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车臣是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是89个联邦主体之一，面积15万平方公里，不足俄罗斯总面积的千分之一，人口120万（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前），不到俄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但是，就是从这样一个山地小国引发出来的事端，在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像幽灵一样飘忽在俄罗斯两代领导人身边，带给这个国家一场又一场噩梦和灾难。 为了解决车臣问题，两代俄罗斯总统对车臣恩威并用，倾注了大量心血和钢铁。他们先后在车臣扶植了四位共和国总统，但其中有的因无所作为被俄废黜，有的被炸身亡，有的逃进深山成了恐怖分子首领。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先后动用了20多万人马，两次兵伐格罗兹尼，造成两万多名俄军伤亡，十多万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及和平居民死于双方的炮火之下。在这两场战争中，车臣几个主要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很多居民点片瓦无存，给俄带来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目前，联邦政府和2004年组建的车臣地方政府，已经控制了局势。但是，残存的非法武装分子还在顽抗，他们避开正面战场，与国际恐怖组织相勾结，把黑手伸向车臣，伸向车臣周边国家，甚至伸进了莫斯科。2004年5月9日，车臣民选总统卡德罗夫在首府格罗兹尼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被预先埋在主席台下面的地雷夺去了性命；6月21日夜，与车臣相邻的印古什共和国几座城市的护法机关、军火库等15个目标，同时遭到车臣恐怖分子袭击，致使97人死亡，105人受伤，一大批武器、弹药下落不明；8月24日，两架从莫斯科起飞的客机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相继发生空难，机上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8月31日，一名女性自杀袭击者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引爆身上的炸药，造成10人死亡，51人受伤；9月1日，数十名武装匪徒突然闯进与车臣接壤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第一中学， 将1000多名正在举行开学典礼的师生及家长劫为人质。尽管俄罗斯动用了各种手段，但仍有335名师生不幸遇难，其中包括157名天真可爱的儿童。
一起接一起由车臣恐怖分子制造的事件使俄罗斯成了遭受恐怖主义侵害的重灾区，把俄罗斯推到了世界反恐怖斗争的前沿。它带给这个国家的不仅是财产损失，人员伤亡，而且直接影响了俄罗斯的国际声誉、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迟滞了俄罗斯正在重新崛起的脚步，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它的全身。
中国人民一直关注着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对俄罗斯遭到的不幸寄以深切的同情。因为中俄两国不仅是战略伙伴，是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邻邦。更重要的是：当前，我们正在为维护持久世界和平，为创建一个多极世界，携手走在相依相伴的路上。
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形成的过程虽然不同，但毕竟同属多民族国家，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具有相似的国体和意识形态。现在，我们又共同面临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挑战，而且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同样受到西方双重标准的歧视和困扰。这些共同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患难与共的危机感，因为中国人民不希望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俄罗斯重演；这些共同点让我们感到一种责任，就是必须对车臣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俄罗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对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研究和解决民族矛盾、增强民族团结、防止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显然都是非常有益的。
民族问题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但它又通常是在其他因素诱发下才能转变成民族危机。这些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民族矛盾可能被掩盖，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化解。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又可能突然爆发，成为国家乃至人类的灾难。怎样使民族之间的历史积怨逐渐淡化，同时避免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历来是多民族国家领导人治国安邦的重大课题。遗憾的是在苏联，在俄罗斯，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忽视，有的领导人甚至还在民族问题这个火药桶前玩火，试图利用民族矛盾讨得一己之利。其结果是在矛盾突然激化时显得手足无措，最后导致车臣问题与其他民族矛盾一起，转化成了难以化解的民族危机和灾难。
必须承认，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缔造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时候，就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为此，从1903年7月发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直到1922年12月还在病榻上撰写《关于民族“自治化”问题》，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发表了几十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使无产阶级民族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当然，从与时俱进的角度看，列宁未必预见到苏联在70多年后会有解体的危险，所以在制定联盟条约时赋予了成员国退出苏联的权利。
早期的斯大林不仅对民族问题非常重视，而且是十月革命领袖中最具权威的民族问题专家。早在1913年，他就应列宁的要求撰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论文。对多民族国家，怎样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兼顾各民族利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实现了无产阶级和民族利益的统一。列宁在后来论述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中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关于这方面问题最出色的成果。为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组建的第一届工农政府中，斯大林被推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长）。这个职务直到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还兼任了一段时间。
