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

　　本书的前身是留日学界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会刊《东瀛求索》，迄今已刊行了11期。在这十多年中，会刊被批准为“国际标准逐次刊行物”，作为正式的学术刊物使用日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刊登会员和有关学者的论文，在日本的留学界已具相当的影响。尽管如此，为了使杂志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经过研究会的多方讨论，决定从新的一期起，以论文集的方式在国内出版。

　　回首百年前的中国，也曾有过一次空前的留日热潮，大批中国学子为寻求富强之路东渡日本，他们以日本为窗口在热心地吸收西方近代的新思想、新知识的同时，创办了各种杂志向国人介绍“西学”，并从各种角度探讨和宣传强国富民的主张。《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还有《民报》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留学生杂志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力之一，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

　　时隔百年，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留日潮在其规模上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经过20年的积累，在日中国人中已形成了一支不小的专业人才队伍。这20年来仅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就已超过了5000人，而在日本的大学、研究所等教育研究机关工作的在日中国人也已达3500余人。但是，尽管中日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加深，归国的留学人员也日渐增多，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日本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广泛地为国内所知，至少可以说，与上述的在日学者的规模不相称。这也正是我们决定用中文在国内出版这本论文集的原因，一年一本的论文集虽然力量菲薄，但积少成多，希望这项事业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能越办越好，促进国内学术界对日本学术研究的了解，扩大两国学术交流的基础。

　　在日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地介绍到国内并不意味着在日的中国学者对此项事业漠不关心，在外求学不仅要应付繁重的学习研究任务，还要为生活上的保障而奔波，这是海外学子的共同体验。但是，即使如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1986年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们创立以来，由默默无闻的小团体成长为留日学界最具影响的学术组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留学生和学者们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不能忘记的是，研究会的成长是与日本友人的帮助分不开的。从和中协会、国际文化会馆始终一贯地在财力和人力上的大力援助，到日本学者对当初缺乏经验的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研究会的今天。

　　当今的世界潮流已远非百年前弱肉强食横行的时代，我们不用像昔日肩负救亡图存的留日学子一样受强烈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所束缚，在多元、共生等价值日益得到人们重视的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愿作为连接中日、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这本论文集是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200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东京举办了第十四届年度大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与在日的学者一道，围绕着“全球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主题从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角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对中国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  年。中国申奥的成功并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中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发展，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使人们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借用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说，就是“仿如一身经二世”，它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主动地融人国际社会的过程，申奥的成功和加人世贸组织就象征着中国通过改革和开放向世界敞开大门并得到了世界认知的结果。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年“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似乎预言着中国更广泛的改革的开始。

　　随着中国更进一步地融人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世界在预测今后中国对世界的巨大影响的同时，愈发关心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不仅要思考如何继续发展，还要将自己放在21世纪全球化的大潮中，以全球的眼光思考中国将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进行自我定位。同时，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重视与我们的近邻，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并没有缩短心理、精神上的距离，只有在两个文明间实现真诚的对话，才有可能在中日之间架起一座相互理解和信赖的桥梁。

　　本次研讨会就是围绕以上问题意识进行的。本书所收的14篇论文，半数以上都来自于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特别演讲和报告。其余的也是来自具有相同问题意识的本研究会会员的投稿和有关学者的热情赐稿。研讨会特邀沟口雄三、杜维明、樊纲三位先生作特别演讲，他们的精彩讲演同时也为大会定下了基调。

　　沟口雄三先生在演讲中针对包含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冲击”提出了“中国的冲击”。它不同于“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中国威胁论”立足于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优越感之上，这种优越感是近代日本在“西方的冲击”下强盛起来后形成的。沟口先生对此针锋相对地提出的“中国的冲击”，旨在提醒人们摒弃以现代化的先后划分优劣的历史观，以多元的历史观真诚地对应“中国的冲击”(演讲中文稿刊登在《读书》杂志上)。在本书的文章中，沟口先生具体地就历史认识问题指出对造成“加害”与“受害”意识之间落差的根源进行历史性洞察的重要性。他指出明治以来形成的对中国、朝鲜的蔑视感情歪曲并阻碍了日本人对亚洲现实的认识能力，当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们的历史观是对这种蔑视感情的再生产。沟口先生把对这种意识的清算作为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沟口先生的坦诚，我们不禁要自问作为中国人应该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此，杜维明先生的演讲作了很深刻的回应。杜先生首先以高屋建瓴的视野从中国哲学思想的角度剖析了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与不同；同时指出全球化还加强了认同意识，加深了根源性的复杂性。他指出，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不应成为所谓现代先进国家的威胁，中国虽然有百余年的屈辱史，但不应该让狭隘的报复心理或者“夺权”的心态主导。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才是一种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健康心态。

　　平野健一郎先生在特别寄稿中对全球化的讨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富有启发性。平野先生首先对现在日本关于全球化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他提出“社会、文化演变”的概念，认为亚洲各国并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全球化，各国的文化和社会同时还“反作用”于全球化，在对抗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社会、文化演变”。这从广义上来说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种演变是一种文化的“触变”，它在维持各地固有文化的同时，对文化进行了再创造，在世界范围来看，其结果是维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应该说，平野先生与杜维明先生的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樊纲先生的演讲则探讨了中日经济关系和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共同发展的问题。他在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强势和弱势的同时，指出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是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所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日双方而言应当是双赢的关系。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樊先生令人信服地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你赢我输”、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应该放弃并以共同发展代之。

　　以上的演讲和论文为这本论文集定下了基调，其余的论文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基调进行的具体研究，也是在各自领域中的力作。希望这本海内外学者的成果能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