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看完最后一页译稿，加上最后一条注释，历时数年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翻译工作至此画上句号。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有幸或者说不幸地同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也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历史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曾见证了“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友好蜜月期、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访华、苏共二十大、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九评”之类唇枪舌剑的“口水战”、赫鲁晓夫下台、文革中的“打倒新沙皇！”直至两国剑拔弩张的兵刃相见，然后是赫鲁晓夫去世……
　　记得1971年9月《人民日报》在报道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时，所加的标题是：赫鲁晓夫死了。毛泽东则在一首词中含沙射影地呵斥赫鲁晓夫：“不须放屁”。曾几何时，“同志加兄弟”成了“赫秃”，“修正主义头子”，“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简直就是百无一用的狗屎堆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苏联那边，自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之日起，赫鲁晓夫的名字即从书刊上彻底消失。甚至教科书中也不再出现这个名字。换言之，有几茬苏联中学生都误以为斯大林之后，上台执政的就是勃列日涅夫了。全然不知中间还有长达十年之久的赫鲁晓夫时代。
　　话说1970年10月，美国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消息见诸报端。一时舆论大哗。
　　这本《赫鲁晓夫回忆录》，究竟是否出自赫鲁晓夫本人的手笔呢？其实，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从写作到出版，可谓一波三折，历尽艰辛。
　　事情还得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说起。赫鲁晓夫自从被其昔日的“战友”搞下台后，心中郁闷，无法排遣。也曾试过摄影、垂钓之类休闲活动，均半途而废。终于有一天，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怂恿和劝说下，开始了回忆录的口授，经过反复尝试，渐渐地找到感觉，进入角色。
　　关于赫鲁晓夫正在口授回忆录的密报，早已使羽翼渐丰的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他派人找赫鲁晓夫谈话，称中央政治局要求停止回忆录的写作并将已经口授的部分立即上交中央。赫鲁晓夫不肯就范，他严词拒绝，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无法剥夺，他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领导人和国家有所裨益。这次谈话使赫鲁晓夫深受刺激，回忆录的写作一度陷于停顿。尤其令他揪心的是，劳动可能白费，最高当局不会就此罢休，等他一闭眼，就会统统没收和销毁。急需找到一个能够把材料稳妥地保管到可以得见天日那一天的办法。各种各样在国内保存磁带和打印材料的方案均非绝对可靠。赫鲁晓夫深知克格勃那些职业暗探的神通有多么广大。他一直有在国外为手稿找一个可靠隐蔽处的想法。这时他又想到，一旦遇到非常情况或者材料被没收时，作为对策必须出版回忆录。只要一出版，就可彻底解决材料的完好无损问题，而且没收销毁等已毫无意义，谁也不可能把书全部买光。
　　怎样将材料副本送到国外去呢?这可是个大难题。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然天赐良机，儿子谢尔盖偶然结识了一个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的人。路易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蹲过十年监狱，苏共二十大后获释，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当上了一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的记者，这样一来便拥有普通苏联公民望尘莫及的出国自由和交往自由。及至娶了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英国女人为妻后，他的地位更加稳固。当然，国家安全机关要求路易提供某种服务，以作为准许他替英国人工作的交换条件。双方很快谈妥，路易又成为国家权威人士与国外有关方面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他所执行的微妙使命的级别愈来愈高，甚至开始与各国领导人打交道。
　　其时路易正在联系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那本《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的出版事宜。该书于1967年夏天出版，路易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于是他在当局心目中威信大增。谢尔盖也在此时首次萌生一个想法：路易正是可以帮助在国外保存回忆录的最佳人选。他的岳母在伦敦，材料可以放在岳母家或存到银行。况且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应得的报酬决非斯韦特兰娜那本书所能相比。当然，同任何事情一样，风险也不小，但如只在国内保存手稿和磁带，那么所冒的风险就更大。
