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战略互动的书。进入21世纪，国际上一些专家学者、政界要人、新闻媒体在热烈讨论一个话题——“中国崛起”。他们讨论中国崛起将会怎样影响全球，怎样改变世界，以及对西方和美国构成什么挑战。一些西方国家从“崛起”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制定对华政策。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发展牵动了世界，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发展与他国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所以各国对中国的发展要做出反应。问题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如何与中国进行战略互动，这是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双方的发展和安全，而且事关21世纪全球稳定和繁荣。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探寻一条双方良性互动的途径以实现共同发展，造福双方国家和世界。这是本书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战略互动的一个原因。
本书讨论这一问题，还因为当今世界发展到一个紧要的关头。这个关头的紧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过去1000年的历史看，世纪之交前后时期往往是战乱高发期。例如11世纪快结束时，1096年欧洲封建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发动了十字军东征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将近两百年；1209年13世纪开始不久，蒙古铁骑如飓风席卷欧亚大陆长达半个多世纪；此后在17世纪初的1618年，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在18世纪初的1701年，爆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8世纪末的1789年，法国爆发震撼欧洲的大革命；1792年爆发了拿破仑战争，打到19世纪初的1815年才结束；20世纪一开始，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1939年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末，情况依然如此。1991年苏联在动乱中解体，同年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1999年爆发了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战争。过去1000年的历史证明，世纪交替前后时期，往往成为战乱高发期。
这种情况到底是历史巧合，还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世纪交替前后的战乱时期，一些国家兴起了，一些国家衰落了，一些国家瓦解了。例如20世纪上叶的战乱使德国、日本、英国衰落，却使美国和苏联兴起。20世纪末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动乱中分化，却使两德统一，德国重新复兴。可见，世纪交替前后时期的动乱导致一些国家的兴起或衰落。
从21世纪头几年看，世界似乎又进入了战乱高发阶段。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2002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美国再次发动伊拉克战争，使这个国家濒临分裂边缘。2006年，爆发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战争。美国解决伊朗核问题是否最终动用武力打响另一场战争，还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21世纪头几年的战乱显示，全球又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对中国来说，这个关头的紧要性表现在：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这个战略机遇期碰巧与世界战乱高发期重叠，中国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安全度过这个战乱高发期，并充分利用好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民族复兴，对中国的兴衰来说极为紧要。
二
说世界处于紧要关头，还有一个原因是21世纪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群体走向崛起。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地缘环境、崛起的时代和国际条件，与18世纪英国和法国崛起，19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崛起，20世纪苏联崛起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大国以什么战略应对这些国家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走什么样的崛起道路，关系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国崛起，但由于当时人类智慧的局限，领先强国与崛起国家不能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利益争端，往往采取冲突的方式解决矛盾，结果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酿成重大灾难，多次改变世界版图和一些国家民族的命运。
21世纪，西方大国能不能放弃“崛起—遏制—战争”的传统战略，以新思维应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崛起；而崛起国家能不能跳出“崛起—扩张—冲突”的西方大国崛起模式，走出一条新的崛起的道路；双方能不能超越历史、文化、民族、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限制，智慧地正确处理双方的利益矛盾，避免发生大的冲突、重蹈历史覆辙，这决定着21世纪人类命运和世界的前途。
庆幸的是，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庄严宣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给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带来了希望。在大国崛起历史上，崛起国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可能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中国探索以和平发展方式实现复兴，也为解决领先大国与崛起国家矛盾冲突的历史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三
探索和平发展道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理论，开辟出一条与世界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一天天走向崛起，初步跨进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进入新世纪，继续探索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仍是中华民族要解答的重大历史性难题。《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的战略选择》一书，从历史与现实、文明与民族、时代与地缘、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审视中国复兴与西方大国崛起的不同路径；剖析中西文明对大国崛起的不同认知；比较中国崛起与西方国家崛起的不同模式；对照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对崛起道路的不同选择；讨论中国与西方大国的战略互动，认为中国和平发展理论和模式，突破了西方大国的“崛起—遏制—冲突”的旧模式，既是大国崛起实践和理论的创新，也是对国家发展理论的创新。书中着力分析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基础、民族条件、理论经纬、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外交方略、安全保障、时代条件和地缘环境，揭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复兴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书中对大国崛起的历史现象、西方大国崛起走武力扩张道路的共同原因以及中国崛起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殊原因进行考察，得出一个重要观点：一国崛起选择什么道路，是由该国的文明和民族、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自然地理、时代条件和地缘环境、社会状况和外交方略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不是崛起事件本身决定国家的崛起道路，而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综合因素决定国家对崛起的选择。中国崛起的综合因素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必然选择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崛起道路——和平发展道路。这一观点，为人们认识大国崛起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世界认识中国崛起提供了新思路。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甚了然，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崛起产生了疑惧。在国内，不少人对自己国家走的和平发展道路认识也比较模糊。书中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从丰富的理论和政策中提炼出一个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模式。这一研究成果，对于世界上的人们认识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大势以及中国人认清国家走的发展道路将会有裨益。书中对中国走一条什么样的和平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道路、中国能否最终走到崛起成功终点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成败将对世界产生什么重大影响等问题，进行大量分析论证，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现实矛盾与潜在矛盾、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讨论西方大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以及中国与西方大国的战略互动，是全书主旨之一。书中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战略的利弊得失，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方与中国利益依存日益增大，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核扩散、跨国犯罪和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威胁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应对共同挑战才能维护自身安全与繁荣的环境下，西方、尤其是美国应突破传统的大国崛起理念，超越霸权，放弃结盟对抗型外交，选择合作型对华战略才是明智之举。因为在相互依存、相互合作才能维护彼此安全与繁荣的21世纪，对抗没有赢家，大国冲突只能导致双方衰落。
书中还探讨了西方大国与中国进行良性互动，避免冲突，实现双赢的可能性及方略，强调如果美中掉进非理性互动的陷阱引发冲突，将给世界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性后果。所以21世纪能否实现持久繁荣与和平，不仅取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崛起道路，而且也取决于西方能否理智地与中国良性互动，能否利用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共创全球繁荣。讨论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的战略互动，书中所得结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复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西方与中国合作共赢的前景是存在的。因此争取双赢、造福世界，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大国与中国实现互利共荣的最佳选择。这一观点突破了西方的“崛起—遏制—冲突”的理论樊篱，与西方研究大国战略互动的同类书相异趣，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增添了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