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的话 读者所看到的这本我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忆录节选本,仅仅是他于1967~1971年间口授的大量材料的一部分。我之所以成为手稿编辑者和保存者,完全是情况使然。当年帮助父亲写作回忆录,有可能惹来大麻烦。当局千方百计不让赫鲁晓夫回忆录问世,他们得逞了,至少是在我国。 如今一切都起了变化,出版却遇到了新的障碍,首先是资金方面的障碍。何况.在浅薄的读者看来,已故政治家关于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和并不存在的制度的议论,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就其“陈旧过时”和无人需要而言,与俄国另一位改革家谢·尤·维特的回忆录颇为相似。二者都是在秘密状态和当局阻挠下写成的。二者都是先在国外出版,而在祖国问世已是多年之后,也就是已经改朝换代,当否定前政府的经验、否定自己历史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的时候。二者都是时代的再现,都是关于时代的十分个人化的叙述,关于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的叙述。二者都是立足过去,展望将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着手写回忆录时,当局认真地提出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目标。他认为他们的决定极不明智,对国家极为不利,他以力所能及的手段尽量对此进行抵制,讲述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真相。这里不仅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讲述了体制的罪行,使国家从战争之路转向崎岖不平的和平共处之路,使国家从军备竞赛转向连续裁军,裁军既可保障国家的安全.又不致阻碍集约化的经济发展。这里也有关于试图改革我国社会、探索合理的经济结构的讲述,这样的经济结构应能使我国实现我父亲的理想——“赶上美国”.但不是在核导弹的制造方面,而是在可使大家过上像样生活的生产方面。他想首先让全国人民“吃饱”,在肉、奶和黄油的生产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垦荒。引发了许多笑话的种玉米(除了玉米,还有大豆)。建立大畜牧综合体的方针在当时曾受到毁灭性的批评,然而美国正是在这样的畜牧综合体、而不是个体农场中生产出鸡肉(也就是俄国人已习以为常的“布什鸡腿”)、猪肉和牛肉的。这些题目都有待进行认真的研究。尽管有错误.当时在不进口粮食的情况下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灾难性的1963年除外)。遗憾的是并未做到一切都如愿以偿。无论有多少缺点和失误,西方学者仍然认为,在20世纪的苏联领导人中,惟有赫鲁晓夫在离任时交出的国家,其状况比他从前任手中接过这个国家时要好。
住宅建设。五层小楼,混凝土预制板,一言以蔽之,是“赫鲁晓夫式贫民窟”。为何选定了这条道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书中详加叙述。他认为,不这样做,我国就永远摆脱不了窝棚和拥挤不堪的公共住宅。
经济改革。从部向国民经济委员会、从纵向的统一管理向地区管理的转变。转变曾一度对经济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一步骤也暴露了国家所有者与地区精英的意向之间的矛盾。改革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逆转地恢复了那条垂直线,只是如今已不是部的垂直线,而是国民经济委员会权力金字塔的垂直线——跨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全联盟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军事改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明白,经济方面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战略上的对称、建立平衡的武装力量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军备竞赛,必将导致我国的经济崩溃。他认为出路在于军事战略的不对称,也就是我国的安全靠数百枚(200~300枚)洲际核导弹来保障,由一支人数不多(约50万士兵)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来保卫这些导弹。在海军、空军、坦克、战术核力量等方面决不试图与美国一争高低。节省下来的巨额开支应当用于发展经济。武装力量改革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立即开始。军队从550万人裁减到250万人。停止了劳民伤财的水面海军的建设。裁减了空军和炮兵。计划大大减少坦克的产量。正是因此.军界人士很不喜欢他。
外交政策。如何使我国免受外来的威胁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认为只有一个办法:迫使美国对苏联平等相待。在经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有靠对于对方的任何举措都作出强烈的反应。于是危机政治应运而生: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到1962年的古巴(加勒比海)危机。如果将它们排成一列,就一目了然:多亏既坚决又谨慎的对应,才使得美国承认我国的强国地位,可惜仅仅限于军事方面。
我并不奢望人人都同意我的评价,有人会认为我带有偏见。当然啦,我对那个时代、对我父亲的看法是主观的。它也只能如此。那么是否存在非主观的看法呢?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然而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我们在汲取过去的教训方面做得愈好,将来犯的错误就愈少。
在此,对列昂诺拉·尼基福罗夫娜·费诺根诺娃的忘我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在极其艰难、充满敌意的情况下将尼·谢·赫鲁晓夫口授的磁带全部打成文字。
十分感谢阿纳托利·雅科夫列维奇·舍韦连科,他尽量对全部手稿进行了校正,做好付排的准备。
艾哈迈德’艾哈迈多维奇·伊斯坎德罗夫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刊载了回忆录的全文。
我想特别提到我家的朋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克里默曼,并向他表示特别的谢意,他在挑选和准备来自档案和作者的照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父亲的回忆录增色不少,我还要对于他们的照片已收入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苏联和国外的摄影记者表示感谢。
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教授
引 子