　　此外，还有个道德方面的问题。旧框框很厉害：如很快在西方出书，那就是一种敌对的姿态。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致力于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真理，有警告，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边也能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那一天呢?其实当时已别无选择：要么找路易，要么毫无希望地等待克格勃和当局认真对待回忆录的那一天。
　　谢尔盖下决心迈出这一步，这实际上就从“合法活动”转入了“非法活动”，不知会是什么下场：是逮捕，是流放?顾不得那许多了，需要赶快行动。他到了路易的住所，却不急于开口，倒是路易在闲谈中主动提出在西方出版回忆录。谢尔盖说，回忆录写作刚刚开始不久，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写好。眼下谈不上出版。倒是有个比出版更重要的问题：保证手稿完好无损。想请路易将手稿副本带出去，比如可带到英国。路易说，此事难度甚大，但并不是毫无办法，只是得花钱。谢尔盖明确表示，钱的问题好办，回忆录如果出版可得一大笔稿费，路易可以自由支配。于是路易答应鼎力相助，但他告诫说出版的事情也不宜久拖。再过十年世界就会忘记赫鲁晓夫这个人，到那时出版回忆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引起轰动了。
　　谢尔盖把磁带和手稿副本送到路易的别墅。过了一段时间，路易出国，一个月后才回来，他对谢尔盖说：“全都弄妥了。只是你别问我是怎么干的。这是我的秘密。我当然不会用手提箱提过去。如今东西已放在可靠的地方，不是我岳母家，是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任何人也无法接近。”从此一批又一批材料便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国外的保险柜里。
　　过了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忽然又提到在国外出版回忆录的话题，他对儿子说：“我看中间人的建议并不怎么荒唐，可能不光是你，而且任何人都无法接近那个保险柜。最好让中间人去找一家可信赖的出版社，让他们出书，但不要赶在一个固定日期出，等我们这边发出信号后再出。”接着他又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么悄悄偷走材料，要么没收。看来不会贸然逮捕。一来时代不同了，二来没那个能耐。倒可能想方设法把东西收走。”路易得知赫鲁晓夫这一决定，喜形于色。他说出版社并不难找，他已经摸过美国时代公司的底。
　　谈判之初，出版商对于所提供稿件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正好当时爆出了出版伪造的希特勒日记的丑闻，对方自然心里更不踏实了。写信的方式并不可取，因为极易败露。一个聪明脑袋瓜想出了主意，决定请照相机来帮忙。
　　有人从维也纳给赫鲁晓夫带来两顶礼帽：一顶鲜红色，一顶为黑色，帽檐都很大。赫鲁晓夫妻子听说这两顶古里古怪的帽子是丈夫的崇拜者带来的，大为吃惊：“难道他以为我丈夫会戴这两顶帽子吗？”赫鲁晓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坐到楼前的长椅上，对家人说：“把那两顶帽子给我拿来，我想试试。”“难道你打算戴上不成？”“为什么不戴呢？”“太艳了。”赫鲁晓夫戴上帽子说：“给我照个相，真想知道是个什么模样？”他就这样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顶帽子拿在手里照了一张相。
　　出版商不久即收到照片，如今他们可以肯定自己没有上当受骗。按照事先的约定，那张照片即可证明材料确系出自赫鲁晓夫的手笔，并同时证明他同意出版。此后，什么草签协议、最后出书，都不在话下了。
　　出版商将手稿的编译工作交给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牛津大学学生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做饭和打扫房间均无暇顾及。幸亏同宿舍的比尔·克林顿，也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主动承担了这些生活杂务(塔尔博特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
　　路易建议去掉可能使勃列日涅夫或其他政治局委员大为恼火的文字：“要是引起太大的议论，他们就无法掩护我们了。”这样的地方不多，赫鲁晓夫同意了。
　　果然不出所料，克格勃乘赫鲁晓夫一次因病住院之机，千方百计地迫使谢尔盖交出全部手稿。谢尔盖认定已到了危急关头，要当机立断，着手准备在西方出书。他立即找到路易。事不宜迟，路易火速赴美，十天后回来说，事情已经谈妥：第一卷于年底或次年年初出书，第二卷因工作量大，几年后方可出版。
　　1970年11月初，苏联当局得知《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在美国出版的消息，惊恐万状，命令赫鲁晓夫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后，赫鲁晓夫同意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中说，该回忆录纯系伪造，他本人从未将任何回忆录或者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任何人。
　　1971年1月，赫鲁晓夫终于见到了英文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八个月后他即离开人世。又过了三年，回忆录第二卷问世。该书已先后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5种文字。而在苏联，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四年之后的1989年，人们才在《星火》杂志上陆续看到回忆录的片断，全文则从1990年2月起在《历史问题》杂志上连载数年。1999年，俄国莫斯科新闻信息出版公司出版了装帧精美的四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此书由赫鲁晓夫的儿子亲自编辑整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权威的版本。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全译本，正是以此为蓝本翻译的。只不过根据原书编者的意见，将四卷本的内容加以整合，改成了三卷本。
