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23年，成绩巨大。2001年又加入了世贸组织，全面进入了全球化过程。人世以后，全球化将对中国未来发展带来各种影。向。为了对此形势有所认识，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座谈会，旨在深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应循道路，以及当前的紧迫问题和应对措施。

　　改革之初的口号是实现“四化”，加上政治体制改革，建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什么是现代化?社会学家往往会提到世俗化、科技发展、工业化、都市化和资本主义。通俗一点讲，就是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体；哲学家则强调理性，以理性的方式组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这就是现代化。

　　什么是理性?大体说来，有两种形式：独断理性和批判理性。前者认为客观的真理和普遍价值可以被发现，并据以设计合理社会，控制社会过程。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即其表现形式。后者则对各种真善教条抱批判态度，政治上支持宽容的自由主义，经济上支持市场机制，认为由无数追逐私利的理性个人不断局部地互动与调节而形成的动态秩序是最合理的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还用科学的和哲学上的多体运动的自组织行为来为市场理性或看不见的手做辩护。有识之士都知道，理性的两种形式表面上相互对立，应用范围也各有不同，其实是互为补充的。

　　历史上，现代化的体现是基于市场与民主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本性是扩张，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扩张，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部分都吃掉，然后向外扩张，先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在又有全球化。

　　什么是全球化?热心人往往提到信息、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科技革命把生产力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双赢。但究其社会经济内容，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地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或更精确地说，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在人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为发展中民族进人全球分工、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民族经济、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正如一切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一样，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的加强，全球的两极分化与不公迅速发展，发展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对生态与人性的严重损害。特别是，跨国资本对落后地区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将严重阻碍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要求中国政府面对冷酷的现实，确定民族利益和民族目标，制定恰当的对策，以民族企业为主体，与跨国资本既合作又斗争，以期振兴中华。

　　有人会说，你在鼓吹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全球化是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不是对抗的对象。如果面对强大而贪婪的跨国资本，不去捍卫民族利益，则势必受制于人，其后果不堪设想。只有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化实现现代化。

　　怎么可能利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面对这一论点，有人认为，现代化就是现代化，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已被证明是此路不通，要现代化就得搞资本主义。这是汇人人类文明的主流!据说，在西方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植根于普遍人性，包括对自主自由个性的追求和体现于工业和市场中的工具理性，并借助于工业、市场和民主制等具有普世效力的机构的力量而实现。因此，它是普遍的、必然的，值得追求。

　　但如果用现代性中的批判理性来看西方现代化中的市场和工业，发展和进步，自由和民主，人们发现，经由工业和市场而实现的发展主义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容，并导致生态危机；民主徒具形式而无实质，因而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的意愿实现无关，且易被权势财富所操纵；而体现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自由虽然有助于效率，却又导致不平等与不公正。这就提出了寻找另一种现代性的问题。

　　本来，改革之初，目标定在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但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又必须跳出斯大林、毛泽东的框框，进行理论创新和模式选择。其结果是选了市场社会主义。这里，市场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中，以这样一种坚定的民族立场，特定的民族角色参与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要走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这也许与中国的平等诉求的传统(如大同理想或社会主义理想)和国家主义的传统(如专制主义或强调国家职能)有关。中国的自由派反对提中国道路，认为它只能为政治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张目，不利于汇人人类文明主流。但我们这里说的中国道路，并非立足于特殊的传统文化价值(如儒家文化或东亚价值)，也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为追求目标。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①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来自资本主义的内在局限性：不仅其内在的发展主义与消费文化导致无法解决的生态资源问题和社会对抗，导致危机和不稳定，而且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将导致对其固有的剥削行为的摈弃。②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平均主义或平等化，而是体现在消灭剥削的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内部无结构性对抗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③社会主义的实现既要利用市场，更需要借助于国家。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为市场做出制度安排，对其规范约束，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一切都无从谈起。

　　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是腐败与低效的根源，必须把它压缩到最低限度。但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在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环保生态等市场失效领域内，而且在投资方向、赶超战略、收入分配、安全保障、社会发展等宏观政策的制定上，在参与全球化时产业、金融、货币等各种民族政策的制定上，如果国家职能不能正常发挥，一切全都会乱套，更谈不上军事、文化、民主法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实现了。

　　要使国家机器从腐败的温床变成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工具，关键在于对其进行民主改革。但民主是什么意思?程序民主或实质民主?程序民主绝对必需，否则就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但程序民主又显然不够，因为它很容易被强势者操纵控制。要想避免这一点，必须发展实质民主，即做出一种政治经济安排，使财富权力分配不公的根源得以消除，这就提出了实现经济民主的任务。

　　有人会反对：经济民主势必侵犯限制个人产权、个人自由。这是事实。这也正是为什么经济自由主义者不一定喜欢民主，而往往更喜欢权威政治的原因。另一方面，程序民主虽能保障消极自由(实际上是人权)，但其本身并不会给多数人以从事各种合乎人性活动的积极自由。只有把基于经济民主的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结合起来，才能保障一切公民的人权、民权和从事各种不妨碍他人的活动的自由。这里，我们已经超出了自由主义的界限或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入了社会主义领域。

　　改革开放23年，经济发展与政治渐趋宽松是不争的事实；但剥削与社会不公大大发展，却也是不争的事实。23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离社会主义是近了还是远了?我有一个印象，现在对有些人来说，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主义或全球主义的发展主义。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其内在逻辑何在?值得研究。

　　经过23年的探索和争论，以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已成共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市场不仅是个有效处理经济信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体制；在历史上，它还是一种弱者不得不接受的制度安排，其结构性特色是剥削、竞争与不稳定，其相应的社会风气是贪婪与恐惧。当然，可以论证，市场是个中性的人类机构，如果有个民主国家对其进行规范约束，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加以引导，则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看来，离这一步距离还远。而且有点不知如何下手的样子。

　　当前，经济社会形势严峻，很多情况不尽明朗，引起不同估计，特别是对今后改革方向的政策取向和有关的理论问题，争论激烈。一些左派认为，问题出在对外开放和盲目接轨。而自由派要走西方道路，则认为一切问题出在政改不到位，政府过多干预经济，造成权力垄断基础上的市场垄断(如部门利益集团与地区利益集团的形成)，致使市场不规范、不成熟，法制不配套，给腐败提供了制度保证，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三农问题、社会不公和恶性的两极分化。出路何在?走西方道路发展民主完善市场健全法制?其动力和阻力何在?走得通吗?走中国道路?是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中国式的裙带资本主义?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究竟是命中注定的还是事在人为?这里的“人”当中除了党政官员、经理大款、学者教授之外，工人、农民是否也包括在内?也有发言权?如何保证他们的发言权? 

　　问题太深，分歧太大，争论太激烈。会议的目标不在统一思想，而是希望各位在为中华民族繁荣进步的大前提下，澄清一些重大事实与分歧，并提出有益的设想和建议。令人高兴的是，与会各位都做了充分准备，讨论当能深入展开。中央编译出版社大力支持本会讨论，将竭尽全力使会议文集尽快出版。此外，英文版也有望于明春出版。会议文集中英文版的出版也许会对讨论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助益。

　　曹天予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