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海外记者的生活充满了丰富的经历。它可以险象丛生，激动人心：报道战争或不同国家生活中的剧变。有长时间无聊的时候：为了一名官员出来发表一番陈词滥调，在某个鲜为人知的外国政府部门外等上几个小时。常有伤感的事：倾听那些因种族冲突的残酷动荡而无家可归的人倾诉苦恼，有时还会遇到尸体。也有令人愉快的时候：在蒙古骑马，在缅甸骑象，或乘直升机在耶路撒冷上空翱翔。然而，当某人能像海外记者在某时某刻那样义正词严地问自己“难道他们付我工钱就为了干这个”时，他肯定找到了一份伟大的职业。如果说海外记者的生活并不像无数电影和小说描写得那样迷人，也不像多数俗套说的那样俗，这倒是符合事实。我确实遇到过一些男人（和少数女人）在冒险和存在真正危险的情况下在异国他乡经营着昏暗的酒吧。出自世界各地的某些报刊和杂志，有些公认的战争报道迷和不严肃的雇佣撰稿人——电子媒体却倾向于更加严肃——在贝鲁特、北京或波斯尼亚露面，这些人擅长充满怨恨的幽默。 几乎每个通讯记者都要对自己有机会偶尔成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而存感激之心，比如中东的几次战争、海湾战争。我本人有幸得到了在这些危机时期的某些关键时刻能亲临现场的特权。 尽管揭示历史事件富有戏剧性，但我认为，许多记者在回想他们事业中最激动人心的方面时，会像对他们报道的情节那样，很容易忆起他们遇见或认识的奇人。我当然也是如此。但在我更深的内心存留的却是我在世界各地与几位具有真正道德境界的人士的相遇。
我在本书中介绍的五个人都在20世纪对人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我作为海外记者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我与其中的四位见过面：葛培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特蕾莎嬤嬤和伊利·威塞尔。我还挑选了纳尔逊·曼德拉，因为他如此引人注目，我无法在认真介绍前四位时不把他包括进来。
我知道，这五个人不会同等地吸引所有的人。他们甚至在某些非常重要的人类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确实都同意，在整个人类存在着超越种族、文化、语言、时代或许还有传统宗教背景的德性。 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之一CS路易斯（CSLewis）在他的短篇著作《人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Man）中有力地阐明了这一点。路易斯是信奉新教的英国人，他对人类境况采取一种完全正统的和基于《圣经》的基督教观点。但他觉得有必要将他认为在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希伯来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巴比伦人、诺尔斯人（Norse）和古埃及人等这些不同文化群体中存在的对与错的普遍概念表达出来。路易斯完全不是以神学家而是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来写的，他甚至用了一个中文术语“道”来表达他认为存在于几乎所有的世界主要文化中的六个卓越的道德或伦理法则：行善法则、家庭义务、正义法则、诚实法则、仁慈法则、宽容法则。 在我们步入新千禧年之际，在“文化战”和争论治理社会的最佳法律的喧闹中，路易斯的卓越道德原则时常被忽视。在美国，持自由和保守哲学与政治信念的人们有时候会否认那些持不同观点人的道德行为的美德。往好里说，这种态度不过是狭隘；往坏里说，则是偏执。下面的推断（通常为保守派持有）——将容忍作为崇高美德的人不太可能高度尊重个人道德的美德，和下面的信念（通常为自由派持有）——拥有高度正统宗教信仰的人们本身缺乏容忍力，它们同样都是错误的。其实，我以前的一位教授将他的研究生院课程之一加上小标题“越正统，越宽容”，就是为了说明后者。 社会自由派和社会保守派总要在什么构成了可接受的社会生活方式的问题上相互辱骂，尤其在性行为方面。在政治上，他们就哪些政策最可能为国家或国际社会带来他们心中截然不同的美好生活的问题而全力相争。而古人的品质，如勇气（尤其在战胜艰难逆境时）、诚实（尤其在面对有强大势力支撑的谎言时）和同情（尤其在因此付出的代价极高时），却在所有人的心中一代又一代地不断产生着共鸣。 对本书中的人物来说，他们每个人至少有一本自己的传记，有时有几本，都写得很好。然而，本书并不旨在挖掘前所未知的事实或说法，虽然可能有这种情况。我的意图是要表达不同的观点。他们每个人的生命，正如他们活出来的那样，都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一种别人没有的人文素质或专注或美德。 葛培理的50年来促使拯救人类灵魂成为全球特别紧迫问题的美德是什么？纳尔逊·曼德拉的将他从不妥协的对手——甚至他的监狱看守——转变为他的社会和政治远景的拥护者的美德是什么？索尔仁尼琴的美德是什么？特蕾莎嬤嬤的引发全世界想象力的美德是什么？