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几位经济学家各自从500、150、50年三个时段或三个视角对欧洲（包括美国）和亚洲（主要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史所作的研究，致力于探讨16、17世纪以后欧洲和亚洲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为何会分道扬镳这个问题，对我国和历史经济史研究极具借鉴意义，对我国制定今后经济发展方针政策也具参考价值。

三重历史焦距下的东亚复兴
　　　　　　　　　　　　　　　　　　　　　□葛传红 

　　很长时期以来，世界主流思想习惯于把现代化和传统、西方和非西方、区域性和全球性对立起来。但在过去10余年的“后冷战时期”，人们发现世界正面临一种史无前例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两极体系”向一个“全球化体系”转变，这一进程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全球大变革”。
　　追溯起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起源于15世纪后期的欧洲，其历史性标志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从此相互分割的人群实现了历史性的汇合。在此后的几个世纪，这一体系逐步向外扩张，并将世界其它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卷入进来。直到19世纪后半叶，东亚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这一体系，由此开启了东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早在1973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赖肖尔就说过，东亚人民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有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也许正因为这些特点，东亚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历史画卷”。比如日本能够从一个19世纪中叶的很落后贫穷小国一跃而为20世纪前期的列强之一，还发展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而现在其它东亚国家或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正在重演日本的发展历程。这就必然有一个问题会被提出来，即东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地区，是否意味着东亚的兴起象征着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
　　事实上，长期以来，东亚问题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现代化理论来研究，着重于19世纪以后东亚的发展和社会转型。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东亚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日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促使人们必须以新视野来理解“东亚的崛起”，并进而思考这样一个现象：即东亚在19世纪以来为何落后、而近年来却再度复兴？对此，韩国学者白永瑞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建立统一的“东亚史”的呼声，它希望超越单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国别史的历史叙述方式，而将东亚作为一个内部相关的历史单位来看待。白永瑞非常激情地写道：“直到此刻，人们才发现东亚世界内部激涌着的自主意志，已经不可阻挡”。 
　　其实，东亚的崛起是一个历史过程，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确切时间点。从一个完整的地域和时间概念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的持续发展，预示着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又一次经济中心转移。 因此，人们必须要把现时的发展问题放在一个更长历史时段中加以分析，将东亚地区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上对东亚的变迁过程获得更好的解释。
　　这实际上就是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多元时间观。他认为“长时段”的历史最有科学价值，因此倾向于认定“历史时间不仅有量的积累，而且还有质的高低”，他非常担心一般历史学家极易沉醉于有声有色的短时段历史，以至于只能获得最肤浅的历史知识。关于这一历史理论，布罗代尔在其《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有恢弘的论述。但是，布氏的理论也常常为人诟病，认为其“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长时段”倾向于“一种没有人的历史”）。因此，理想的研究方式就是将“长时段”和“短时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效果。
　　而对于《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的各位作者来说，他们无疑对布氏的历史理论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各位作者在主体上都借鉴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但也没有忽视“短时段”研究在历史问题上应有的作用。在本书中，各位作者通过三个明确的时间层次，将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放在“三重历史焦距”下分析。这颇有点像俄罗斯的“套娃”玩具，一层套一层，也更像将洋葱直剥到心，直到最后将问题的答案直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首先，长时段分析（500年）：是为了在世界各个区域的相互交往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把握东亚迈向世界区域的整合过程。这一时段被界定在16至18世纪，当时东亚不论在官方产出还是在国民的经济产出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中国的国内市场无论从规模还是密度上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其次，中时段分析（150年）：突出强调的是那段时间区域间交往开始发挥重大影响。就是在这一时段，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东亚两个核心国家———中国和日本在财富和实力方面开始衰落。
　　最后，短时段分析（50年）：一种“重新区域化”的过程，即东亚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体系中的融合过程。这一时段被界定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该地区此时获得重建并实现了经济复兴，使得一种新的地区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并将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确定一个有利的位置，从而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复兴。 
　　由于本书各章节的作者通过不同的“窗户”分析同一个现时问题，并且由于多位作者使用的是不同的“历史焦距”来拍摄风景，故而并不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比如滨下武志研究了清帝国的朝贡体系，得出当下正向历史复归的结论；杉原薰则认为，东亚经济复兴乃是“工业革命之路”（科学技术为导）和“勤劳革命之路”（劳力密集型）最终有机融合的结果，即从“看得见的手”（人手）向“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的变迁；彭慕兰则对妇女在东亚经济变迁中的作用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不过，从总体上来说，这些不同的结论是互为补充的，反映了目前地区经济复兴的多重历史脉络。
　　总而言之，《东亚的复兴》在每一个时段分析都存在一些有价值的因素，它对我们理解今天东亚的复兴和国际体系的变迁大有裨益， 同时这种综合分析也为该地区及全球未来的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

文章来源：《新浪网》（2006年6月30日 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