但是，苏联对民族政策的忽视和偏离正确轨道也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有些问题在列宁与斯大林进行权力过渡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列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弥留之际，在向党的代表大会阐述自己关于民族自治问题的想法时明确指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为了解释斯大林本来是格鲁吉亚人，为什么还会有“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列宁在文章中说：“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可以说，列宁是带着对民族问题的忧虑和牵挂离开人世的。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担心并非多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苏联执政了30年。在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同时，斯大林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在党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清洗；二是以卫国战争期间与法西斯相勾结为由，撤消了车臣等几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同时做出了种族灭绝式大迁移的决定。其中前者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瓦解留下了隐患；后者则成为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解体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后果在他执政期间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这就给了他的继任者一个调整和缓冲的机会。遗憾的是，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在缓和民族矛盾的问题上有所建树，相反，还在他炮制的被人称为“撒旦诗篇”的“秘密报告”中，把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当做子弹射向他的前任，当做“玩笑”加以嘲讽。从而导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被迫于1957年1月9日宣布为车臣民族平反，恢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建制，允许车臣人民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引发了一次几十万人举族搬迁的动荡。
当历史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由于苏联当时已经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从表面看上去空前强大，所以，车臣与其他民族问题一样，都被一层“柔幔的轻纱”所掩盖。此刻，尽管车臣人民遭受了那么多辛酸和苦难，但他们还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辛勤的劳动开始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为车臣人民赢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尊严。
从1982年11月10日到1985年3月10日，苏联共产党接连失去了三位总书记，他们分别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其中安德罗波夫对苏联民族问题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为早在1973年，他就以苏联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处理过由车臣民族极端分子在首府格罗兹尼煽动制造的骚乱。但是，他执政的时间毕竟太短了。
1985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位领导人虽然年富力强，但对民族问题却知之甚少。在回顾20世纪民族问题的总趋势时，人们可以看到，在已经过去的100年里，曾经出现过三次民族独立浪潮，它们分别发生在一战、二战结束后和冷战结束的过程中。如果说前两次诞生了100多个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和震撼的话，那么，第三次浪潮则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正是这次浪潮导致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式离婚”。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根本没有认识，在1987年由他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氏还沾沾自喜地写道：“就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摆脱民族问题的敌视。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范例”。在苏共二十七大会议上他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讲道，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
戈尔巴乔夫理论上的错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在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打着“民主化”、“公开化”的旗号悄然形成并迅速发展，最后甚至通过在议会取得多数掌握了政权。当联盟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时，这些国家已经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当戈氏执政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时候，他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把苏联带进了一个空前混乱的历史时期。面对一些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要求，联盟高层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在扩大加盟共和国权力的基础上，维系联盟存在；另一种就是彻底解体。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人物出现了。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叶利钦通过不懈努力，以微弱多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按理说叶利钦并不属于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但是他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所有民族主义分子都无法替代的。
成为俄罗斯领导人的叶利钦对联盟是否继续存在，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在他看来，如果苏联存在，他就仍将受制于戈尔巴乔夫，难圆“民主改革”之梦。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他还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争夺联盟总统位置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决定釜底抽薪，走波罗的海三国之路，实现俄罗斯独立。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其全境居于首要地位。此后，每当有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俄罗斯总是率先予以承认和支持。1991年1月，苏联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内卫部队与该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的支持者发生武装冲突，造成13人死亡。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叶利钦第一个站出来，谴责克里姆林宫和戈尔巴乔夫是在镇压“民主”力量。此后，他竟然不顾苏联法律，煽动联邦下面的民族自治共和国也起来“造反”，争取更多的权力。1990年8月，他在以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身份视察鞑靼斯坦的时候，就告诉那里的人们要“尽可能争取独立”。在此前后，他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俄罗斯的态度和做法很快就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至1990年底，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有5个发表了独立宣言，10个发表了主权宣言。至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名存实亡。
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落地，戈尔巴乔夫在发表了实际已无职可辞的辞职报告后，宣布苏联解体。从争取摆脱苏联，实现独立的角度讲，俄罗斯胜利了。但它马上就面临怎样防止俄罗斯分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它争取从苏联独立出来时的做法有直接关系。