　　赫鲁晓夫回忆录，它的价值何在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克服重重阻力，率领整个国家冲出斯大林主义的樊篱并走上革故鼎新之路。数百万名政治犯获释，近两千万人恢复名誉。赫鲁晓夫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西方修好，使苏联走向世界。在其执政期间，苏联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苏联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航天飞船，人类初次登上太空。当然，赫鲁晓夫毕竟也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产物”，也沾染了斯大林信徒的许多毛病，无论内政外交，均有不少败笔。例如在古巴部署导弹，搞得苏美两国一度剑拔弩张，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使整个世界濒临核战争的边缘。又如他曾对苏联的抽象派画家大张挞伐。1964年10月，他遭遇“宫廷政变”，黯然下台。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画面，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他的一生和经历俨如整个苏联时期的一面镜子：革命，内战，饥荒，集体化，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有论者认为，如果不读他的回忆录，就无法彻底弄清苏联的兴衰和冷战的历史。
　　然而在我国，普通百姓由于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长期以来对赫鲁晓夫缺乏了解，也对苏联的真相缺乏了解。如能把赫鲁晓夫回忆录介绍到中国，就将有助于广大读者认识和了解一个真实的赫鲁晓夫、一个真实的苏联和一段真实的历史。诚然，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就出现了黑色封面的两本赫鲁晓夫回忆录，书名分别为《赫鲁晓夫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内部发行。遗憾的是，两本书都是根据美国利特尔·布劳恩公司1971年和1974年的英译本译出，而英译本中材料被大大压缩，有关战争的部分几乎悉被删去，只留下个别片段。有关农业、住宅建设的章节也做了删节，爱德华·克伦克肖还在每章前面加上简短的导言，这就很难说是原汁原味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了。
　　将赫鲁晓夫回忆录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译者有志于此久矣。眼看多年的愿望即将变成现实，岂不快哉。

　　　　　　　　　　　　　　　　　　　　　　序

　　将近30年筹备出版我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忆录全文的工作大功告成。他开始口授回忆录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们不会容许这件事情的，我了解他们……”父亲自然指的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等人。果然，1970年7月克格勃没收了手稿和录音磁带。工作中断了。然而当局这一举动却推动了回忆录在西方、在美国的发表。那边已经保存有回忆录的“备用”副本。
　　1970年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1974年又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这两部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苏联领袖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对世界的观点，探讨了改造世界的途径，讲述了斯大林时代和1953～1964年改革时期的政治运作。这个两卷集从英文译成15种语言，实际上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均已出版。苏联除外……
　　与70年代在美国和其他各国先前面世的各个版本以及90年代初在我国国内一些刊物上所发表的文本不同的是，这版本绝无任何删节。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美国版本的编辑加工是在没有作者参与、未经与其磋商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口授稿中美国出版者认为对西方读者缺乏吸引力的许多东西，便被编者从最后文本中删除了。1990年在美国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三卷《赫鲁晓夫回忆录·录音磁带揭秘》。其中收入了先前出于个人安全考虑两卷本中未曾收录的一些片断：某些涉及导弹的秘密、罗森堡夫妇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以及其他一些一旦泄露便足以为当局“采取措施”提供口实的事例。当时美国人也没有获得父亲口授的最后三盒磁带。由于纯技术性的原因，未能将其传递出去。
