，将雅典、斯巴达或特拜的纷争和“现代”意大利城邦之间的竞争相比较，把殖民时代的“西方”盆地视为爱琴海移民们梦想中的“远西”(Far West)，展现“美国化”的迦太基等等，那么他就不会找不到北。他太了解岛屿、平原、山脉、人类和时间了，因而不会仅仅提出可以接受的假设，将不太有把握的思辨表现为简单的质询。因此，人们感激他所做的对比，感激他揭示的相似性，感激他提出专家都逃避的有关问题——由于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专家情愿保持沉默。对大整体的分析，对深层裂变的分析，抑或对重大变迁(向东直至亚历山大的南征北战乃至罗马的征服——即使罗马从此转向“西方”)的剖析，都是方位标。在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布罗代尔用一种极其强烈的观念对其中之一加以描述，即“经济一世界”。他使我们相信这一观念在16世纪的有效性，但对于古代的某些时刻却并未采用这一观念。我们敢说，对能“运用好”由我们一位研究全欧铁器时代的同行创造的这一概念，布罗代尔不无感到欣慰和惊讶。
这部著作并非近作。它写于1969年，而后被搁置。60年代末，碳放射测年法对某些年代尚未带来多大改变；当时，有关近东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资料较为散乱，并非像今天这样唾手可得。许多人认为，“西方”巨石建筑艺术的传播途径和冶炼技术的传播相仿；地中海民族、埃特鲁里亚人、辛布里人(cinlhres)和条顿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有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费尔南·布罗代尔始终是他那个时代的学者，无论是在他将远东的先民视为万物起源的时候，还是在单独介绍腓尼基人、埃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三大民族——以便和地中海的其他民族(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古伊比利亚人)区分开来——生活的最后一个千年的时候。这位60年代末的学者将他所接受的教育进行了回顾：一丁点有关腓尼基人的情况[即：他们发明了文字以及迦太基布匿人中托菲(tophet)神社的习俗]、几堂关于埃特鲁里亚人的课程(以及“埃特鲁里亚之迷”，这个“谜”同样困扰着布罗代尔)、古希腊及其两大特征——殖民主义和古代雅典。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视野介于(或超越)大学的日常生活和可能(假如不是历来如此)涵盖地中海诸文明方方面面的教育之间。但是，如果要超越日新月异的考古资料，并深入到深层问题，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关键问题始终存在——即使最精彩的发掘也往往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作者想要提出的正是这些问题——远远不只是精确的时间或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有时还根据亲身经验提供答案。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布罗代尔，是一个痴迷于新石器时代农民攻城略地的布罗代尔，一个迷恋在科学艺术领域丰富多产的近东的布罗代尔，一个着迷于不知疲倦的腓尼基航海家和商人的布罗代尔，一个沉浸在由文字、伊奥尼亚哲学或罗马法制组成的知识海洋中的布罗代尔。这位现代史学家透视各个历史阶段，再现期间发生的变革：永久性的贸易革命、交易引发的腓尼基文字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便利；还有一项革命性变革是移风易俗后新雅典的运行情况，还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同时，透过字里行间。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历史，多少消除了笼罩在希腊和罗马这两个巨人身上的神秘感——二者被公认为前人渊博学识天才的集大成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人们怀疑布罗代尔偏爱被“罗马推土机”倾轧过的部族：即埃特鲁里亚人和布匿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鉴于人们只关注富人和强者，为了重新平衡战败者的贡献，为了细加区分——如果不是质疑——某些自命不凡的成就，新文字有时是必不可少的。难道人们不是太注重希腊了吗，特别是在艺术或技术领域?而在这方面，“东方”早已率先实现了重大突破。
对于历史事件，我们不无欣喜地发现，布罗代尔对它们的历史意义，它们在大型地缘政治实体演变过程中的影响，以及应当赋予被历史学家们高估的某些失败——战败者的视角——以何种意义进行了考察。人们将不会对他关于“稳定实体”——它们经受住了阶段性纠葛的浪花不断拍打的考验——的观点无动于衷：布罗代尔的历史哲学观认为主体的影响和时间的轨迹是相互吻合的；同时，也和自史前史时期起“人类就已经杂交、混合”这一坚定信念完全一致。
当布罗代尔教授抨击亚历山大过于关注东方(对于一个扎根于西方的人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犹如一位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者在最初的工作中摸不着头脑，抑或当他谴责罗马跨越地中海边界后误入歧途的时候，布罗代尔依然是一位满怀信念的学者：他永远不会走太远。
最后，这部著作还有一大长处，一个毫不逊色的优点，那就是：我们面对的布罗代尔，也是作家布罗代尔。他有着超凡的叙述能力，擅长驾驭各种资料，提出问题切中要害，从崭新的视角再现局部情况，将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事情拉近，将凌乱的部分重新整合，甚至善于推翻爆炸性的年代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振奋人心的。它不是史前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外行之作，而是出自一位一直钟情于地中海的人士之手。他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蔚蓝色的光线映衬下，通过对巨石建筑、金字塔、希腊神庙或罗马长方形大会堂连篇累牍的描绘，过去的一幕历历在目。
让·吉莱那(J．G．)
皮埃尔·茹亚尔(P．R．)
敬告读者
正如读者或许了解的那样，我是专门研究16世纪地中海的。出于好奇乃至需要，我考察了地中海的全部历史。所有我遇到的有关古代或现代地中海有价值的资料，我几乎都加以阅读。但是，说到底，我的个人研究实际上只涵盖1450～1650年这一阶段。 那么，为什么我轻率地接受了阿尔贝·斯基拉的请求，撰写地中海史丛书的第一卷——这显然不是我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呢?
离开本土而又不真正离开家是一种诱惑，这是一种产生于旅行癖好的乐趣。我之所以投降，或许还是出于好奇的毛病，同时也因为我一直认为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将个人的想法与解释和非同寻常的历史场景相对照是否正确?本书面向知识大众，它给我本人提供了穿越历史长河作一次奇妙旅行的机会。我抓住了这次机会。
不过。我怀着极大的快乐关注着半个世纪以来脱胎换骨的考古学和古代史的发现、假设、激烈的论争——而且不无感到，经常自然而然地回到历史中，回到我熟知的问题中，以便为此奉献毕生精力。因为，通过地中海漫长而辉煌的历史，一切得以连贯，当然毫不重复。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69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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