许久以来,我的同志们纷纷向我问起(岂止是问起,他们还建议)撰写自己回忆录一事。因为我和我这代人曾经生活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革命,内战,以及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有关的一切。这是整整的一个时代啊。从入党之日起,我就有幸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我始终担任一些选任的职位。关于卫国战争和国内战争、国内的事件,人们已经写得很多了。然而也有许多人都不明白的“空白点”。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明白。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档案材料,许多事情有了不同的解释。从前只有我们对于斯大林的盲目信任,因此在他领导下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必需的,而且是惟一正确的。当我们自己开始稍微以批判的态度来思考时,就开始尽量根据档案材料来对事实进行检验了。 对于力劝我拿起笔来的同志们的忧虑,我很理解。再过一段时间,今天活着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说是一字值千金。何况是那些曾经掌舵的人,舵轮曾使整个巨轮驶向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改革,并从而对世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我只得在实际上无法利用档案材料的情况下写作。这实在太困难了,而且以我目前的处境,大概是办不到的。 我想做到十分诚实,在援引事实时,要让下一代(我就是为他们写的)便于核对。我将指出应当查阅的文献资料,以便更加详细地了解、核对和理解事实。凡是我认为下一代会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所有的事实都已经过核对并且如实地记录下来。可以详加查阅。眼下这些档案材料无法看到,不过它们必将成为大家的财富。甚至现在我就认为大多数材料并不是内部材料。
我想讲讲自己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我凭经验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将会苦苦寻觅关于这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的片言只字,当时我们曾经生活、创造和建立强大国家。这是靠我们的努力,靠人民、党和当时作为群众组织者的领导人的的努力。我很走运,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段,从我党最小的基层单位——基层党组织直到高级领导机关——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主席团、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我曾经参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曾参与将决策付诸实施,我曾经是这个重要时期的事件的参与者。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出自己的看法。
我事先就知道,没有一种看法会使人人都满意,再说我也不追求这个目标。然而,我希望在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并作为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留下去的诸多看法中,我的看法也为人所知晓。这些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中,有些彼此相同,有些则各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这里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其实今后也是如此。真理是在争论中产生的。即使在一个党内,即使都站在一个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人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解决某个问题时也会有不同的细微差别。我生活在一个需要对某些问题的解决采取灵活态度的时代,我知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不会使我感到困惑。
我寄希望于那些将成为类似评判者的人。人民将会作出评判,他们将阅读这些材料,并作出自己的结论。我并不认为我所说的一定是真理。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对于某个问题上各种观点的比较中,去发现真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有人想对什么都搞一刀切,凡是不符合标准的,就统统宣布为异端邪说、胡说八道,也许甚至宣布为罪行,这是很荒唐的。让历史自己来评判吧,让人民来评判吧。
因此,对于读者可能在我的笔记中发现的不正确之处,我事先请求谅解。这是我的观点,我现在是这么看,这么理解,我也就这么写。我不想虚与委蛇,因此也不想隐瞒、不想掩饰、不想润色、不想美化我国的现实。它不需要这样的美化,因为它本身就雄伟壮观。因为我有幸生活在这样的转折时代,当时我们打破了建立在资本家地主基础上的旧生活,将它推翻,并且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生活。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僵死的理论。我们曾经在最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为实践开路。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那个时期不可能不出现有意或无意的疏漏和错误。常言说得好,子孙后代定会原谅我们的,他们考虑到这是第一次试验。因此它是惟一的,至于第二次,那就是它的某种重复了。让人们在评判我们时,考虑到我们曾经生活和创造的条件吧。我们是先干,然后才开始写回忆录的,为的是不致遗漏我们、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我国历史上所创造的好东西,也不致重犯那些据说是为了党而犯下的错误,我甚至要说是罪行。出现这种滥用权力的原因,二十大报告已经作了说明,二十二大报告中在某种程度上再次作了说明。我认为这方面所说的话都是正确的。我至今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讲述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的重要时代,然后在我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依次讲述事件的过程,讲我当时的观感和理解以及今天的评价。
从何入手呢?我想应当从斯大林这个人物入手。为什么?这个问题往后就会清楚的(如果我能够把事情做到底的话)。如果要马上多少作出解释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我们以为在他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也是为了革命能够存活、巩固和发展惟一可以做到的。诚然,在斯大林晚年,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前,特别是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指我本人、布尔加宁、马林科夫,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贝利亚)已经产生了一些疑虑。当时我们无法去验证。只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并非刚刚去世时),我们才有足够的党的公民的勇气掀开帷幕,看看历史的后台。这时我才了解到某些事实,我想把它们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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