　　直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末期，父亲的回忆录才得以在我国发表。《星火》和《历史问题》两家杂志率先开始刊登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历史问题》杂志从1990年2月起发表该回忆录，历时五年才连载完毕。该刊主编阿·阿·伊斯埃德罗夫此举表现了顽强勇敢的精神。杂志上刊发之后不久，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的一卷本。其中收入了摘自《历史问题》的某些篇章。瓦列里·恰利泽盗版的回忆录俄文本在我国也开始为人所知。这是几本黄色封面的小册子，载有从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音磁带中摘录的一些片断。现在，《莫斯科新闻》历经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终于向读者献上了第一个四卷集回忆录的完整版本。各种痛苦和烦恼都已成为过去……父亲的整个遭遇、撰写和出版他的回忆录的种种波折，不管说来多么奇怪，却与另一位俄国国务活动家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谢·尤·维特（1849～1915）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大臣委员会及大臣会议主席。他建立酒类专卖，实行货币改革，兴建西伯利亚铁路，制定土地改革基本原则，采取吸引资产阶级与沙皇政府合作的政策。——译者注的回忆录颇为相似，此人乃是另一个时代的改革者，也是政府主席。两人在各自的改革中都雄心勃勃，但也都远未能事事如愿。两人去职都绝非出于自愿，却倒也安然无恙。两人都仿佛消失在了远较他们逊色的继任政治活动家的阴影里。两人都在当局的直接反对下私自撰写回忆录。甚至这两位国务活动家的回忆录也都是先在国外出版，而在祖国面世已是多年之后……
　　校订父亲的磁带录音颇非易事。他在世时我只来得及整理出1500页左右。每逢假日，我都同父亲一起讨论一周来我所做的工作，进行修正和补充，此后，最终定稿的文本才送去重新打字。
　　父亲在口授中有时缺少一个与之交谈的人。据他说，有个交谈者在场，他讲起来会更有兴味，回忆也就生动得多。但交谈者并非总是默不作声，尤其是如果此人即为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克里默曼的时候；他是我们家的好友，经济学家，记者兼摄影家。独白往往变成了对话。根据父亲的要求，我清除掉了与第二个人的声音有关的一切。结果在重读最初的文本时我得出结论，将对话改为独白多少有点使文字失色。然而这是作者的意愿，因而我们在发表时丝毫未加改动，何况这仅仅是偶尔的情形。
　　父亲去世之后，工作变得无比复杂了。不仅需要保持语体风格，而且不能忽略任何细微差别，不可无意中歪曲原意。我觉得，我们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现在回忆录全文发表，我个人生活的整整一个阶段也宣告结束。在此期间，我孜孜矻矻地解读和校订了将近4000打字页的文稿，首先是设法保存这些对于历史极为珍贵的回忆，随后则争取将其公开发表。
　　如果没有他人协助，一个人未必能顺利做到这一点。列昂诺拉·尼基福罗夫娜·费诺格诺娃便是我最早的助手之一。她独自将全部的磁带内容重新打成文字，这个劳动本身堪称巨大。如果想一想当年的种种条件，包括技术方面的条件，那么她的劳动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丰功伟绩。无论克格勃的一再恫吓，还是剥夺她自由的种种威胁，都未能使列昂诺拉屈服。所幸的是，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被捕的地步。
　　这项工作肇始之初，我的姪女尤莉娅的丈夫、新闻记者列夫·彼得罗夫曾参与其事。他对回忆录的极端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对父亲做出决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父亲正处于游移不决之中：“着手？还是不着手？”遗憾的是，廖瓦列夫的小名。——译者注往后未能积极参与此事。不久他就身染重病，时日无多。妈妈尼娜·彼得罗夫娜自然是家中的卫士。她尽可能地掩护我们的工作。一开始，我们眼前还没有出现职业打字员列昂诺拉的时候，妈妈就自己打字。
　　《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阿纳托利·雅可夫列维奇·舍韦连科做了许多工作。他审订了该刊所发表的回忆录全文，核对了所有的人名和日期、一系列实际材料，等等。
　　谨对当年冒着危险帮助我们保存回忆录免遭没收的人深表谢意，首先是我的朋友、莫斯科工业大学（莫斯科鲍曼工业大学）教授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舒米洛夫，他保存了复制的录音磁带和打字稿的副本。一部分录音带存放在我已故姐姐叶连娜的丈夫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叶列伊诺夫那里。
　　父亲和我都很明白，如果不将回忆录送往西方国家，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要把数十卷录音磁带和数千页手稿送到国外，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人协助，我们单枪匹马着手此事，连想也别去想。好在找到了一些提供协助的人。也绝非所有的人都是无私地参与其事，但这并不重要。他们都是些可靠的人。我说不出每个人的尊姓大名。在当时那种极端严格保密的条件下，略加打探都蕴含着危险。因此这里我只能道出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姓名。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一手“导演”了这场危险的游戏。他干得很出色。在开始阶段，列夫·彼得罗夫曾协助过他。当然，这一行动的所有参与者都是一些普通公民，他们投入了一场与职业高手进行的游戏，很可能迅即“玩儿完”。不过在克格勃中也有一些人，他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决定帮助我们，佯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似乎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可能正是他保护了我们免遭必然的失败。
　　美国方面为手稿命运操心的是杰罗尔德·谢赫特，时任《时代》杂志驻莫斯科代表。他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于他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是谁帮助了他，只有他一个人心知肚明。将原文译成英语并进行编辑的则是斯特劳布·塔尔博特，一位心灵美好、博学正派之人。他奉献给读者的不仅是其内容，而且是精神实质、作者的形象，即便在父亲相当尖刻地评论他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地方，他都保存了始终如一的善意。