1990年8月30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在叶利钦的蛊惑下率先发布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4月18日又修改共和国基本法以巩固主权地位。1992年3月21日就鞑靼斯坦的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同年11月6日鞑靼斯坦议会通过共和国宪法，宣布鞑靼斯坦为主权国家。紧随其后的就是车臣—印古什共和国，1990年11月，这个国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9月6日，杜达耶夫领导民族主义组织，推翻当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车臣临时政权最高委员会；10月27日举行总统选举，杜达耶夫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11月9日杜达耶夫宣布车臣为独立的主权共和国。在此前后，卡累利阿、雅库特、科米、图瓦、卡尔梅克、楚瓦什等共和国都相继发布共和国主权宣言。其中有的共和国提出作为主权国家加入俄罗斯联邦，要求与俄罗斯签订国家间条约；有的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终止俄联邦法律在其境内的法律效力。雅库特、巴什科尔托斯坦、布里亚特、图瓦等十几个共和国还通过了与俄联邦宪法相悖的本共和国宪法草案，提出扩大独立自主权。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下面的自治共和国要求独立的法律依据是不同的。但是，为缓和民族矛盾，防止俄罗斯解体，叶利钦还是做出了让步。1992年1月，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允许俄罗斯境内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和5个民族自治州中的4个自治州升格为共和国。1993年12月俄罗斯联邦议会又通过了俄联邦新宪法，对各联邦主体与联邦中央的关系及其权力划分做了明确规定。但许多民族共和国我行我素，根本无视俄联邦宪法的存在。为了进一步调节联邦中央与民族共和国的关系，避免发生冲突，改善民族关系，叶利钦决定由联邦政府与一些民族共和国签订相互关系条约，建立特殊关系。其中鞑靼共和国的独立要求就是通过签订《关于划分俄联邦与鞑靼斯坦的国家权力机关管辖对象和互派全权代表条约》平息的。
叶利钦的这些措施对缓和当时的民族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车臣在历史上就与俄罗斯有较深的积怨，而且在“独立”的路上走得很远。所以，所有这些都没有挡住它在分裂路上的脚步。
俄罗斯不可能允许车臣独立，否则，它将无法控制另外一些有独立意愿的联邦主体。这样，车臣与俄罗斯的矛盾就变得无法调和，终于导致了两次车臣战争。
在车臣与俄罗斯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叶利钦的角色是最难扮演的，他一面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民主斗士”，转过身就要当好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守护神。现在看来，他的后一个角色有失水准，以至于在他将政权交给普京时，车臣还是个棘手的乱摊子。
当新千年到来时，普京接替叶利钦成为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当时第二次车臣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中，针对普京面临的困难，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2000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叶利钦继任者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要解放格罗兹尼，还要用这场战争来为后来者确定一个范例，即如何解决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制造的问题。为此，俄罗斯不得不去寻找最佳的平衡方法，既要能有效地使用武力，又能对各民族的权利要求及国际社会有所交代。”
克林顿讲到的俄罗斯的困难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当车臣问题交到普京手里的时候，莫斯科面对的何止是这些。民族矛盾常常因其他原因而诱发，随后又可能引发其他矛盾，甚至可能转化成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普京入主克宫后的车臣问题就是这样。当它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矛盾都集中到这个高加索国家，使这里的情况异常复杂。从那时至今，普京需要面对的不仅有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残余，还有那些坚持冷战思维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国际恐怖组织和车臣恐怖分子等五花八门的敌对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力量大都是带着自己的目的插手车臣事务的，其中有人希望车臣永无宁日，像一副绞索，牢牢地套住俄罗斯的脖子，以便自己从中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其实世界上的事物常常发生一种轮回，所谓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就是这个道理。当年本·拉登在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时，曾经与美国人眉来眼去。华盛顿每年为阿富汗游击队提供的5亿美元资金，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等尖端武器，大部分都进入了拉登的口袋；被人称为“车臣独立之父”的杜达耶夫刚刚在家乡扯旗造反的时候，就因为持反对“8·19”事件的立场，而被誉为“大山里的叶利钦”，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更有甚者，俄罗斯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宣布对别斯兰中学恐怖事件负责的巴萨耶夫，在当年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冲突中，曾经与俄罗斯特工进过一个战壕。可以说，正是某些领导人贪图眼前利益，才给恐怖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发展条件；才使他们羽翼逐渐丰满，最后有了兴风作浪的能量；才使本·拉登成为“基地”组织的掌门，成为“9·11”事件的总导演；才使巴萨耶夫成为在北高加索足以用来吓唬淘气男孩的恶刹凶神。
关于农夫和蛇的寓言，人们都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学过的。但是，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居然一次又一次的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最后养虎自啮，养虺成蛇。关于这个问题，从对车臣的研究中，人们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原来冷战思维、霸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广泛存在于西方、东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些本应抛在上个世纪的东西，给“民主”、“人权”、“反恐”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使车臣问题至今还无法画上句号。这种做法及后果究竟仅仅有损于俄罗斯，还是对世界都可能构成威胁尚需历史和时间检验，但从以往的经验看，车臣问题的形成和十几年的麻烦应当让所有国家、政党、领导人及国际组织都引以为鉴。
车臣问题是一部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在这样一个题目上做文章显然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其历史尚在发展，其现实必须去梳理，其未来需要去判断，而预测未来的难度又可想而知。但总结车臣问题的紧迫感及重要意义又让我们觉得责无旁贷，因为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确实是太珍贵了。
本书从车臣的历史谈起，用大量史实讲述了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车臣人民遭受的苦难；阐述了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激化诱因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当一个多民族国家失去党的领导后的失落和危险；分析了将以暴抑暴为手段用于解决民族冲突的危害；揭露了西方某些国家不肯放弃冷战思维在反恐中实行双重标准带来的副作用；呼吁人们以车臣为鉴，以俄罗斯为鉴，相信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发展经济才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必由之路。
在创作过程中笔者使用了大量西方主流媒体及我国驻外记者的新闻报道，除在此表示感谢外还要敬告读者，作为新闻，有些报道仅供参考。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春隆先生，为本书编写进行了具有把关定向意义的指导。徐咏梅等同学参与了本书英文资料的收集、翻译和整理，在此致以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专家、读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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