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2008年劳动节于京郊方圆阁

    未来是不能预先决定的。不存在唯一的道路，也没有什么东西强迫我们接受全球化。反全球化分子在这一点上完全正确。资本可能被锁住，贸易可能遭到阻拦，边界可能设上路障，至少在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时代之后就发生过这样的反复。那时，整个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的民主化和开放时代，人们可以不带护照穿越边界，不用工作许可证就可以找到职业。他们可以轻松地成为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公民。但在几十年的反自由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武力恫吓之后，到20世纪初，取而代之的是集中化和封闭的边界。曾经在贸易和新价值的创造中紧密合作的国家，却彼此把对方看成敌人，并在旧价值的名义下开战。这些国家利用武力而不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夺取市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这一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在几代人之后，世界第一次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护照制度。

    全球化带来的很多后果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原来的经济形态瓦解，利益受到损害，文化遭遇挑战，传统的权力中心受到侵蚀。随着边界变得不那么重要，人员、商品和资本能够更为自由地流动，但犯罪分子、狂热情绪和疫情也同样能够自由流动。全球化的鼓吹者必须证明，更大的自由和更多机会能够抵消这些麻烦。他们必须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办法，也许比以前更有效的办法，否则，就将存在严重的风险：反全球化的观念将会在西方世界扎下根。如果果真如此，则一次经济衰退或一场小规模的关税战，就有可能激起一场贸易保护主义的猛烈反扑。1929年的华尔街危机后，美国转向一种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那之后有很多年，美国对外出口的东西只有萧条。别国政府也作出类似反应，整个世界的贸易由此崩溃，仅用了3年时问就缩小了2／3。一个国家的危机导致了整个世界的萧条。到了今天，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也必将意味着富裕世界的停滞和发展中国家更严重的贫困。它甚至有可能引发冲突，使各国彼此为敌。如果各国政府只管自己，将外国的一切都视为威胁而非机遇，则最简单、也最粗鄙的民族主义就会落地生根。

    全球化今天再以这样的方式毁灭的可能性不大。帝国主义的野心已经弱化了，全球化已经在空前数量的民主国家中得以牢固树立起来。民主和人权的观念正在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亚洲和拉美总的来说已经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而这乃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大多数人致力于在比如WTO的框架内实现受到管制的双边贸易协定，因而，强国政府已经不大可能随心所欲地扭曲自由贸易。然而，即使民主制度和市场将继续扩展，也不是所有人都走一条路。我们并不一定要追随全球化的趋势；它只是可取的，所以才值得我们追求。如果没有人维护，如果没有人向孤立主义发起挑战，全球化并不能自己获得发展的动力。

    所有变化都会引来猜疑和焦虑，有时，这种猜疑和焦虑是正当的；即使是正面的变化也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麻烦的后果。决策者都不愿意承担失败和出问题的责任。他们觉得，让别的东西承担责任更可取。全球化便成了一只很好的替罪羊。它包含着历史上种种服务于这种目的的匿名力量：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和种族群体，被人看不起的市场。当政客们厉声谴责全球化毁灭了经济、增加了贫困、使一小部分人变富，或者当企业家们说迫使他们污染环境、裁减工作岗位或提高他们的薪资的是全球化而不是他们的决策的时候，全球化无法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在好事情发生时，比如环境得到改善’、经济高速发展、贫困减少的时候，全球化的功绩通常也得不到承认。因此，全球化不能为自己进行辩护。因而，需要很多人对历史进程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日益全球化的趋势要继续下去，就需要对摆脱边界和控制的自由给予某种观念上的辩护o    ．

    在未来25年中，我们这个星球将增加20亿人，其中97％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一个自动的、事先确定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将经历哪一种世界，他们将有哪些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我这样的人相信什么、思考什么、争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