威塞尔的迫使我们再三讨论在纳粹统治下人类表现出自身如此能行恶的深刻原因的美德是什么？至少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可在他们的能特别表现各自生命特征的美德或毕生的专注中寻得，我将它们和这五位人物相连： 葛培理救恩 纳尔逊·曼德拉宽容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真相 特蕾莎嬤嬤同情 伊利·威塞尔记忆 本书中这五位人物都对自己的社会或整个世界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四位，特蕾莎嬤嬤、纳尔逊·曼德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伊利·威塞尔因他们的成就受到表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葛培理被如此广泛地认可，甚至连诺贝尔奖也无法增添他的成就或声誉。 本书的人选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名单上本可添加其他名字：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剧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他带领他的国家进入民主的新纪元。 最终，对这五位的挑选归结于四个因素：第一，他们必须是本书撰写时活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的人；第二，他们必须对自己出生国以外的世界有影响；第三，对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是，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要么已经见过要么将有很大的机会见到他们；第四，他们必须是连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也知道和认可的真正的人士。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著名的”，按照统计，其中三位被公开形容为“令人钦佩的”。例如，《好管家》杂志自1969年就针对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男士和女士这个问题在读者中进行调查。到1996年，特蕾莎嬤嬷18次榜上有名，葛培理15次。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曼德拉今天仍然博得全球的追捧。总之，只有伊利·威塞尔的知名度较小。 然而，声誉肯定不是挑选的主要标准。假如是的话，那书中就有可能出现奥普拉·温弗瑞（美国脱口秀主持人。——译者注）、已故的戴安娜公主，或甚至丹尼斯·罗德曼（美国篮球运动员，有“篮板王”称号。——译者注），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曾在不同的时候出现在《好管家》杂志排行榜前10名里或一次连续几周极少离开公众的视线。其他候选人可能包括麦当娜或迈克尔·杰克逊，他们在美国和世界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伊利·威塞尔。但正如我们所见，并非是对上述歌星不尊重，伊利·威塞尔的生活和工作比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和我们能在更大一页纸上列出的表演家和“名人”的生活和思想产生着异常的更大的道德影响。本书挑选的人物都是以他们所拥有的获得了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性格、信念和思想的结合而著称的。 这些人物被选择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人，无论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观点多么不同，如果让他们开出自己认可的人的名单，他们至少也会选择其中的三四位。例如，自由派人士几乎肯定会同意将纳尔逊·曼德拉和伊利·威塞尔包括在内，许多人还会选择已故的特蕾莎嬤嬤。保守派人士可能会同意葛培理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入选。许多保守派人士会因添加了纳尔逊·曼德拉而感到不快。然而，虽然人们可能不同意这五位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但大多数人是不会对每一位体现出的特殊美德有争议的。 尽管这五位很著名，但他们没有一位是“名流”，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深刻地将该词定义为“一个因有名而有名的人”。布尔斯廷解释道：“在过去，一个人的名字难以家喻户晓，除非他通过某种方式作出了‘伟大’的榜样。”