　　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为了本书的俄文本能成为现实，我的儿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小赫鲁晓夫也尽力不少。《莫斯科新闻》出版社及其总经理亚·利·魏因施泰因决心成就此事。格·伊·列兹琴科承担了校订、编辑、筹备出版四卷本的工作，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编辑和出版家，系不久前的《新世界》杂志责任秘书。这个版本既收入了尼·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本身连同录音磁带的异文，也收录了有关时期的各种文件和材料作为《附录》，还有丰富的参考文献。这样处理，使尼·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易于为更加广大的读者群所接受，其中不仅有所描写事件的同时代人，而且包括正在建设一个新俄罗斯的那些人。我衷心地感谢《莫斯科新闻》及其直接或间接参与本书出版事务的全体工作人员。

　　　　　　　　　　　　　　　　　　　　　　　　　　　　　　　　　　　谢尔盖·赫鲁晓夫

　　　　　　　　　　　　　　　　　　　致中国读者

最尊敬的中国读者:
　　我的父亲、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政府首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这部回忆录，若不是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张洪波同志积极努力，若不是他锲而不舍地多方寻觅，也许您永远也无法读到这部值得您关注的作品了。这部三卷集回忆录不仅仅是我父亲对自己一生的叙述，它是苏联成长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复杂而危险的冷战时期，苏联向最大的世界强国美国发出挑战，同美国平起平坐，并迫使美国承认苏联的平等地位和角色各异。那是同西方激烈对抗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转折，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从新的战争不可避免向着和平、非同一般的和平的转折。
　　1950年代中期，苏维埃国家摆脱了国际上被孤立的困境，世界列强的领导人争先恐后，纷纷以访问莫斯科为荣。我的父亲也跑遍了大半个地球，处处广交朋友，结交私人的朋友，同时也结交苏维埃国家的朋友（这点尤为重要）。
　　我父亲执政的1953～1964年，是整个苏联经济重组的十年，他开始让苏联经济以人为本。那十年，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开垦了3300万公顷的荒地。商店里不仅面包供应充足，牛奶、鸡蛋、水果也应有尽有，人们对明天充满信心。国家已不再面临俄国人十分熟悉的饥馑的威胁。1890年代，1920年代，1930年代，二战期间和战后头两年，1940年代，俄国人饱受饥馑的折磨，有的村庄家家成了绝户。从1950年代开始，俄国人对饥馑渐渐淡忘，已经不再去回想了。
　　当时，苏维埃国家经历了一场大搬迁，人们迁出地下室、地窖、拥挤不堪的公共宿舍，入住单元房。十年之内，近一半的苏联居民免费分到新房。为了达到这一史无前例的结果，苏联建设者研制并掌握了房屋建筑的工厂式流水线工艺。建筑传送带大显神通。
　　1950～1960年代，苏联成了火箭和航天大国，1957年10月3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59年10月第一枚月球火箭上天，1961年4月12日以尤里·加加林上校为标志的人类首次登上太空，使世界为之惊奇。
　　那也是中苏两个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从全盛至凋萎的十年。我父亲真心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睦邻关系。我们竭尽所能地向中方提供援助，一切都与中方共同分享。在他执政期间，苏联在中国建设了将近6000个现代化企业，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完成学业。当时诞生了中国的汽车工业、航空工业，中国人开始按照苏联的图纸和工艺生产自己的第一批载重汽车、飞机、火箭等等。像“世世代代友好”的我们两国之间这样紧密和真诚的友谊，世界上似乎还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
　　令人遗憾的是，1960年代初，这一切都偏离了正轨。“永恒的友谊”仿佛纸牌搭的小屋一朝坍塌。昔日的盟友开始相互诽谤。也罢，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在此讨论谁是谁非和个中原因。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双方各有自己的解释。
　　我父亲建议读者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对他的意见，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不过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看自己，总是有好处的。
　　父亲无意从头到尾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他的回忆录是苏维埃国家1930年代初期以来的历史。这是关于工业化、斯大林大清洗期间残忍的胡作非为、同希特勒德国的浴血战争、斯大林之后的复兴的故事。
　　不言而喻，我父亲的回忆录反映了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对于历史和他的一生的观点。如同其他所有国务活动家当然是真诚的回忆录一样，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我父亲的回忆录使读者可以透过干巴巴地记述事实的档案材料洞悉生活，沉浸在火热的政治和个人的激情之中，了解同时代人眼中那逝去的年代。
　　每位读者掩卷之后，自会根据各自的理解和各自的历史癖好做出评价。我希望阅读本书将是愉快而有益的，因为当代生活深深地扎根于过去。不了解过去，不理解过去，就无法顺利地走向未来。
　　愿读者一路走好。
　　祝您幸福、顺遂和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