他说，20世纪越来越混淆名流崇拜和英雄崇拜。他暗示：“我们心甘情愿地被误导而相信：名声——有名——依然是‘伟大’的标志”，这种将名流几乎定义为“道德中性”的事实使问题变得更糟了。 这些人的生平存在着某些惊人的共同点。三位（曼德拉、葛培理和索尔仁尼琴）都出生在同一年，即1918年，那是20世纪的分水岭，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它瓦解了欧洲的两个主要帝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三位人物蹲过监狱。曼德拉身陷囹圄27年，大部分时间关押在南非海岸外臭名昭著、戒备森严的罗本岛。索尔仁尼琴囚禁在声名狼藉的苏联古拉格劳改营8年。伊利·威塞尔虽然被囚禁的时间最短，从1944年5月到1945年4月10日，但却是被关在所有监狱系统中最残酷的监狱中心——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 三位人物来自东欧和俄国：特蕾莎嬤嬤来自马其顿的斯科普里（虽然她是阿尔巴尼亚血统），索尔仁尼琴来自俄国，伊利·威塞尔来自罗马尼亚。他们中有两位，一位跟纳粹打过仗（索尔仁尼琴），一位被纳粹逮捕过（伊利·威塞尔）。两位有过以离婚告终的非常不幸福的婚姻（索尔仁尼琴和曼德拉），两位有着并继续保持着美满的婚姻（葛培理和威塞尔），一人立誓永不结婚（特蕾莎嬤嬤）。据我所知，每位人物至少见过其中的另一位，而只有葛培理见过其中的所有人。 无论他们是否见过面，这些人物都有着某些共同的有趣的品质。首先，每一位都在早年表现出不寻常的自律性并将之一直贯穿在他们的生命中。其次，五位中有四位（除了威塞尔，他的犹太教信仰经受了大屠杀的残酷考验）开始相信——虽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他们的生命被上帝的呼召感动过，这种呼召如此独特，唯独有位各的上帝能设想它，创建它的环境和传达它。五位人物中有四位来自基督教世界中的不同信仰：特蕾莎嬤嬤来自罗马天主教，索尔仁尼琴来自俄国东正教，葛培理来自南方浸信会，纳尔逊·曼德拉来自循道宗。伊利·威塞尔来自与哈西德派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虔诚的正统犹太教家庭。
再次，这五位人物在过去或当今都不是完人。特蕾莎嬤嬤甚至因管理上的和其他过失而受到批评。此外，正如多数美德都有让疏忽者堕落的对应的恶习，因而其中的几位曾经越过区分专心与自私、自信与自负、果断与任意、怀疑与抱怨、有道德原则与自以为是的细线。但这种越境，即使发生，也绝不会持久。毕竟美德并不在于没有一点过错，而是在于认错和纠错的速度和态度。 和历史上多数传记读者一样，我本人也一直被一些人的生平所激励。对于那些战胜逆境或苦难或在巨大诱惑面前保持纯洁的人的故事，我们很难不被它们所激发。我们的时代已习惯于按照支离破碎和公认的“片断”判断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生活，而常常对细节、细微的差别和深度没有耐心了解。我们还需要某种宽容精神——可悲的是它是我们时代的稀有美德——去赞美那些我不认同其思想的人的道德品质。 然而就我的经验而言，宽容精神几乎总能得到回报。我已多次欣喜地在我对其十分（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不认同的人们的生命中发现了得体和正直的重要品质。詹姆斯·W威尔逊在他的富有启发性的著作《论性格》（On Character）中写道，对性格的评论“是或应该是有关道德的陈述；说某人有好的性格和说某人能打漂亮的弧线球、下一手好棋、唱莫扎特的咏叹调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你不喜欢道德这个词，那美德怎么样？我们应该感谢像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和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这样的作家，因为他们的努力，美德这一美好而古老的描述性词汇在被忽略了几十年后又开始重新得到恰当的使用。 在书中每一位人物的生命中，我们都能找到大量的美德，尽管表现方式不尽相同。我知道自己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生命也受到了影响，这一点甚至最精明的批评家——我亲爱的妻子也注意到了。看来，由于我通过写作和这些令人钦佩的人物那么接近，我会情不自禁地在无意中效仿他们。詹姆斯·威尔逊在这方面也十分有趣地说：
人类的道德意识不像灯塔上明亮的灯，向外照射，令它照到的东西轮廓分明。它更像蜡烛的小小火焰，投射出模糊重叠的影子，在权力与热情、贪婪与空想的劲风中闪烁和爆裂。然而，当它被贴近心口和捧在手中时，它就能驱赶黑暗和温暖心灵。
在这五位人物的生命中有着许多“闪烁和爆裂”，但他们却何等地温暖了我的心灵。我希望他们也会以相似的方式温暖你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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